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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即将在2019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話說世界》20卷叢書

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以兩大家族仆從間的械鬥開篇，繼而引出埃斯卡勒斯親王對兩位家族首領的訓誡。

雖然故事的背景是14世紀初意大利北部的城邦維羅納，但血親複仇現象卻長期廣泛地流行于中世紀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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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的土壤：公共權威的普遍衰退

血親複仇（Blood Feud）可以說是與人類相生相伴的現象，它的基本含義是：如果某人的親屬被殺害或以其他方式受到侮辱、侵害等，他就應以類似的方式向施害者本人或其親屬加以報複。

人類天性的相通，使早期諸文明都存在着有關血親複仇的記述，人們常說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即出自希伯來文明元典《舊約全書·申命記》。

儒家經典《禮記·曲禮》也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血親複仇往往産生于法治力量薄弱的社會，統治當局并不認為調解糾紛屬其分内之事，因此家族和血緣就成為社會權威的主要來源。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相信，整個家族都必須為其任何成員的任何行為負責，有時候同一家族内部的不同分支間也會大打出手，甚至發展為戰争。

然而，中世紀歐洲血親複仇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産生于野蠻血腥的早期文明中，而恰恰是緊接着高度繁榮發達的古典文明之後，西羅馬帝國的崩潰使公共權威急劇衰退，5至9世紀的長期戰亂更是解構了重建秩序的嘗試。

馬克·布洛赫曾對血親複仇總結道，中世紀特别是封建時代的生活，始終籠罩在私人複仇的陰影下。

當然，複仇義務首先由受到傷害的人來承擔；複仇是他必須履行的最神聖職責，這職責甚至延續到死後。

然而孤立的個人難有作為，多數情況下傷人緻死是必須複仇的。因而家族群體便行動起來，族間複仇就産生了。

這個詞源于古日耳曼語，但逐漸傳遍整個歐洲，宗教法學者的解釋是“我們稱親屬成員進行的報複為族間複仇”。

任何道德義務似乎都很難比族間複仇來得更神聖，全體家族成員通常由“族長”指揮，拿起武器來懲罰施害于家族成員的行為。

血親複仇在巴爾幹半島曾非常流行，圖中所展示的是阿爾巴尼亞北部賽斯村的一座設防塔樓，專門用于保護那些在族間仇殺中易受攻擊的人們。

長久以來，部落之間的血親複仇成為摩洛哥柏柏爾人的生活常态，由此導緻當地出現了成百上千的堡壘，圖中就是位于大阿特拉斯山達德斯峽谷的一座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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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環境：公法私權的相互交織

由于土地封授和權利義務相結合，領主們在轄地内逐漸實現統治權與所有權的合一，或曰公法與私權的合一。

雖然略顯枯燥，但仍有必要就法權問題稍加剖析：如前所述，對日耳曼人而言羅馬法實在過于精密，他們本就沒有羅馬的那種所有權觀念，更沒有明确的對所有權的法律規定。

長期以來他們主要用“占有”一詞來描述事實上的所有，占有的對象既可以是土地，也可以是某個職位或頭銜，如果是後者的話就意味着領主在擁有土地的同時，也能将其擔任的職權應用于其上，這就使土地所有者也成為實際統治者，其政治權力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領地的審判權。

再回頭來看血親複仇，由于領主成為西歐各地主要的權力核心，而其權力又包含公法與私權的雙重屬性，所以領主間的血親複仇往往就意味着公開的戰争。

與古代中國皇帝的“家事即國事”相反，西歐領主的邏輯是“國事即家事”。最典型者莫過于12世紀和13世紀意大利的圭爾夫黨和吉蔔林黨，雙方鬥争之所以曠日持久，除了德意志皇帝與羅馬教皇的授職權之争，更源于諸多家族的對立和随意改換派别。

族間仇殺與權力之争相交織，釀成中世紀意大利内讧不止的亂局。

自13世紀以來，意大利各城市中出現了圭爾夫派和吉蔔林派的對立，這幅插圖出自盧卡的喬萬尼·塞爾坎比的《編年史》手稿，描繪的是14世紀兩派之間的一次軍事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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