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全球化和國家主權?作者：郭忠華（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如何看待全球化和國家主權?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如何看待全球化和國家主權

作者：郭忠華（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

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兩大主題：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一方面是疫情的全球肆虐，曆史上從來沒有哪一次疫情像此次這樣迅速擴散至全球。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疫情抗擊者的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無疑是全球抗疫中的最重要行動者，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個體或其他組織能夠取而代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既彰顯了全球化的力量感和問題性，也彰顯了民族國家的中堅性和堅韌性，為思考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提供了契機。

其實，自上世紀末全球化成為重要潮流以來，兩者的關系就一直是學術界的言說重點，諸多思想家對此表達過自身的看法。比如，在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看來，全球化将打破民族國家的藩籬而使世界進入一個中心缺失、控制台缺失、董事會缺失和管理機關缺失的高度不确定狀态，全球化是“新的世界無序”的别稱。言下之意，在全球化的狂浪沖擊下，以民族國家為支點的政治秩序将成為曆史。鮑曼的觀點并不孤單。比如，哈貝馬斯認為，全球化這一引人注目的潮流正在改變政治、經濟、社會在同一民族國家内一定程度上齊步成長的曆史格局，民族國家的經濟體系正在脫離其政府管控而演變成一種跨國經濟，國家不再構成全球交換關系網絡中的要點；馬丁·阿爾布勞(Martin Albrow)認為，全球時代的來臨意味着民族國家理論的更新，這是一種把人民、民族、社會、經濟諸要素專斷地包含在特定領土邊界範圍内的概念框架，它隻與特定的曆史時期相關，已無法再适應全球時代的狀況；日本學者大前研一(Ohmae Kenichi)則出版《民族國家的終結》《沒有國界的世界》《超越國界》等系列著作，一再為民族國家簽發終結告知書。

面對晚近數十年出現的一系列變化：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鍊等全新事物，以及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暖、恐怖主義等全球性問題，我們的确有理由誇大全球化的力量感，有理由感知民族國家的脆弱性。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所指出的：在加速行進的全球化進程中，民族國家“對生活的大問題來說太小，對生活的小問題來說又太大”。除此之外，還完全有理由加上，對生活中的瞬息萬變來說又太笨重、太官僚。給民族國家簽發終結告知書并不難，但問題在于，就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此前特朗普主義的興起等現象所表明的，民族國家不僅沒有被全球化浪潮拍死在沙灘上，反而對全球化形成明顯的反沖作用。事實證明，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并非如上述思想家想象的那般簡單，它們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而更多是一種既相互促進又彼此矛盾的“共生關系”。

要理解這一點，首先必須理解何謂全球化、何謂民族國家。我們可以把全球化看作是經濟的、交往的、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或者晚近流行的數字全球化。無論何者，全球化本質上是“時空關系”的一次根本變革，即由于網絡等新技術的興起而導緻“時空距離”的消失。鮑曼和赫爾德都将全球化稱作“時空壓縮”，吉登斯則将其稱作“時空融合”。無論何者，都表明“裡面與外面”“這裡與那裡”“附近與遠處”等傳統劃分的消失，本地信息可以與全球任何地方實現即時共享。基于完整數據基礎上的空間“透明性”和傳輸速度的“瞬時性”，是全球化的兩大根本特征，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鍊等當下進展則使這些特征更加全面、更加準确、更加及時和更加顯著。與全球化概念一樣，有關民族國家的界定也可謂衆說紛纭。但作為一種與曆史上的城邦、王朝、帝國等迥然有别的國家類型，清晰的領土邊界、明确的成員身份、獨立的國家主權、排他性的行政管理被當作民族國家的普遍性特征。按照吉登斯的觀點，民族國家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是發展出史無前例的“反思性監控能力”，能夠對領土邊界範圍内的任何事物實施細密的行政監控。

