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河南日報網

作者：趙立功

農曆新年以來，整個中國社會都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除專業醫護人員的一線忘我外，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待在家裡，盡量減少外出。突如其來的時間，如何利用？讀書成為最有價值的選擇之一。年後，我讀河南文藝出版社年前出版的李佩甫先生的長篇小說《河洛圖》，于抗“疫”的宅居中感覺到了一份充實。

說充實，是因為這部書包含的文學價值、曆史價值、地域文化價值以及給予人們的現實和商業文化思考十分豐富。作為一部長達43萬字的體量龐大的小說，《河洛圖》為人們講述了位于河洛文化中心地帶的鞏義曆史上康百萬家族的發家史，可以說是以小說的形式補充了一個人人皆知而人人都不詳知的河洛康家的故事。

明清時期在中國民間社會形成的三大财神，鞏義康百萬是其中最被現有曆史遺存（鞏義康百萬莊園）坐實的一個，但同時又是曆史記載和傳說十分單薄的一個，人們熟知的無非就是河洛康家在晚清斥巨資家财迎駕西狩返歸京城的慈禧太後，受到嘉獎，再有就是康家利用黃河水路承辦官私商運發家緻富的粗略背景。可具體的曆史細節是怎麼回事，經曆了什麼樣的人事商事，曆史記載資料不詳，僅康家現存的一副“留餘”家訓牌匾，給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間。

《河洛圖》，李佩甫著，河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李佩甫先生的《河洛圖》，正是以小說填補這一空間所做的一次文學努力，這一文學努力具有以稗史補足正史的意義。小說中，作者把商業康家的前身設定為在朝為官、為民請命的河務侍郎，其祖、父兩代官員或“以身填河”以治河患，或撞柱朝廷以抗不公，都以悲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開啟了家族在對朝廷政治深深失望後由官而商的轉型。這一轉型具有複雜的曆史隐喻意義，與明朝中後期江南工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是基于生産力發展的原因不同，《河洛圖》中置身于經濟長期相對落後的中原文化環境中的河洛康家，其商業文化的起步卻是建立在對朝廷政治所代表的學而優則仕、且已發展到腐朽階段的封建儒官文化否定的基礎上的。這是小說家對曆史做出的另一種解答。

接下來，小說通過康家寡居的孫媳婦周亭蘭半生含辛茹苦，經營康家，并籠絡社會力量，培養兒子康悔文長大成人，走南闖北，終于締造了河洛康家商業版圖的故事，為讀者呈現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家族商業成長史。

應該說，這還僅僅是一部河洛康家商業的前史，因為小說僅呈現了康家前兩代由儒轉商，從民間起步，一路走上财富頂端的過程，而康家其後延續十代人的繁榮史，是一個怎樣的過程，仍是一部有待續寫的曆史和文學大書。但就在這43萬字的前史中，清朝中葉中原一帶以黃河為主線，地跨豫、魯、陝、蘇等省的河務治理、社會經濟、官私商運、民間借貸以及風土人情等等，都以作者将史料與傳奇有機結合的小說書寫相當程度地呈現了出來，既給人文學的審美，又給人曆史的認知。

文學的審美是表現在對一個個人物的塑造上的，儒家文化的代表、康家太爺康秀才，封建家族文化的代表、康家孫媳婦周亭蘭，家族商業文化的代表、河洛康家的第一代掌門人康悔文，陰鸷的官場政治文化代表、掌管臬司（刑獄）衙門的内務府密探宋海平，基層小吏、河洛倉的記賬先生倉爺，民間武師馬從龍，船老大“泡爺”，土匪斷指喬，豫劇藝人一品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官場和民間人物，構成了豐富而立體的社會階層，小說以曲折而自洽的情節，把他們結構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清代中葉的中原河洛社會。而人物的塑造各有千秋，用力不一，或得或失，不是一篇短文能容納得了的。

《河洛圖》與李佩甫先生以往小說的一大不同是，其以往的長篇小說，在對中原文化土壤和精神生态深研的内核外，故事表層大都緻力于對中原城市和鄉村二元社會的描述，表現現實政治和權力在城鄉二元空間的流通。而在《河洛圖》中，作者卻把筆觸伸進了曆史，書寫的是财富的流通。文章合為時而著，作者的這一内容轉場無論主觀如何，客觀上深深契合了當下中原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一則，在以商貿運輸為先導開拓中原經濟版圖，促進中原社會經濟發展的當下，河南亟須建構本土商業文化曆史，為當下提供商業文化的根基和自信；二則，也需從中原的商業文化史中挖掘積極的思想營養和價值理念，用以為今天的商貿實踐做參考。《河洛圖》中康家的商業固然起自對儒官文化的否定，但其賴以成功的商業理念卻是以儒家文化的仁義理智信為基座的。尤其是被康家作為家訓的“留餘”二字，深層次地契合着儒家文化的中庸理念，在小說中康家的商業實踐中，幾次大的關口，都不把處于囧境的對方逼向死地，而總是在最後時刻，以給雙方“留餘”求得一種合作共赢，從而一步步地化危為機，擴大并最終建成了自己的商業版圖——何其精彩的河洛智慧、中原智慧、中國智慧！而小說中唯一一次把事做絕，是康家掌門康悔文與官吏宋海平在開封“擡”戲，把對手一直逼到了死地，由此招緻的對手嫉恨，卻給上升時期的康家招來了毀财亡人的滅頂之災，成為小說後三分之一情節驅動的大關節。這恰從反面證明了“留餘”理念的合理。

《河洛圖》是李佩甫先生在十餘年前創作電視連續劇《河洛康家》的基礎上，曆經長期思維沉澱，另起爐竈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是長篇小說，具有巨量的文化容納優勢，作者在小說中融進了河洛一帶豐富的民俗、美食、戲曲及中國的風水堪輿等傳統文化元素，也糅進了傳奇和民間文學的很多筆法，結構上更創設了一種以當代“異人”（風水師陳麥子）回望曆史的方式，調度着小說的叙事場景和節奏，并時時産生一種“間離”效果，給小說增添了神性，拉深着小說的縱向曆史時空。

《河洛圖》給人的文學啟示和文化想象是豐富的，而更有價值的還是作者在小說中對以河洛康家為代表的曆史上中原商業文化理念的發掘和闡釋。小說首尾兩次寫到了黃河決口的災難，一次天災，一次人禍，分别為家族叙事的驅動和結穴，作者借此也讓讀者看到了封建時代業已落後的儒官文化對民間商業經濟的阻滞和戕害。前不久，佩甫先生接受媒體專訪，談到中原人自古就有災難思維。這應是他基于對中原文化長期觀察和研究而首提的一個說法。而“災難思維”，細究起來，難道不也是“留餘”理念的深層支撐嗎？凡事留有餘地，以防不測（無論天災還是人禍）；未雨綢缪，反映的是對不測的一種機警先行。這些都是需要人們展開理解，發散運用的。就在這次的新冠肺炎抗“疫”行動中，河南很早做出的有力有效應對，成為全國無數網友眼中的“硬核”；2月16日從鄭州開出的節後全國最早一班中歐班列，使疫情中經濟恢複運行的号角早早在中原吹響。凡此種種，聯想到《河洛圖》中河洛康家穩健積極、凡事有預的行商理念，難道不是一種曆史上長期隐而不彰的中原商業文化理念在新的經濟曆史時段的接續和力行嗎？

從這一角度看，李佩甫先生的這部《河洛圖》，于當下河南商業經濟文化的構建，力有深焉。

2020年3月6日《河南日報》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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