撰文丨許永傑

摘編丨何安安

近日，浙江餘姚井頭山遺址考古傳來了新消息：井頭山遺址第一階段考古發掘取得了突破性收獲，繼河姆渡遺址、田螺山遺址之後，再度将甯波地區人文曆史在河姆渡文化基礎上往前推進了1000多年。

井頭山遺址位于餘姚三七市鎮，消息稱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碳十四實驗室等多家實驗室測定,井頭山遺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年至8300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考古現場整理出了10多處生活遺迹、數百件可登記遺物、海量的貝殼遺存以及動物碎骨、植物種子等其他動植物遺存，對中國沿海地區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從堆積性狀看，是浙江境内迄今發現的唯一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

一直以來，動植物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對史前文明的印象，卻停留在如何茹毛飲血、如何落後愚昧。戈登·柴爾德在《人類創造了自身》中提到，改變人類經濟的第一次革命，是人類控制了他們自身的食物供給。人類開始有選擇地去種植、栽培可以供人食用的草、根莖和樹木，并加以改良。人類還成功地馴化了一些野生動物，盡其所能地為它們提供飼料，進行保護，做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由此得到的回報是，這些動物被人類牢牢控制了。

狗、豬和雞如何被人馴化？磁山谷子、青海喇家的面條、甘肅東灰山的小麥何時成為黃河流域居民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錢山漾的絲綢、陝西石峁山城、寨根火種罐……又體現了怎樣的文明傳承和力量。作為一本學術随筆集，從事考古學研究四十餘年的許永傑在《農耕星火》一書中，将考古學文化作為寫作對象，不僅寫半坡人面魚紋盆、淩家灘玉龜和賈湖骨笛這樣的精美遺物，也寫了磁山灰坑、岔溝窯洞和洪山廟大墓這樣的重要遺迹，以及興隆窪村落、石峁山城和禹會村祭壇這樣的典型遺址，可謂對史前生活的一次全面解碼，揭示了史前文明的星星之火。

以下内容節選自許永傑所著的《農耕星火》第一章《動植物馴化》，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農耕星火》，許永傑著，故宮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殉人和殉狗都發生在史前時期

以人殉葬，以前人們認為是發生在商代晚期發達的奴隸社會的事情；以狗殉葬，人們也以為是商代晚期的事情。江蘇新沂花廳墓地的發掘告訴人們，殉人和殉狗都發生在史前時期。

花廳墓地的16号墓葬，就是一座既殉人又殉狗的墓葬。該墓是一座大型矩尺形墓葬，墓坑長5.5米，寬約2米；因陳放墓主人的墓坑中間不見人骨，《花廳》報告認為墓主人可能是因戰事客死他鄉而屍骨未還的部族英雄。随葬的48件陶器、玉石器、骨器散見于墓内各處。墓坑下方西側有一17歲青年男子，緊貼青年男子的墓外側葬一17歲的青年女子。緊鄰墓上端有并列的3個小墓，内葬幼童。墓坑下端陳放狗1具、豬頭及豬蹄10多個。

花廳墓地的16号墓葬平面圖。

花廳墓地是一處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與黃淮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共處的墓地，分為南北兩個墓區，兩文化的陶器不但共見于同一墓地，還共見于同一墓區和同一墓葬，但是以人、狗、豬殉葬的墓葬卻都位于北墓區。随葬豬和狗是大汶口文化的顯著特征，在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就曾出土一件憨态可掬的狗形陶鬶。

大汶口狗形陶鬶

同屬于蘇北的邳縣劉林墓地，有8座墓葬殉狗，狗都側卧在墓主腿部附近。其中25号墓葬，墓主為仰身直肢葬，在兩手間各有骨勾1件，腰間有穿孔石斧和骨槍頭各1件，在骨槍頭下、骶骨上有1件穿孔龜甲，左臂旁有1件骨匕，左股旁有陶罐、陶鼎、骨柶各1件，兩股骨間有1件陶杯。在胫骨旁側卧着一具狗骨。與劉林墓地毗鄰的大墩子墓地，有9座墓葬殉狗。其中44号墓葬，墓主為男性，30歲。身軀高大

