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200多年之久的明朝曆史中，湧現出了許多形象迥異的中國将領。後世對于這些将領的評價也褒貶不一，同時期或者後人的筆下，這些将領的形象或記載大同小異，或大相徑庭。甚至在不同的戰争階段，這些将領的形象也會發生變化。劉綎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劉綎在中國時主要活躍在西南戰場，大多數時間在平定西南少數民族的叛亂。其在朝鮮戰場的事迹，國内記載相對簡略，且大同小異。與朝鮮方面相同的是，劉綎的死節得到了明朝人的贊揚與懷念。因此多數成書于薩爾浒之戰後的明朝史籍，對劉綎亦抱有同情與尊重之情。

或許在同情與尊重的影響下，劉綎在朝鮮戰場上的表現又得到了不同的塑造。這就涉及到了中朝雙方關于劉綎作戰的争論。劉綎因在壬辰戰争的第二階段消極避戰，與朝鮮君臣的關系跌到低谷。而據中國方面的記載，劉綎不僅沒有消極避戰，反而位列第二，功勞僅次于陳璘。邢玠在給明廷的上疏中，明确說明了劉綎的功勞：“劉綎率各将士先以計誘行長，随進大兵攻圍倭城。各兵奮勇，奪獲倭橋，屢戰屢勝，殺傷不計其數。”“劉綎原在西路堵截行長，督兵大戰，擒獲見解倭将阿幹答力思結，及從倭馬過什羅哆嘧馬搭也門。及乘夜攻破行長住城，行長逃遁。”“劉綎乘倭等渡，急擊，行長拼死奔逃得脫。”可以看出，邢玠對于劉綎的述是與朝鮮君臣完全相反的。

邢玠的報告奠定了中國史籍對劉綎的基本記載。在此之後，雖然對于劉綎的具體行為各家史籍有所不同，但卻都基本承認劉綎的功勞。邢玠的報告中隻是談到了劉綎力戰有功，卻沒有詳細地述作戰過程，但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劉綎曾㓿計誘行長。

關于計誘行長，雖然邢玠沒有說清楚，可之後的中國史籍卻對此有不同的詳細記載。在《兩朝平攘錄》有如下記載：

劉綎任西路統率，所部居水源地方，攻順天倭寨。倭寨近大海中，劉兵不能達，乃謀襲惟敬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使吳宗道等入倭營，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與中國盟誓，本出誠心。特緣清正狡謀，惑亂關白，緻有今日。我天兵遠來異國，爾衆亦渡海間關，令兩下師老财匮，終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結前盟，以遂夙願。”行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次往，綎皆單騎候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長觇知，因信諾。八月一日相與約定。行長将出赴會，而綎部中一倭千總密洩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道遁去。綎計不就，遂率兵進攻。失利，回。監軍王士琦聞報，怒綎不用力，傳令縛綎坐營。綎懼，不敢歸，乃督諸将奮勇還戰，遂大勝倭，斬獲頗衆。倭敗，入釜營，不敢複出。

據此記載，劉綎确實有過計誘行長的行為，隻是由于部下洩密而失敗。在誘捕失敗後，劉綎繼續攻打行長，直至勝利。但在明朝其他史籍中，劉綎計誘行長卻是一種說法。這些史籍包括《武備志》、《全邊略記》、《國榷》、《明史紀事本末》、《罪惟錄》以及《明史鈔略》等。其中，《武備志》成書時間最早，但史料應是縮寫自《兩朝平攘錄》的朝鮮部分。《全邊略記》時間次之，但對于這段的記載卻有所不同。

據《全邊略記》載：

劉綎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将，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為綎，而綎詐為卒，執壺觞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炮圍倭，衆亂斫之。”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僞綎磐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顧執壺觞者曰：“此人有福氣者。”綎驚愕，置壺觞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炮，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登席放炮，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綎巾帼。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綎敗北，喪士卒千餘。

對比《兩朝平攘錄》中的記載，就會發現兩者的不同：一是劉綎使人化裝成自己誘捕行長。二是劉綎在誘捕過程中被行長識破，因而驚慌失措，打亂計劃，行長趁機逃跑。三是劉綎想要故技重施，結果被行長用巾帼女裝羞辱了一番，劉綎因而攻城，最終失敗。

