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典詩歌，已曆經數千年的沉澱，在發展的過程中，詩歌的形式和審美也一直向多元化的趨勢前行。用王國維的話來說，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在無數代人的努力之下，古典詩歌文化，便是如今呈現于我們面前絢爛奪目之面貌。

但無論如何發展變化，古典詩歌大緻的審美觀念，卻是從古至今一脈相傳的，例如含蓄之美。含蓄之美，一直是詩人進行詩歌創作的普遍追求，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第十一品，便專述含蓄之要，言寫詩需“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能夠達到“語不涉難，已不堪憂”。

所以，誇人也好，罵人也好，古人都講究含蓄，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就如杜甫詩言“此曲隻應天上有，人生難得幾回聞”，便是諷刺花敬定僭越使用天子之禮樂，罵人的手法十分高明。

蘇轼被貶黃州時，也曾寫過一首七律，諷刺朝廷宵小之輩，詩裡罵人不帶髒字，且兼技法高超，真不愧詩神之名。此詩題目有點長，讀之前需要深吸一口氣，詩名為《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複用前韻二首》，今天說的是其中一首：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

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休官彭澤貧無酒，隐幾維摩病有妻。

勘笑睢陽老從事，為予投檄到江西。

宋神宗元豐二年，是蘇轼人生中最低谷的時期，因為烏台詩案，他從衆人敬仰的太守、文豪，淪為階下囚，還有性命之憂。從湖州被抓至京師時，蘇轼備感屈辱，幾度想一死了之，然又擔心家人受牽連。最後隻能在禦史台的監獄惴惴不安，等待宣判。蘇轼監獄之外的親友，燒詩稿的燒詩稿，求人的求人，說情的說情。

終究，宋神宗松口，将蘇轼從獄中放了出來，将其貶谪為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并且還加了一句，“不得簽書公事”，沒有一點實權。不說官職前後的巨大差别，單是這一百多天的牢獄之災，便讓蘇轼心中憤懑難消。

因此，他又拿起手中的筆，作為反擊的武器，寫下這首詩。首聯，蘇轼直言不諱，說自己因為文章，遭受災禍，經過這番折騰，他的名聲恐怕更顯了。其實這一句，是以戲谑自嘲的語氣，來罵那些朝廷中的小人，以詩文來攻擊他，嫉妒他才高名顯。

颔聯的前半句，是塞翁失馬的典故，貶谪黃州，就像是塞翁失馬一般災禍，然福禍相依，蘇轼卻看得十分透徹。下半句則是典出《東城父老傳》，唐玄宗時期，有個賈昌的人，非常會鬥雞，于是被玄宗看重，召為雞坊小兒。當時很多人看到賈昌因鬥雞發達，争相學習鬥雞。

蘇轼這是将朝廷那些蠅營狗苟之輩，比作玄宗時期的鬥雞徒，不通過正當途徑升遷，不思為百姓謀福，整日隻想着如何攻擊其他同僚，來為自己升官踮腳。蘇轼表明自己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自己原則，不會像他們一樣，同時也不想和他們同流合污。

頸聯用了陶淵明棄彭澤令而去、王維隐居入禅的典故，意思就是：不想和那些小人争了，不想和他們勾心鬥角，現在自己被貶為團練副使，他們應該滿意了吧。這一聯，可以看作是第四句的延展。

最後一句，蘇轼則是對因他而奔波勞累、受到詩案牽連的親友，感到愧疚。詩案牽涉的人有很多，其中有三個受到的處罰，相比蘇轼有過之而不及。

第一個是驸馬都尉王诜，當朝廷下達抓捕蘇轼的命令時，他便奔走相告，洩露機密，給蘇轍蘇轼報信，很講義氣的一個人。再加上他平日裡納妾，跟公主情感不合，所以他被削除了所有的官爵。

第二個也姓王，叫做王鞏，他被發配偏遠地區，監鹽酒稅，好幾年才回來，蘇轼“此心安處是吾鄉”那首詞，就是王鞏回來時，他們一起喝酒，蘇轼所寫，王鞏和其侍妾柔奴谪居生活的心态。

第三個則是蘇轼的弟弟蘇轍，他不顧自身安危，一遍遍地向皇帝求情，欲用自己的官職換哥哥蘇轼出獄。詩案之後，蘇轍被貶為筠州監酒。詩中的睢陽老從事，既是指蘇轍，也是指那些因為而遭罪的親友。

這首七律，起承轉合圓融渾然、氣脈順暢，用典自然，能夠完美融合于自己的情感當中。同時，又流露了蘇轼對自身遭遇的淡然，對朝廷小人的不屑和譏諷，還有累及他人的愧疚，是一首難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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