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裡巴巴、京東、蘇甯等公司的集體助攻下,從2012年到2016年,中國的快遞業務量已經從56億件飙升至312億件,相當于每個中國人一年都要收發24個快遞,2017年更是直奔400億的目标而去。到2020年,這個數字将可能會變成700億件。
這意味着,2017年會産生400億件快遞垃圾。這些數字可能不夠直觀,換句話說,以2015年的快遞量為例,如果每個包裹使用的膠帶長度是1米,那麼2015年中國快遞行業使用的膠帶長達169億米,可以繞地球赤道425圈。大部分膠帶都是塑料材質的,這也意味着需要上百年才能在大自然中被完全降解。
這還不包括外賣行業的塑料垃圾制造量。僅美團外賣一家的日訂單量已經達到1200萬單。按每單外賣用1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0.06平方米計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達到驚人的72萬平方米,剛好能鋪滿整個北京故宮。
“因為回收體系不完善,目前國内對于快遞垃圾的處置方式基本上都是填埋、或者是焚燒,像北京和上海這樣的重點城市,快遞包裝是城市新增垃圾的主力。”北京印刷學院青島研究院院長,國家快遞業綠色發展産學研協同創新示範基地負責人朱磊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但朱磊認為現在社會上對于快遞垃圾的輿論略誇張,他不贊成使用“污染”兩個詞來形容快遞垃圾。
“(快遞包裝)對環境本身不存在‘污染’這樣的說法,準确地說,是加大環境的承載壓力。每個城市原本是有固定的垃圾焚燒和填埋點,現在垃圾回收量基本接近飽和,這是最主要的影響。”朱磊說。
現實是,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塑料消費國,中國現有的垃圾分類和回收體系未臻完善,海量被拆封後的快遞包裹被丢棄到垃圾桶後,得不到有效回收利用。
那麼,快遞垃圾問題真的無解嗎?
從“源頭”來看,中國快遞業的包裝主要集中在快遞運單、編織袋、塑料袋、封套、包裝箱、膠帶以及内部緩沖物7大類。
目前電子面單已經在快遞行業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加上紙本身可以在大自然中降解,因此“污染”的矛頭大多都指向了塑料袋和膠帶,後者也是阻礙紙箱被回收的大殺器。
根據國家郵政局2016年10月份發布《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中國的快遞耗材量是驚人的,99.2億個包裝箱以及82.7億個塑料袋。
“傳統紙箱在中國的回收率不到20%,因為透明膠帶的濫用導緻紙箱與膠帶很難分離,反觀歐美國家,紙箱利用率在90%以上,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垃圾分類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用的是環保可降解膠帶。”北京一撕得物流技術有限公司(下稱一撕得)創始人邢凱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這家公司研發出了一款幾乎不需要膠帶的紙箱。
按照傳統的包裝方法,一個電腦機箱大小的紙箱至少也需要1米長的膠帶。一撕得采用的是波浪雙面膠代替不可降解的透明膠帶,從而實現箱口的粘合。消費者如果想要拆開包裹,直接撕去拉鍊形狀的撕條即可,無需任何開箱工具。
目前,市場上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透明膠袋,紙膠帶還處在一個推廣階段。在快遞材料經銷商王家勝看來,紙膠帶的推廣并沒有想象中難,而且相比于拉鍊紙箱可能是一個更可取的方法。
“推廣紙膠帶很麻煩?那是因為大家對環保不關注,隻關注包裝裡面的商品。紙膠帶比普通透明膠帶貴3倍左右,聽起來有點吓人,實際上平均攤到每次紙箱打包,價格也就貴了5-6分錢。”王家勝認為,價格不是推廣紙膠帶的限制因素。
在價格方面,華東地區一家紙膠帶生産企業的總經理韓韬有一定的發言權。他在這個行業已經工作了10年。
“三年前,紙膠帶的價格是6.5元/平方米,随着産量的增加,價格已經下降到4.5-5元/平方米,還附彩色印刷。去年,我們公司賣了30萬卷(紙膠帶),平均200米一卷。去年也是我們業務增長最快的一年,市場的需求還是很大的。”韓韬說。亞馬遜、小米和京東都是他的客戶。