（1.85米）

，骨骼粗壯。随葬器物達53件之多。除罐形鼎、圈足杯、缽形鼎、罐、瓿、缸、三足高柄杯、彩陶盆、骨柶等生活用具外，還有骨刮削器、骨魚镖、穿孔石斧、穿孔石鏟等生産工具或武器。墓主腹部兩側各有一副用于蔔筮的龜甲，龜甲内盛有骨籌，另外還有與宗教禮儀活動相關的骨柄獐牙勾形器、獐牙勾和骨扳指随葬。一具狗骨架卧在墓主左腿外側的彩陶盆和陶缸之上。該墓所出的彩陶盆就是大汶口文化著名的八角星紋彩陶盆。

以狗殉葬最早見于距今8000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賈湖遺址的墓地發現有6個葬狗坑，單獨挖坑葬狗是全墓地舉行祭祀活動的遺留，狗是作為全墓地的共同殉葬。在中國古代以狗殉葬最盛行的時期是商代。商代早期的河北藁城台西遺址，共發掘112座墓葬，其中墓底有腰坑殉狗的墓34座，約占發掘墓葬總數的三分之一。商代晚期的殷墟西區939座墓葬中，有339座有狗殉葬，占墓葬總數的三分之一強，其中不少墓中殉狗還在兩隻以上。

狗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動物。狼向狗的演化最早的材料是比利時境内戈耶洞穴遺址出土的個體，發生于距今31700年，其證據便為其吻部明顯短于狼類。在中國最早的材料是距今約10000年的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該遺址出土了多塊犬科動物的骨骼，其中一塊左下颌的齒列長度為79.4毫米，這個尺寸比90毫米左右的狼要小，而賈湖遺址所出狗的下颌齒列平均為72.68毫米。從狼到南莊頭狗，再到賈湖狗，齒列長度逐步變短的趨勢，符合狗的進化過程。

狗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周代的犬分為三類，孔穎達疏《禮記·少儀》講：“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史前和商代墓葬中的殉狗則應是參與戰事的“軍犬”，這在上文的舉例中可以看出。花廳16号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戰死他鄉的軍事首領，劉林25号墓葬的墓主是一位以武器、工具和法器随葬的集軍權和神權于一身的部族首領，大墩子44号墓葬的墓主更是一位身軀高大、手戴扳指，以武器、工具和法器随葬的部族英雄；而且這三座墓的殉狗都位于墓主的腳下或腿旁，再現了死者生前與狗的關系。商代晚期著名的女将軍婦好的墓葬中，竟有6條狗殉葬，是更具說服力的例子。

豬的馴化是

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發明創造之一

漢末經學大師鄭玄注《周禮》，将馬、牛、羊、豕、犬、雞列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六畜。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六畜中的豬

（豕）

是中國獨自馴化的，距今6500年以前的前仰韶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豬已經是比較普遍飼養的家畜了。

著名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第一期遺存中出土1件線刻豬紋陶盆。該陶盆為夾炭黑陶，平面呈長方形，圓角，侈口，器表打磨光滑。長邊兩側各刻一豬紋，長嘴，豎耳，短尾，粗鬃，背微上弓，腹略下垂，形象逼真。高11.7厘米，口邊長21.7厘米，寬17.5厘米，底邊長15厘米，寬13.5厘米。該遺址的同一時期遺存中還發現1件陶塑豬，高4.5厘米，長6.3厘米，形态與豬紋盆上的豬十分相近，也作長嘴、弓背、垂腹狀，隻是顯得更胖些，表現出吃得好，養得胖。另外，在遺址的同一時期遺存中還發現豬頭骨。

《河姆渡》發掘報告認為，盡管陶盆上的刻劃豬紋和泥塑陶豬尚保留長嘴等野豬的形态，但整體上與家豬已很接近，遺址内豬的死亡年齡都比較年輕，應屬非正常死亡，因此可以相信，在距今約7000年的河姆渡一期文化的先民們已經馴化并飼養了豬。

河姆渡豬紋盆

長江下遊年代略早于河姆渡遺址的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

(距今8200~7000年)

，是目前所知我國南方地區最早出現家豬的遺址，在遺址内發現有家豬的下颌骨等骨骼。在北方，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距今約8000~7400年的第二期遺存118号墓葬中，随葬一雌一雄兩頭豬；距今約8000年的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的5号房址一側，出有擺放在一起的12個豬頭骨；距今約8000年河北武安磁山遺址5号灰坑的底部，有兩頭豬、一隻狗與炭化的小米埋在一起。