從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上述含義不難看出兩者間的親和性。從根本上說，民族國家對于即時性的信息獲取和透明性的空間結構具有内在的興趣。出于國家安全、權力行使、發展規劃等各種目的，民族國家不僅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掌握自身領土邊界範圍内的任何信息，而且對邊界範圍外的信息也追求盡可能詳細的掌握。“空間透明性”是民族國家治理方式的内在追求。這不僅依賴于全面的信息搜集與整理，而且依賴于快捷的信息傳輸與處理。從國家整合的角度衡量，不同類型國家的差别就在于國家對社會進行信息搜集、儲存和加工能力的差異。在民族國家出現以前的各種傳統國家形态中，信息的儲存和傳輸或者依賴于人腦和口口相傳，或者依賴于文字書寫和印刷技術，無論何者，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整合能力都相對低下，地方社會基本上處于自在、自治的狀态。電報、電話等現代通訊技術的出現大大提升了國家對社會的整合能力，伴随着這一變化，人類開始進入民族國家時代。但隻有随着計算機、互聯網、芯片、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民族國家才史無前例地真正實現領土空間的“透明化”和管理方式上的“即時性”。

從這一角度而言，承載全球化的關鍵要件同樣為民族國家的所亟需。現代通信技術幫助塑造了民族國家的面貌和治理方式，但反過來，民族國家的内在追求也促進了信息存儲、傳輸、加工能力的發展，從而使全球化獲得加速發展的動力。從這一角度而言，全球化的動力不僅來自于資本的逐利本性，也得益于民族國家的政治本性。正因為如此，吉登斯認為，全球化不僅沒有終結民族國家，而且使民族國家脫清與傳統國家形式的藕斷絲連而進入到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時代。但問題在于，兩者間的關系并非隻有和諧和互促發展的關系，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全球化也像是其用符咒呼喚出來的魔鬼，不斷給自身造成緻命沖擊。這一點對全球化而言同樣如此，民族國家像是一個強大的制動器，給凱歌奮進的全球化進程打上一連串緩沖符。

在20世紀中後期全球化狂飙突進的時期，經濟全球化給民族國家帶來的首先是各種緻命沖擊。比如，經濟維度上的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國家安全維度上的“911事件”和全球恐怖主義的興起，以及社會維度上的全球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其中任何一種都足以給單一民族國家造成緻命打擊。正在這種背景下，不少思想家認為民族國家這一國家類型業已過時，并提出了種種有關民族國家去向的設想，歐盟則承載着最為厚重的期望。但時至今日，民族國家不但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消失，反而表現出一系列強勁的反彈：一方面是直接彰顯民族國家的至上性以回應全球化的沖擊。最明顯者莫過于美國的特朗普主義，直接打着“美國至上”的旗幟，退出一度建立的各種全球合作網絡，經濟上則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顯然不是孤例，英國、土耳其、俄羅斯等一系列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表現。同時，一度被寄予厚望的歐盟則因英國脫歐、移民等問題而經受嚴重考驗。另一方面則是民族國家的聯合行動，比如聯合應對全球恐怖主義、全球氣候變化、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新冠疫情等。面對民族國家的強勁複蘇，人們普遍感受到一股強大的“逆全球化”浪潮，對全球化的維系出現明顯的懷疑态度。

這些事實表明，有必要從更加全面和更長周期的角度審視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民族國家終結論”僅看到20世紀中後期以來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沖擊，“全球化懷疑觀”則隻看到晚近民族國家對全球化的強勁反彈。實際上，從較長周期來看，兩者之間并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呈現出一種互有起落、交錯發展的軌迹。由于難以逾越的國家主權、不斷強化的國家能力等原因，民族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内将很難被取代。同時，全球化也不會因為民族國家的一時反彈就退出曆史舞台，不僅如此，還将随着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出現而進一步向縱深推進。從更加全面的角度來看，不能因為全球化或民族國家給對方造成的某方面沖擊就否定其整體存在的可能。實際上，兩者在經受對方沖擊的同時，也從對方那裡吸取了大量養分，從而使自身進一步變得強大。中國通過加入全球化浪潮而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也經受過和經受着全球化的重重考驗。正确認識兩者間的關系，學會與全球化共存，對于中國下一步發展而言可謂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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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光明網-理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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