雖然有些快遞材料的價格在逐年遞減,但成本還是制約環保包裝材料普及的重要因素之一。
邢凱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由于采用新技術,生産規模不大導緻成本相對較高,單個拉鍊紙箱的成本要比普通紙箱貴30%-50%。2016年,他們公司賣出了超過1億個拉鍊紙箱,采購方大部分都是品牌商,比如歐萊雅和杜蕾斯,中小商家對于成本還是有自己的考慮。
除了紙箱和膠帶,塑料袋也是衆矢之的。
“普通快遞袋不具備降解效果,埋在土壤中100年也不一定能夠完全降解,且市場上很多快遞袋采用再生料生産而成,再生料經過多種社會渠道流轉之後,再生産而成,帶有大量的細菌及病毒,長期接觸對人體的危害較大。”廣東一家快遞材料生産商的市場部負責人沈萌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不可降解的塑料對環境的污染主要是土壤,會對土壤造成闆結,導緻營養下降,對植物的生長不利,這是一方面;再往深層次講,即便是以後降解了,它們也會形成微小的塑料顆粒,會進入地下水系統,然後是海洋,進入水循環意味着進入人類的食物鍊,然後對人體産生危害。”朱磊解釋說。
沈萌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全生物降解快遞袋采用生物基原料生産而成,在可堆肥的情況下,180天即可降解成水或二氧化碳,對環境不造成任何污染,但是成本比普通快遞袋高兩到三倍。
“環保産品主要是原料成本較高,生産加工成本與普通快遞袋差别不大,但是生産工藝難度相對較高,普通生産企業不具備此類加工技術。”沈萌認為,菜鳥的電商平台上對“全生物可降解快遞袋”的接受程度相對較低,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慮。
“有心無力”是生鮮電商公司面對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說的最多的四個字。
生鮮電商和外賣因為其特殊性,是生産快遞垃圾的重頭。在界面新聞采訪中,許多生鮮電商公司或不置可否或不予關心。美團和餓了麼,拒絕對此問題進行回複。
易果生鮮是生鮮電商創業的明星公司,8月初宣布拿到了阿裡的3億元融資,承接了巨大多數天貓超市的業務、SKU多達4000個、綜合毛利達30%。即使是易果生鮮這樣的體量,依然回避公開讨論快遞包裝造成的巨大浪費問題,拒絕了界面新聞記者的采訪。
一位接近易果生鮮的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關于“包材循環利用”易果内部是有計劃的,但現在還沒到對外說的時機。在最近的一次高管談話中,大家在讨論這個話題,但是“暫時沒有高效的解決方法”。
“一是這個模式難以跑通,成本是一方面,還涉及流程的重新改造。他們面對的是全國200多個城市。每個城市都不一樣,難度太大了。經濟性都沒解決,倡議更沒用了,”該人士告訴記者,“易果實在些。決定基層行為的主要還是KPI。”
除了鋪開的城市廣,對易果生鮮來說,阻礙快遞回收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自建物流,有安鮮達做主幹網絡的運送,最後一公裡通常是交由第三方合作的。在快遞回收這個事情上,一旦涉及到第三方物流,就意味着額外的支出成本——不可能要求第三方物流把貨送出去,還把包裝盒再送回倉庫,從中央倉、中轉倉到前置倉,重頭來過?太貴了,那是成本。
且不提市場上有多少快遞公司有回程物流這件事兒,這種成本的增加對于一家尚未盈利的生鮮快遞公司來講是緻命的。
北京魔力象限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閑豆回收以為企業、商戶等提供再生資源物品紙闆類的上門回收服務為主營業務。閑豆回收的内部人士告訴界面新聞記者,一些生鮮電商公司(比如天天果園、每日優鮮、許鮮)都會有集中的大型倉庫往外派送,他們的回收量相對于水果店來說,比較大且比較集中,大概每天有2-3噸。
朱磊認為,“綠色包裝到底是增加還是降低企業成本,最重要的核心是簡化包裝物料的使用,不僅能取得社會效應,也能取得經濟效益。最終讓企業自發去做這件事情。”
想打造中國版Fresh Direct的“兩鮮”開始嘗試包材回收。因為專注于上海市場、自建物流、老客戶複購率高,它非常适合作為包裝回收的試驗田。
其做法具體分成兩種:一是常溫配送的商品,兩鮮自家的快遞員會把保溫袋當場拿走、拖箱收回;二是如果用戶不在家,下次下單時用戶可以在App裡選擇,讓快遞員回收上次使用的包材。