雙方在劉綎誘捕行長的過程上大相徑庭。這裡就涉及到劉綎究竟如何計誘行長，結果如何的問題。考諸相關朝鮮史料，即可發現，雙方在叙述上都有問題。

首先是李德馨傳回的戰報：

本月（九月）二十日，行長欲與劉提督相會，提督以旗牌王文憲假稱提督，虞候白翰南假稱都元帥，方欲相見之際，天兵徑先放砲，行長大驚，走入窟穴，盤果麥肉之物，狼藉于曳橋十裡許。天兵一時進薄賊窟，舟師亦趁時來泊曳橋前洋，賊氣已奪，不為出戰。（十月初七日）提督乘夜卷退，軍兵散亂。

同時代的趙慶男對此有更為詳細記載：

（九月二十日）劉将領諸将自九木亭進順天佛隅。行長已設講廳于綿紬藪下，先使數倭奉獻寶劍一雙于提督，因邀講約。提督許之。行長出大兵，陣倭橋五裡之外，自以三千兵進來。提督以劉中軍為提督威儀，元帥以兵營虞候白翰南，具兵使妝束，各率數百，徒手入送，議禮畢還歸時，三協合擊。時義智自流山來在倭橋，共設宴具。将至講廳，右協兵在西邊觇賊不密，先放火箭，喊呼突起。行長等驚駭退走。提督遂放火炮，督軍追擊。左協李芳春以馬兵先遮賊路，外陣賊兵護入二酋，餘賊未及入城者在途搏戰。凡斬九十八級，天兵被害亦多。大軍因進圍倭城。

（十月初七日）夜半提督領大軍，盡棄甲帳，而退屯于富有。

需要注意的是，趙慶男是當時跟随劉綎參與戰鬥的朝鮮人員，且《亂中雜錄》是趙慶男根據自己在戰争期間的随記編成的，因此其記載可信度極高。李德馨則是當時跟随劉綎的朝鮮陪臣，時刻向朝鮮朝廷報告戰況。結合李德馨、趙慶男所記，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劉綎确實曾讓部下假扮自己誘捕行長。但無論真假劉綎，都沒有與行長見面，更遑論行長識破真假劉綎。劉綎誘捕失敗後立刻進攻，沒有再次誘捕，但戰鬥最終卻以失敗告終。

與中國方面一對照，便可看出中國史料在劉綎誘捕行長一事上多有演㓾誇張之處。尤其是《全邊略記》中的記載，給人一種小說之感。其實，仔細研讀《全邊略記》這段記載，就會發現此處與三國中的兩個故事頗為類似。行長識破劉綎之後的情況，更像是魏武捉刀的故事。

據《世說新語》載：魏武将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聞之，追殺此使。

對比看出，劉綎對應曹操，行長對應匈奴使者，“此人有福者”對應“此乃英雄”。而行長贈巾帼羞辱劉綎，則是諸葛亮贈巾帼羞辱司馬懿的翻版，“亮遺懿巾帼婦人之飾以辱之”。

這樣的描述給劉綎誘捕行長增加了一絲戲劇化的效果。

方孔炤所著的《全邊略記》成書于崇祯元年，就筆者所知，在此之前的相關史料并沒有類似的說法。此後的的多數史料多采用方孔炤的說法。或相同，或類似。大抵分為三類。如《國榷》、《明史紀事本末》，二書在此事的記載上基本因襲《全邊略記》。《罪惟錄》、《明史鈔略》二書中亦有相似的書寫，但細節之處卻與《全邊略記》不同。而《石匮書》中對于劉綎此段的記載隻有兩字：皆捷。

其中尤以《明史鈔略》為代表：

綎率所部居水源，攻順天倭寨。倭築寨逼海，綎不得達。乃使使绐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之，且言以五十人至。綎大喜，四面為伏以待。而令健卒詐為綎單騎候道中。綎顧為卒，執壺觞。侍令軍中曰：“視吾岀帳，即發砲圍倭。”明日行長果率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帳外。及席，行長顧見綎狀貌，奇之，數目之，曰：“卒安得若是。”綎大驚，置壺觞，出軍吏，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躍而騎，與五十人且戰且走，遂突圍去。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已遁。明日，行長使使謝綎，綎亦使使報之，謂昨登席發砲，所以敬客，無他心。行長唯唯，複使遺綎巾帼。綎怒，督諸軍奮勇攻城，夜半薄城，三道并進。倭禦之，殺傷相當。

及寅不下，綎乃選銳士，由西北水口，以束草負土填濠，進坎而登，遂舉火中外夾擊。倭乃棄城走海。綎督軍追之，幾獲行長。石曼子來援，與陳璘鬥，行長從旁逸去，焚其舟二十艘，斬級一百六十，溺死者甚衆。而我軍前後失亡者千餘人。倭遁歸釜山營，不複岀，遂以捷聞。