2008年，羅運兵等主要依據賈湖遺址第七次發掘材料，運用新的科技考古方法，列舉了七條證據，說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為我國最早的家豬起源地，約距今9000年3。這一科研成果表明，中國與中東的土耳其Cayonu遺址幾乎在同一時期馴化了家豬，也就證實了中國的家豬馴化是獨立起源的。豬作為史前時期人們的主要肉食的同時，也進入了人們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僅以陶器為表現形式的藝術品就有半坡文化的豬面紋彩陶瓶、江蘇新沂花廳豬形陶罐、漢代的陶豬圈等。

東漢陶豬圈

野豬之所以被馴化成家豬，主要因為其具有雜食性、易圈養、早熟出肉多和糞多的特點。中國是以農業立國的國家，豬的出肉和多糞是與農業緊密相關的。豬的馴化、飼養和選育技術是古代中國最偉大的發明創造之一，也是古代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根據最新統計，目前全世界家豬品種有300多個，中國占有三分之一，是世界上家豬品種最多的國家。

磁山遺址出土的“家雞”是已知最早的家雞

20世紀70年代後期磁山遺址鳥類骨骼的發現，是一件在世界範圍内具有影響的考古事件。鑒定該骨骼的老一代動物考古學家周本雄的結論是：磁山遺址有較多的鳥骨發現，除了屬于豆雁

(Anser fabalis L.)

的一隻前掌骨和一鎖骨外，其餘的均屬于家雞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L.)

的骨骼，主要是較完整的跗跖骨，此外還有鎖骨、肱骨、股骨和尺骨、桡骨等。磁山“家雞”的跗跖骨除一根無距的代表雌雞以外，其餘全部為雄雞。

磁山“家雞”骨骼

20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學者聯名，在英國的《考古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指出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家雞。這一結論得到國際動物考古學界的基本認可。磁山遺址出土的“家雞”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家雞，并被寫進歐美動物考古學的教科書。

進入21世紀，家雞起源于中國華北地區的觀點，受到來自本土新一代動物考古學家袁靖的挑戰。2009年，河南淅川申明鋪遺址出土的一件西漢青銅鼎内發現雞骨125塊，屬于一個完整的雌性個體。袁靖團隊基于這一材料，并結合新發展出的環頸雉與雞的判别方法，通過觀測喙骨、肱骨、股骨、跗跖骨的形态學特征來确定雞是否被馴化。他們逐一檢視了東周以前我國境内出土的38批“家雞”的材料，發現除磁山遺址的鳥類骨骼鑒定為家雞有具體說明外，其餘的材料竟然都沒有交代證據。

當年周本雄給出的磁山“家雞”三點證據是：雞的跗跖骨形态和紅原雞很相似；雞骨與紅原雞骨長度最為接近；雄性雞占據絕大多數是有人工幹預的因素。因為僅此三點證據，而缺乏骨骼的形态學特征，所以是不足為憑的。他們認為，中國境内能夠肯定的家雞馴養發生在商代晚期。證據來自1978年發掘的安陽小屯一号灰坑出土的一件不完整的雞頭骨。該頭骨枕髁小、枕骨下窩深而大、眼神經外支管孔和迷走神經孔相當發育，根據這些骨骼的形态特征可以認定為家雞。他們還列舉了來自商代晚期甲骨文的證據，即在甲骨文中既有野生的雉，也有馴化的雞。商代以後，雞大量見于諸文獻。

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湖北天門鄧家灣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獲得數以千計的陶塑，其中不乏鳥類形象，發掘者認為是馴化的家雞。有研究者根據陶塑短喙、粗頸、小羽、短尾等特征，判斷其為家雞。在鄧家灣出土的陶塑中，有可以肯定的家畜，如豬和狗，也有可以肯定的野生動物，如象、猴，還有不好肯定馴化與否的動物，如羊和雞。之所以難以判定，除史前藝術達到的模拟動物的象形程度外，還有野生動物與馴化動物在外形和神态上的相似程度。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準确地掌握家雞與其祖先紅原雞的體貌差别，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求史前匠人準确塑造出家雞和紅原雞，是強求于古人。因此，鄧家灣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的陶塑鳥類，是否為家雞也就沒有得到新一代動物考古學家的認可。

雞被家養後，夜間為防野獸襲擾，有兩種栖息方式，一是栖息于樹上，一是栖息于雞舍内。《詩經·王風》有“雞栖于桀，日之夕矣”和“雞栖于埘，日之夕矣”之句，講的是雞栖息于樹樁上，天晚了；雞栖息于雞舍内，天晚了。雞為禽類，家養前是栖息于樹上的，家養後開始栖息于雞舍，周代雞的飼養在晚間有樹上和雞舍兩種形式，反映出雞的馴化過程。雞的兩種夜間栖息方式，在出土文物中都有發現，商周時期有立于杖首的雞，漢代則多見栖息于雞舍的雞，雖然漢代雞夜間多栖息于雞舍，但是仍有雞栖息于樹上的方式。當然，今天也偶爾可以見到雞上樹。

