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設置的思想雛形，

最早見于李普曼1922年出版的的《輿論》一書，

1968年麥庫姆斯和唐納德·肖在教堂山鎮從事美國總統大選研究，

通過定量的方法确證了議程設置的存在，

并于1972年發表的《大衆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論文中正式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

該理論認為：大衆媒介往往不能決定人們對某一事件或意見的具體看法，

但是可以通過提供信息和安排相關的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意見，

以及他們對議論的先後順序，

新聞媒介提供給公衆的是他們的議程；

大衆傳媒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衆的重視程度成正比，

受衆會因媒介提供議題而改變對事物重要性的認識，

對媒介認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動。

議程設置理論從考察大衆傳播在人們環境認知過程中的作用入手，

重新揭示了大衆傳媒的有力影響，

為效果研究擺脫“有限論”的束縛起了重要的作用。

【考點梳理】

議程設置的第一層

1.基本概念

2.理論源流

3.提出過程與進一步證明

4.意義

議程設置的第二層“屬性議程設置”

1.基本内涵

2.與框架效果的異同

議程設置的第三層“網絡議程設置”

1.提出背景

2.主張

3.研究方法

4.理論貢獻

數字時代的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的第一層

1968年，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傳播學者馬克斯維爾·麥庫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 Shaw）在當年美國大選前夕進行了一項小規模的受衆調查，發現選民對包括外交、經濟、社會福利等議題的關注程度與他們所接觸的媒體對這些議題的相關度高度相關，即大衆媒介議題的顯著性程度對公衆議程具有重要的影響。由于這項研究是在教堂山小鎮進行的，因此成為傳播學史上著名的“教堂山研究”（Chapel Hill Study），它被公認是議程設置理論的起源。

議程設置理論主張，大衆媒體報道量越大的問題（issue）,越容易被公衆認為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議程（agenda）是指在某一時間點，按照重要性等級進行傳播的一系列問題。議程中某個問題的相對重要程度，被稱為問題的顯著性（salience），議程設置過程描述了某個問題由媒體議程向公衆議程的傳遞過程。

議程設置理論提出的并不是一個新鮮的觀點，在此之前不少學者都讨論過「現實世界」和「我們關于現實世界的想象」之間的差異問題。

1922年，李普曼在《民意》的開篇就提出了外部世界、我們頭腦中關于世界的圖像與“拟态環境”的關系的問題。

1948年，拉紮斯菲爾德和默頓提出，大衆媒體具有地位賦予功能，這一功能就已經蘊含了議程設置的萌芽。

1963年，美國學者科恩在談到大衆傳播的影響時形象地說:“新聞媒體遠不止是一個信息和意見的提供者。很多時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訴人們怎麼想（what to think），但是在成功地告訴他的讀者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方面極為出色。”

可見議程設置所提到的思想并不新穎，但是它之所以能夠成為傳播研究的裡程碑，在于把一個抽象的哲學觀念，轉換成為一個可以用簡單的方式加以驗證的操作性命題。李普曼所說的拟态環境和頭腦中關于世界的圖像，被轉化為媒體對不同問題的報道數量的排序，以及受衆對國家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的排序這兩個定序變量。隻要用統計方法證明和計算這兩個定序變量的相關度就可以證明李普曼的命題。

（1）相關論證

1968年麥庫姆斯和肖在教堂山所做的第一個議程設置研究，發現當地的媒體議程和公衆議程之間的相關性指數竟然高達0.97。1972年，這個研究的報告以《大衆媒體的議程設置功能》為題刊登在《輿論季刊》上，标志着這個概念和理論框架的正式形成。

雖然議程設置理論用簡潔的方法證明了一個古老的觀念，但是從研究數據和結論的關系來看，教堂山研究帶有簡單化的傾向，因為相關性不等于因果性，媒體議程與公衆議程之間的高度相關并不能說明是媒體議程影響了公衆議程，也有可能相反或是二者同時受的第三個變量的影響。

（2）因果論證

1972年在新一輪的總統競選宣傳中，麥庫姆斯和肖在北卡羅萊納州的夏洛特市（Charlotte）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項對兩個時間點的縱貫研究證明了媒體議程與公衆議程之間的因果關系。

通過确定兩個變量出現的時間，進行前後交叉相關比較（cross-lagged correlation comparison），将6月份的選民議程與10月份的報紙議程的相關性進行比較。發現，先出現的6月的報紙議程與後出現的10月選民議程之間的相關性更大，從而證明是媒體議程設置了公衆議程。

（3）現實指标

1973年，馮克豪瑟考察了一個曆時十年的真實而長期的議程變化過程，并加入了現實世界指标讨論現實、大衆媒體、公衆三方的關系。

他發表了越戰議程與公衆對越戰關注度的研究，以美國在越南的派兵人數作為現實世界指标，研究了媒體議程、公衆議程與現實世界的關系。說明媒體設置了公衆議程，現實并不是影響公衆注意力的必要條件。

首先，該效果理論一改關注态度和行為的研究傳統，轉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大衆媒體對受衆認知的影響上，研究人們“想什麼”而非“怎麼想”。

其次，該理論關注的是整個信息環境對公衆的影響，而不是某條信息的微觀影響。

再次，議程設置研究提出，大衆傳播對于公衆的環境認知具有強大影響，颠覆了1940年進行的“伊利縣研究”（Erie County Study）以來形成的“有限效果論”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使得媒介的“強大效果論”獲得了複興。