在《明史鈔略》中，劉綎計誘行長的情節依然存在，但結果已與《全邊略記》所記完全不同。在此段書寫中，劉綎計誘行長失敗，受到行長羞辱，于是一鼓作氣，幾乎活捉行長。相比之下，《明史鈔略》塑造了一個智勇雙全的劉綎，《全邊略記》則塑造了一個敗軍之将的劉綎。

相同的情節，不同的結果，出現了劉綎的兩個形象。在兩個形象背後，有着更深的原因。實際上，這兩種形象背後所透露的，是作者對于戰争的态度與将領個人的态度。以《全邊略記》為代表的史籍，并不認可主戰派，因此對劉綎的書寫就十分負面，而以《明史鈔略》為代表的史籍，則是透露了作者對于劉綎本人的感情。

與朝鮮士人相同，明末對于劉綎的懷念，亦因其殉國。薩爾浒之戰中，劉綎與杜松犧牲，兩人受到了明廷的表彰與時人的同情敬重。相比起李如柏的不戰而逃，馬林的戰敗而逃，劉綎與杜松的犧牲顯得更為悲壯，尤其是劉綎作為當時的名将，在薩爾浒之戰中戰果最大，更令人同情尊敬。在這種情況下，時人紛紛向朝廷建議優待劉綎遺屬，為劉綎立祠祭祀。誠如楊鶴所言：“傷哉！宿将死而死矣。今（劉綎）家眷四口，大小家丁五十餘人，見在通州，朝夕所需，無人供應。

戰亡死事之家，酸悽痛楚之狀，臣誠不忍見聞也。臣仰見聖心恻隐，追薦陣亡，死者猶恤，況其生者乎！謹将劉綎家眷情節據實奏聞，伏乞敕下該部，查議妥确，給之資斧，差官護送，并請立廟，京師塑張承胤、杜松、劉綎、潘宗顔于中，餘各配祀，借此獎慰忠魂，鼓舞豪傑。”

薩爾浒之戰是明人及其遺民心中繞不過去的痛，因此楊鎬成了千古罪人。在批判楊鎬的過程中，與之相對立的，劉綎的形象則更顯高大。在這種情況下，楊鎬成了明人發洩不滿的對象，而劉綎成了明人寄托黍離之悲的對象，其形象不斷被拔高。正是基于此，《明史鈔略》、《石匮書》等史籍才會對劉綎進行誇大失實的記載。兩位作者在這兩篇“劉綎傳”後的評論中，很明确地闡述了楊鎬、劉綎與明朝三者的關系。

《石匮書》曰：劉杜不死于敵，死于鎬，死于如栢。鎬與如柏視棄劉杜如腐鼠，而朝廷亦棄之如腐鼠……迨後遼事大壞，而方思老成宿将如劉杜者，迄不可得。雖寸磔楊鎬，亦何益哉？

《明史鈔略》曰：悲哉，劉将軍之死也！……迹其所為，亦未必出韓忠獻、嶽忠武右也。而天下望之不啻方叔、召虎。朝廷倚重之亦然。所可怪者，以方叔、召虎之将，而乃付之庸懦昏耄之楊鎬，制之命而掣其肘……遂乃倉皇出師，賈勇深入，追奔逐北，斬将奪旗，以數千之衆，使敵人破膽，甚乃号哭遁逃。将軍至是，功雖不成，亦可答主知而謝天下矣。天下以征播讨蠻之功望将軍，因以悲将軍。至不待其兵之集，器械之具，而趣之出，以殺将軍，所以益悲将軍。自将軍死，而天下更無有如将軍者，益不得不悲将軍。

可以看出，兩位作者對于劉綎的同情，很大一部分來自楊鎬的無能。而對于劉杜的同情，又使張岱拔高了劉綎的形象，誇大了劉綎的作用。最後，對于劉綎的形象的拔高又轉化為對故國滅亡的遺憾。劉綎的形象在中國史籍中的形象，即是沿着這種思路受到塑造的。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明援軍将領的形象，在各種文獻中，出于不同原因，受到各種不同的塑造，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樣态。

劉綎形象的變化，就是立場與曆史記憶的變化。不同的立場導緻了對劉綎不同的印象，進而導緻了不同的評價。不同的評價又反過來，重新塑造在不同 評價下劉綎不同的形象。而随着曆史的發展，對明援軍的曆史記憶也在不斷發 生着變化，在曆史記憶的影響下，劉綎的形象有不斷發生着突變。可以說，在萬曆朝鮮之役中，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很多都是由不同的曆史記憶造成。所以，追根溯源，理清問題的發展脈絡，找出曆史記憶發生變化的節點，也不失為一種解決似是而非的問題的辦法。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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