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記載的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材料來源，最初大概是孔子弟子們的課堂筆記。有關《論語》的編者、成書時間曆來衆說紛纭，一般認為是孔丘弟子編輯，由再傳弟子增訂。

《漢書·藝文志》的說法是：“《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大體解說了《論語》的内容、成書及書名含義。《論語》這一書名，最早見于《禮記·坊記》。因而，《論語》一書定名應該早于《禮記·坊記》。書中出現了對魯哀公、季康子等死于孔子之後的人的谥号，并記有比孔子年少四十六歲的孔門學生曾參臨死的留言。可見編纂者為孔門再傳弟子，成書時代當在戰國初期。

《論語》書影（元刻孤本）

《秦朝焚書坑儒，戰亂頻仍，導緻《論語》一度失傳，到了漢代又流傳出了多個版本。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錄，《論語》有齊、魯、古三個版本，在用字、篇名、篇數等方面各有差異。

《魯論語》為魯人所傳，主要在魯地流傳，共二十篇，今《論語》的篇章即依此而定；《齊論語》為齊人所傳，比《魯論語》多《問王（玉）》、《知道》兩篇，共二十二篇，主要在齊地流傳；《古論語》據記載，是西漢魯恭王劉餘在曲阜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論語》最顯著的特點，是把第二十篇《堯曰》的最後一章“子張問于孔子”以下單獨另分一篇，有的本子題名為《子張》，有的本子則題名為《從政》，故有《子張》兩篇，實為二十一篇。這三種本子除了篇數不同外，在章次、文字和解說上都有出入。

西漢成帝之師張禹先學《魯論》，後學《齊論》，對齊、魯兩派擇善而從，融合了《魯論語》和《齊論語》。張禹是帝師，在儒生中最為尊貴，後來的儒生廣泛推崇他的版本，導緻其他各家《論語》日漸衰微。因張禹封安昌侯，所以他的本子稱為《張侯論》，盛行于漢代。由于《張侯論》中并未包含《問王》和《知道》兩篇，後世一直将其劃分在《魯論語》系統中。漢末鄭玄也根據《魯論》篇章，參考《齊論》、《古論》，為之作注。

唐宋注解修訂《論語》的成果十分豐富，尤其以南宋朱熹所編撰的《論語集注》為集大成者。宋以後的通行的論語版本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今本”了。

2015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出土了大批珍貴的竹簡和木牍，其中五百多枚竹簡上竟然書寫着《論語》。經鑒定，海昏侯墓竹簡上所書的論語版本“屬于失傳已久的《齊論語》”。 由于保存情況不佳，海昏侯墓《論語》簡中可釋讀的部分大約隻有今本的三分之一，文字較多的篇目有《公冶長》《雍也》《先進》《子路》《憲問》等，對應今本《鄉黨》《微子》《子張》篇的内容還沒有被發現，《顔淵》篇是否存在也還不能确定。

《論語》書影（宋刻本）

最特别的是，書中保存有《智(知)道篇》和一些不見于今本的簡文，符合《漢書·藝文志》所謂的《齊論語》的一些特征。《論語》篇數在漢代已經大緻上穩定下來，齊、魯、古三派都隻是在二十篇的基礎上略有增改，至于如何增改，則尚在變動中。它有《知道》卻無《問玉》，可能體現了齊《論語》形成過程中的一個中間形态，說明齊《論語》是在《論語》二十篇的基礎上，陸續加入其他來源的孔門言行，分階段形成的。而《漢書·藝文志》将古、魯、齊三派泾渭分明地區别開來，忽視了《論語》的不同文本和解說長期并存、交織互動的曆史。

同時，《論語》既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也是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不但突出反映了孔子的以“仁”和“禮”為核心的政治主張、社會理想和思想觀點，而且忠實記錄了他的人格精神和道德風貌，使作為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的形象在人們心目中樹立起來。這當然與它善于把握特點和刻畫人物有關。《論語》的語言樸素自然，含蓄隽永，字裡行間充滿感情，賦有感染力，并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生動巧妙地表達出來，形象新穎，意味深長，以至形成很多格言警句，對中國散文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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