“我們消費者的正常履約率在90%以上,從去年實施包材回收以來,用戶不歸還的比率比我們想象的還要低。”“兩鮮”董事長沈斌給界面新聞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按照之前市場上的平均标準,平均一單包材的成本在7-10元,現在包材成本已經降到1%。
“2015年年中,公司進入高速成長期,”沈斌回憶,他簽單子的時候發現包材的費用占比很高。“紙箱子2元以上,大箱子5元以上。受不了。就逼着我們團隊去做研發,開始做一些材料循環使用上的測試。”
主打上海區域市場的生鮮電商“我廚”,由我廚(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運營并開發,該公司自建物流,目前也已經實現包裝盒100%回收。“我廚”的用戶一單下了100元,有8-9件商品,菜本身的成本是80元,剩下20元包含了物流配送 包裝的費用,其中包裝成本占2%。
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更多生鮮電商公司或不置可否,或者表示,“我們已經發出過相關号召了”,認為執行的責任在消費者。天天果園表示在推行簡化包裝;愛鮮蜂、食行生鮮表示沒有相關信息可以提供,對該話題的參與度不高。
“目前生鮮電商這個行業,大家都在忙着争搶用戶,都還沒有回過來研究包裝這個事情。還顧不上。”一位生鮮電商從業者更直接地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畢竟在刺刀見紅的生鮮電商戰場上,生死才是他們更關心的話題。
大公司在回收體系的建立上有更強的主動性。但在發起行動号召和執行上仍然存在斷層。
1号店是最早号召紙箱回收的公司之一。
據1号店副總裁劉宏彬介紹,1号店對參與包裝盒回收消費者的回饋是,“每回收一個1号店紙箱,即可獲得50積分。”
數據顯示,2016年1-9月,1号店總計回收紙箱246萬餘個,月均回收27萬餘個。
在2016年6月的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菜鳥網絡和包括“四通一達”、中國郵政、當當、FedEx、蘇甯等物流企業在内的30多家合作夥伴聯合啟動了“綠色行動計劃”(下稱綠色行動),目的是從快遞包裝、配送、回收等環節減少碳排放和快遞污染。
根據菜鳥的說法,到2020年争取行業總體碳排放量減少362萬噸,一半的淘系平台快遞包裝替換為綠色包裹。
無膠帶紙箱、紙膠帶以及全生物降解快遞袋作為菜鳥網絡“綠色行動”的一部分,2016年12月在天貓企業購綠色包裹專區上線,包括一撕得、沈萌所在的企業參與了“綠色行動”。
今年5月22日,天貓還成立了“綠色品牌聯盟”。
“首批已經有50多個品牌已經加入,包括歐萊雅、奧利奧、杜蕾斯,他們在天貓旗艦店已經上線綠色包裹,接下來還有200多家品牌會陸續加入。當更多的消費者收到綠色包裹的時候,他們對它才會有感知。”“綠色行動”負責人範佳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目前,已經有超過200萬個“綠色包裹”送達消費者的手中。
範佳說,他們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阿裡巴巴集團的資源激發品牌和用戶的積極性,比如螞蟻金服合作,消費者在購買有“綠色包裹”标志的商品之後,可以獲得碳積分,然後可以在支付寶上種樹。此外每個月天貓都會上線一個“超級品牌日”,給予加入綠色品牌聯盟的商家一定的流量支持。
“未來希望它能成為一個自我循環的行為,光靠補貼,環保肯定不會走得很遠,因為成本就在那裡擺着。”範佳說,她希望政府能夠給這些綠色包裝的生産企業一定政策上的優惠,比如減稅等。
在2017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當天,京東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京東物流攜手寶潔、雀巢、惠氏、樂高等九大品牌商共同發起了一項針對綠色供應鍊的聯合行動——“青流計劃”,計劃3年内少用紙箱100億個,這相當于2015年全行業的總量。
早在2016年9月,京東就成立了電商行業首家物流包裝實驗室,主要在兩方面進行實踐與應用:一是通過壓縮包裝耗材的尺寸和面積減少材料成本;二是用更加環保的新材料替代舊材料,使包裝物能夠循環利用。
以膠帶為例,京東推出“瘦身膠帶”,将封箱環節中所用的膠帶寬度由53mm降至45mm,此項改進使京東在2016年減少至少1億米的膠帶使用。
