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即使是隐,也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之說。
“小隐”是人們最為熟悉,也最容易出名的,這也為那些為博出名的“假隐士”們,開僻了“終南捷徑”。《新唐書·盧藏用傳》記載:盧藏用想入朝作官,隐居在京城長安附近的終南山,借此得到很大的名聲,終于達到了作官的目的。
自此以後,許多人都效仿盧藏用,隐居在終南山上,以唐朝為最。像為我們所熟知的杜甫,李白等人,在他們的前期也有過這樣的經曆。李白,受到唐玄宗诏見,更是發出“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感慨。
早先,我們最為熟知的“卧龍先生”: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諸葛亮叔父諸葛紊玄病故。在江南諸名土的挽留下,諸葛亮帶着弟弟諸葛均來到襄陽城西的隆中山村定居,過着“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隐居生活。
耕作之餘,博覽群書,深交密友,精研兵法,靜觀時勢,深思治策。雖隐居,卻以博學多才、遠見卓識、胸懷大志而受到世人器重,因而被江南名士龐德公稱為“卧龍”,稱他的侄兒龐統為“鳳雛”,與諸葛亮齊名。從此,諸葛亮被号稱“卧龍先生”。
所以,這些人的“小隐”不是說,真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了,他們無時不刻地關注天下動态,“待時而動”。當漢末大亂,劉備三顧茅廬,問詢天下大計,亮見其誠,遂“出山”成就天下三分的局面。
“中隐于市”,就是那些真正有能力的人卻是匿于市井之中,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不顯山露水,但“時窮節乃現,危難見英雄”。比如,早先荊轲,早年喜好讀書擊劍,為人慷慨俠義。
後遊曆到燕國,随之由田光推薦給太子丹,遂成就曆史上“荊轲刺秦王”的壯舉。如果不是遇到燕國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荊轲充其量就是個遊俠,行走于江湖,不會為我們所知。
“大隐隐于朝”,就是那些處于廟堂之上,不為聲名所累,還能有所建樹。這個有異議,因為畢竟已經為官了,似與隐不相符。但要知道隐士不拘泥于形式,所以隐于朝堂之上才是“大隐”。
這裡的典型代表,當數東方朔的“大隐”就是避世金馬門,隐居于朝廷。東方朔雖身處卑微的如同倡優的郎官地位,仍然不斷地直言極谏。谏起上林苑、賀殺昭平君、谏殺董偃、谏戒奢侈,直至死前谏遠巧佞等,實屬不易,稍有不慎,則引火燒身。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将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當為做人處世之道;而“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則是君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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