廣漢三星堆出土銅雞。

雞自被家養後，便成為人類餐飲、宴飨、祭祀桌案上的不可或缺的美食、祭品，這種兩足的扁毛畜生竟然與另五種四足圓毛的畜生齊名，被視為“六畜”之一。六畜在東周時期是指馬、牛、羊、豬、狗和雞。《爾雅·釋畜》載：“馬八足為駥，牛七尺為犉，羊六尺為羬，彘五尺為䝈，狗四尺為獒。雞三尺為鹍，六畜。”東漢鄭玄注《周禮》“六擾，馬、牛、羊、豕、犬、雞”，西晉杜預注《左傳》六畜為“馬、牛、羊、雞、犬、豕”，延續了這一說法，也都把雞與馬、牛、羊、豬、狗認作是六畜。關于雞的話題也還有許多，諸如公雞打鳴、母雞下蛋、十二生肖等，這裡就不再一一講述了。

磁山遺址粟的出土量相當可觀

粟，北方俗稱“谷子”“小米”，由野生狗尾草馴化而來，是旱作農業的典型作物。我國是世界上粟的種植面積最大，也是最早栽培粟的國家，主要栽種區域為黃河流域。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粟的地點之一，距今超過7000年。

發掘報告将遺址分為早晚兩期，第一期的186個灰坑中有62個可見腐朽的糧食堆積，第二期的282個灰坑中有18個可見腐朽的糧食堆積。據參與發掘的佟偉華介紹，這些糧食堆積出土時略潮濕，呈淡淡的綠灰色，大部分成粉末狀，質地疏松，粉灰中可見形态飽滿的外殼，與現代粟粒基本無區别。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運用灰象法對糧食标本進行鑒定，發現了粟的痕迹，确認磁山遺址灰坑内的腐朽糧食為粟的堆積。

與黃河流域同時期甚至年代更晚的考古學文化遺址所見粟的遺存相比，磁山遺址粟的出土量相當可觀。這些儲糧的灰坑開口平面多為長方形，個别為橢圓形，坑壁多為直壁，坑底為平底。以長方形坑為例，一般長1~1.5米，寬0.5~0.8米，深則1~5米不等。其中堆積的粟一般有0.5~0.6米厚，最厚的可達2.9米。由于粟在腐朽過程中下沉，最初的堆積應更高。佟偉華根據腐朽糧食與新鮮糧食的密度之比，假定各灰坑内現存糧食堆積高度與原堆積高度之比相同，推算出磁山遺址目前所清理的儲糧灰坑内，粟的存儲量可達100多立方米，折合重量可達50噸！

左為石磨盤與石磨棒，右為陶盂和支腳。

在磁山遺址中，與種植和加工谷物相關的配套農用工具種類齊全，有用于耕作的石斧、石鏟，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鐮，用于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用于裝盛的陶缽、陶盂和支腳，等等。而這些用具成組共出的情形更是耐人尋味。如石磨盤與石磨棒的組合：多為平置，磨棒置于磨盤附近或直接置于磨盤上；少數豎置，磨盤與磨棒一頭栽入土中。又如陶盂和支腳的組合：有的陶盂置于支腳上，有的支腳又裝入陶盂内。結合上述大量儲糧灰坑的發現，發掘報告認為磁山遺址可能是一處糧食加工場所。

研究者蔔工認為，磁山遺址不同于一般的聚落址，主要原因在于遺迹主體為灰坑，而與人類日常生活相關的房址、墓葬、竈坑等則數目寥寥。更加奇特的是，部分灰坑糧食堆積的底部發現有豬骨架或狗骨架，朽爛的動物屍體顯然是不能與糧食一起儲存的。另外，灰坑内糧食堆積上部的黃硬土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有意填入，甚至經過了踩踏或夯打。而這些儲糧灰坑内成組出土的陶器以及組合出土的石器、陶器，也是有意為之。