“物流包裝升級和減量化應該體現在創新的細節上。不是說集團投入多少億。這其實是一個更新叠代,循序漸進的過程。用先進的物流材料逐漸代替那些不好的。我們也在拉動上遊供應商一起來做,很多品牌在合作上也有非常強烈的意願。”京東綠色物流包裝項目負責人段豔建說。
然而現階段消費者端依然難以感受到京東相關舉措的影響。據界面新聞記者的經驗,目前上門的無論是京東還是菜鳥的快遞員很少有主動詢問用戶,将包裝盒回收。
一位生鮮包裝從業者指出,“紙箱回收”是個僞命題。一方面是紙箱回收在運輸途中容易損毀、或破壞,回收回來要想再次使用需要企業再加工處理,執行起來困難,一般企業回收回來還是将紙箱用于社會大回收體系;此外是紙箱的安全衛生問題,畢竟不知道這個紙箱上次裝過什麼東西。
紙箱回收與整個社會體系的垃圾分類體系、膠帶材質等息息相關。1号店在接受界面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他們會聯合一些供應商和品牌商回收包裝的紙箱,會聯系原紙商家制作再造紙,返回到1号店倉庫——并不是直接用在下一單中。但從整體上最大程度地避免交叉污染,是有特定用途的回收。
整個北京市場每天會産生1萬噸左右的廢紙,由于黃闆含量不同,廢紙被分為A、B、C等多個等級(廢紙的花紙含量達到15%,隻能定級為B闆),等級越低,價格也就越低。
從回收環節看,廢紙闆的回收成本比較低,每公斤在0.5元-0.6元。而從廢紙的出貨價格來看,現在A闆每噸已達到2千元左右,市場價值空間比較大。平均下來,回收公司的毛利潤大概在50%左右。
閑豆回收的運營總監張聖敏介紹:“紙闆的回收和出貨,中間有一個很高的毛利潤在,再通過技術手段的運用進行精細化運營、優化中間環節,就能縮減成本,提高淨利潤。”
包裝材料是否便宜對于回收的影響并不是很大。包裝材料是否便宜一方面取決于材質是否真的略差,比如石灰闆、水泥闆,另一方面取決于當前的價格環境。
從材質來講,如果價格被前端的回收者壓得過低的話,有些小水果店可能會覺得不如讓人直接撿走或者扔掉算了,可能會影響回收再利用情況。
從去年的10月起一直到現在,紙闆價格出現了以往沒有過的峰值。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下稱《方案》),廢紙回收利用市場更集中在國内,生鮮紙箱的回收必然也是其中的組成部分。
“如果是第二種則更不會影響回收,後端有價格刺激的話,自然會有回收崗位和回收者的客觀存在來做這件事情。”張聖敏說。
目前,閑豆回收和一些水果店嘗試着逆向物流的合作。“因為我們回收的時候一般都是空車從五環外去市裡回收,而水果店進貨的渠道也基本是五環外。所以我們恰好可以為水果店完成一些配送。配送後,他們把貨物擺到貨架上,紙闆釋放出來,我們進行回收裝車,運到我們五環的倉儲中心。對雙方來說都是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優化。”
國家發改委2016年8月公布的《循環經濟引領計劃》和工信部、商務部兩部委2016年12月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快我國包裝産業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分别對快遞包裝回收和綠色包裝研發工作給出指導性意見。
指導意見提出要“推廣綠色包裝技術”,“推行簡約化、減量化、複用化及精細化包裝設計技術,扶持包裝企業開展生态(綠色)設計,積極應用生産質量品質高、資源能源消耗低、對人體健康和環境影響小、便于回收利用的綠色包裝材料”。
但是,這兩部法規都不是直接針對快遞行業的綠色包裝,快遞行業是屬于國家郵政局監管。
“法律法規以及政策标準總是滞後于市場現狀。市場上出現新鮮事物,運行一段時間比較成熟之後,國家的法律法規才能跟上。”朱磊說。
2016年8月,國家郵政局出台《推進快遞業綠色包裝工作實施方案》,明确要在綠色化、減量化、可循環方面取得明顯效果,到2020年,基本淘汰有毒有害物質超标的包裝物料,基本建成社會化的快件包裝物回收體系。
但是,對環保快遞包裝從業者來說,這部實施方案仍然沒有解決他們心中的疑問。
邢凱指出,“傳統的燃油車和電動車在完全不同的賽道,無論是牌照,還是稅收都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國家不進行适當的保護,市場上可能會出現劣币淘汰良币的情況,我們也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在行業發生。”邢凱說。他認為,相比較國家大力倡導消費者購買環保電動車,國家并沒有通過立法保護環保包裝企業,也缺乏對消費者使用綠色環保包裝的引導。
朱磊則認為,國家很難針對某一個具體行業作出減稅和降稅政策,除非是國家戰略新興産業。邢凱所說的新能源汽車正是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
沈萌的觀點是,對于生産、使用包裝物的企業,在綠色産品研發及初期投入使用階段,能夠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與引導,如全降解的快遞袋,國外很多國家會給予企業稅收減免或補助。另外,政府還應該引導企業從一次性耗材轉向可多次重複使用的物流裝備類産品。
“日本大多數使用塑料周轉箱進行快件的周轉或終端投遞,快遞在運送到目的地之後,可收回多次使用,而中國的包裝大多數為一次性耗材,除紙箱外,重複再利用可能性較小。”沈萌說,她還建議國家能夠允許快遞包裝上面進行廣告投遞,讓快遞企業能夠通過廣告收入降低包材采購成本,成本下降之後,一般快遞企業都能夠接受環保類包裝産品。
對公司來說,“獨立的、自願的行動非常重要。”德國郵政敦豪集團(DHL)傳播執行副總裁Christof Ehrhart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表示,德國目前也沒有一個法律和法規非常詳細的規定,一個物流公司應該要制定什麼樣的減排目标,沒有這樣的詳細規定,也沒有詳細規定如何優化物流公司采用的包裝材料。
但DHL仍然制定了2050年零排放的目标,其中包括,取派件服務的第一公裡和最後一公裡将會主要采用自行車和電動車,2025年這一比例将達到70%;此外,50%以上的銷售将結合綠色解決方案。
整個快遞垃圾制造鍊條上,仍有許多問題有待厘清。隻有當商業模式真正跑通,創業公司不抱怨、包材公司不虧本、大公司有作為、政策法律法規有底氣後,整個回收機制才能有序地運轉起來。
在朱磊看來,對“快遞包裝”的定義也需要重新界定。國家郵政局最初将快遞包裝分為7類,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定義已經難以滿足符合市場的變化,比如冷鍊包裝和外賣包裝是不是也應被納入到快遞包裝的範圍,目前都存在争議。
“從快遞行業的定義來講,快遞是指從門到門、具有時效性的物流服務,外賣行業符合這個特點,但是由于外賣電商屬性更大一些,因此這個行業不在國家郵政局的監管範圍之内,但是外賣包裝問題也非常嚴重。”朱磊說。
快遞公司通常隻提供封套,有時候還會提供紙箱和膠帶,作為包裹流通的重要環節,部分快遞公司在環保方面有所作為。
目前快遞公司都在用電子面單。過去消費者需要在一張五聯單上填寫自己的個人信息,但是現在通過一張電子單據可以搞定所有事情,一方面節省了大量的紙張資源,一方面也降低了快遞公司的人工成本。
順豐的經驗是,在包裝材料、印刷方面,将滿版印刷改為無底紋印刷,可以節省油墨用量70%;利用可拉伸珍珠棉代替傳統珍珠棉,節省材料50%;在環保材料方面,使用的楞紙闆、無碳複寫紙、銅版紙等材料均可100%降解,還使用蜂窩箱代替木箱包裝,每年可節約原木360噸;利用可降解的回收紙塑代替不可降解的EPS(聚苯乙烯泡沫)材料;除此之外,使用可重複利用的編織袋代替普通編織袋,每年可節省材料5000多噸。
從2016年9月21日起,申通快遞在全國推廣使用芯片環保袋。申通官方回複界面新聞記者稱,這意味着每年可以減少93520噸垃圾,節省9352萬元,環保袋最大的特點在于可以反複使用(不像編織袋隻能使用一次即作廢)。
有些時候,一個原本結實的紙箱在經過暴力分揀之後,它的實用性也會下降,導緻回收的可能性下降,這也要求快遞公司必須強化自己的服務意識,減少暴力分揀的現象。
“快遞包裝應在完成其保護商品安全完好的基礎上,盡量優化包裝工藝。首先從包裝生産者方面,就需要從包裝生命周期的全過程出發來設計包裝,去繁求簡,踐行低碳環保的理念。”圓通速遞回複界面新聞提出的問題時表示。
“快遞員回收的可能性是很小。真正的問題是,小區的垃圾分類是政府的責任,平心而論,娃哈哈賣一瓶礦泉水難道還要娃哈哈去回收嗎?平台要引導商家有這樣的環保意識,但是更重要的是建立垃圾分類。”王家勝說。
至于消費者端,記者Adam Minter在《廢物星球》(Junkyard Planet)一書中寫道,“在逐漸擴大的中産階層對新建項目中所需原材料要求增加之際,人們要麼選擇在回收再造導緻的污染中生活,要麼則承受采集原料帶來的環境後果。得出的結論是,解決辦法在于‘減少、再用、回收’口号中的第一個詞。”
(實習記者張怡清對本文亦有貢獻。應被訪對象要求,文中王家勝、韓韬、沈萌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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