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了存在祭祀行為的可能性。《爾雅·釋天》中記載的“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明确指出了挖坑埋入貢獻是一種祭祀土地的禮儀。磁山遺址的大量儲糧灰坑和組合出土物，很有可能正是這種“瘗埋”行為的反映。因而，磁山遺址應為一處祭地祀年的場所，而非普通的定居生活聚落和糧食儲存地。以粟作為糧食貢獻祭祀土地，則反映出磁山文化所處時代，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識已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磁山遺址粟遺存的發現并不是偶然現象，較磁山遺址緯度更高的内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也有粟和黍類遺存以及加工工具石磨盤和石磨棒的發現。

粟，古稱“稷”，《說文》稱其為“五谷之長”。古代以“稷”象征谷神，乃是原始先民自然崇拜的延續。代表土地神的“社”常與“稷”合稱，用以指代國家，這不僅反映出土地崇拜與五谷崇拜關系緊密，更顯示出兩者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中國中的重要地位。《周禮·考工記》記載的“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的國都營建制度，就是以“左祖右社”作為禮制建築的核心。其中，“社”即為“社稷”，是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禮制建築，其與祖廟并列，享受着古禮中最高級别的供奉。

喇家面條挑戰了意大利為面條起源國的觀點

2002年，青海民和喇家遺址的發掘又有一項在世界範圍引起震動的發現。在20号房址的地面上有一反扣的籃紋紅陶碗，這件看似平常的器物中蜷縮纏繞着的線團狀物體，後經檢測證明是史前人類的精制食品——面條。喇家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齊家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碗面條出土時色澤猶新，為米黃色，粗細均勻，直徑約3毫米，長約500毫米。其間夾雜着動物的小碎骨，與今天西北地區流行的臊子面頗為類似，看來古人也講究舌尖上的體驗，不是“吃素的”。科技考古人員将面條的檢測結果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後，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廣泛報道。

喇家20号房址出土紅陶碗及碗内面條。

今日中國北方的面條，原料多為小麥粉。小麥雖然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龍山時代已由中亞傳入中國，但喇家的這碗面條卻不是小麥粉制作的，其材質為粟與穄

（亦稱糜）

混合而成。中國4000年前喇家面條的發現，直接挑戰了既往關于意大利為面條起源國的觀點。

這碗面條的發現還意味着史前時期小米的食用方式并不完全為粒食，它也存在被加工為粉面制品的方式。粟類被加工成面粉的工具為磨盤與磨棒，使用磨盤與磨棒加工谷物可追溯至距今8000年的前仰韶時代。中國的黃河流域及其北方，是粟的發源地，其馴化的時間也是發生在前仰韶時代。目前雖沒有發現證明，但在理論上卻存在着8000年的面條史的可能。

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出土面條。

小麥粉與水混合後，富有彈性與延展性，做成面條後以其獨有的勁道而為食客喜好。小麥在中國北方廣泛種植後，在面條這一食物中，便取代了粟類食材。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面條最初是稱為“餅”的。東漢時期崔寔在《四民月令》中稱其為“水溲餅”，可見那時的面食已與湯水相伴而成味。魏晉時，面條亦喚作“湯餅”，事見《世說新語》。唐《初學記》卷二六引晉範汪《祠制》曰：“孟秋下雀瑞，孟冬祭下水引。”可見南北朝時期又稱“水引”，亦有“水引餅”或“水引面”之稱謂。南齊高帝蕭道成便對“水引餅”推崇備至。

另《太平禦覽》引《荊楚歲時記》曰：“六月伏日，并作湯餅，名為辟惡。”彼時食面之勢可謂蔚然成風。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記載有面條的制作方法。唐代的敦煌文書《新集吉兇書儀》中多次出現“須面”一詞，并多次作為饋贈之禮。可見面條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殊為重要。宋代，面條的種類已發展得較為完備，《夢粱錄》中對于開封的面食店中的面條種類有着特殊的記載，其種類包括三鮮面、雞絲面、耍魚面、筍潑肉面、大熬面等數十種之多，令人眼花缭亂，應接不暇。

而面條一詞在宋代終于塵埃落定，出現于北宋龐安時的《傷寒總病論》。及至元代，利于幹儲的挂面問世，這為面食的傳播打開了新的天地。最終在明、清時期，抻面和削面被端上了人們的餐桌。此時的面條已頗為精緻，明代詩人陸深亦不禁感歎：“紅香細剝莺歌嘴，嫩白鮮羹玉面條。”而面條與面條子一詞亦常見于《儒林外史》《紅樓夢》《官場現形記》等文學作品。

本文節選自《農耕星火》，較原文有删節修改，小标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許永傑

摘編丨何安安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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