最後，議程設置理論形象地說明了大衆媒體、公衆意見和政治過程之間的關系。議程設置過程是事件的推動者們為了獲得媒介工作者、公衆和政治精英而不斷進行的競争。

議程設置的第二層：屬性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的第一層傳遞的是對象的顯著性（salience of objects）,第二層傳遞的是屬性的顯著性（salience of attributes），因此第二層議程設置也被成為“屬性議程設置”。

從1972年出版的《美國政治議題的興起》（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一書開始，麥庫姆斯等人開始關注大衆媒體對議題屬性（attribute）所造成的影響。一個具體問題具有多個屬性或特征，在某一則新聞中，不同的屬性一起構成了重要性的排列等級，比如一則新聞寫進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強調那些細節弱化哪些細節、支持或是反對某種做法等。這些屬性依附在對象議程上，共同傳遞到公衆那裡，從而影響公衆對某一事件的認知。

麥庫姆斯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屬性議程不僅可以影響受衆對議程某一特征的重視程度，還會反過來影響對象議程的顯著程度，也即議程設置的第二層會影響議程設置的第一層，麥庫姆斯将這一效果稱為“引人注目的論據”（compelling arguments）。

媒體對某一個議程的框架構造，影響了受衆對該議程的想象。這一過程正好和新聞框架效果(framing)殊途同歸。在新聞傳播中，框架概念可以做兩種理解：一是媒體工作者通過選擇、突出、排除、提供細節等方式報道某個問題，它強調的是新聞生産過程；二是新聞生産過程産生的結果，比如新聞涉及的話題、編輯中的篇幅和位置、正面負面情感屬性等。

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可以認為框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比屬性議程設置更加豐富。框架除了表現在具體細節之外，還是一種格式塔（整體的感覺），比如感情傾向、風格、語氣等，超過屬性簡單相加的結果。

此外，框架研究包含的内容也涉及新聞生産、分配和消費以及結果的全過程。艾英戈等人對框架與歸因之間關系的研究，就是一個不局限于屬性與程設置的例子。比如故事框架（episodic)容易導緻受衆将問題的原因歸結為報道的具體個人，而主題式框架（thematic）則導緻他們歸因為國家領導人或社會。

議程設置的第三層：網絡議程設置

注：網絡議程設置（NAS）不等于議程設置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的變化。

在前互聯網時代，議程設置理論所代表的大衆傳播的強大效果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占據主導地位。但互聯網的出現徹底改寫了大衆傳播的圖景，互聯網具有信息生産衆包化、信息來源多元化、信息消費碎片化的特點，使得信息的流動和獲取從傳統媒體時代的線性模式向網狀模式轉變。在這樣的語境下，媒體與受衆之間權力關系的轉變對經典傳播理論産生了沖擊，大衆傳媒對公衆所産生的強大影響也受到質疑。

此外，對于人類認知結構認識的變化也沖擊傳統的議程設置理論。議程設置的第一層與第二層都是建立在“人類線性的認知結構”這一假設的基礎之上，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人類的認知結構并非線性，而是近似于網狀結構（networked structure）。在這個結構中不同節點相互連接共同構成了認知圖譜。由于議程設置理論核心是分析媒體議程對公衆認知的影響，因此對人類認知結構的不同認識也對傳統議程設置理論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戰。

網絡議程設置理論（或稱NAS理論，Networked agenda setting）認為，影響公衆的不是單個議題或屬性，而是一系列議題所組成的認知網絡；新聞媒體不僅告訴我們“想什麼”或者“怎麼想”，而且決定了我們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連接起來，從而構建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和判斷。

借鑒社會網絡分析（SNA）方法，對“共現矩陣”進行相關性分析：

①确定研究要素（客體或屬性）；

②分别構建媒體議程和受衆議程的共現矩陣；

③分析兩個共現矩陣的相關性（QAP）；

④分析兩個議程網絡的因果關系（MR-QAP）；

⑤網絡可視化。

①推進議程設置這一經典理論在新媒體環境下不斷演進，為傳統議程設置走出内卷化漩渦提供可能。

②推動“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語義網絡分析）在未來傳播學研究的應用，幫助應對新媒體環境對經典傳播理論的挑戰。

數字時代的議程設置

傳統媒體時代，報紙、廣播、電視等少數大衆媒體幾乎壟斷着社會信息流動，也是議程設置的絕對主體，而在新媒體賦能之下，專業媒體的壁壘被打破，媒介的概念逐漸泛化，多元主體開始參與議題競争中來。與此同時，信息的時效性也在不斷升級，一個信源所發布的消息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媒介間的議程設置更為明顯。

傳統媒體主導社會輿論的時代，整個新聞界彌漫着精英主義的氣息，自恃有“第四權力”的記者和編輯決定着什麼是重要的新聞。而今，推特、臉譜、微博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獲取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它們的出現讓這種權力結構開始逐步松動。多元資本的角逐下，新媒體時代的議程設置中充斥着民粹主義、假新聞和“另類事實”，社交媒體開始取代傳統媒體掌握議程設置的權力。

随着新媒體的普及，移動化和碎片化閱讀逐漸取代紙質新聞時代的深度閱讀，議題的某一方面/屬性經常被拿來放大，借以提升議題本身的顯著性，也即議程設置第二層對第一層的影響，所謂的“震驚體”和“标題黨”正是這種“屬性議程設置”效果的的體現。

新媒體消息豐富、渠道廣泛、信息量龐大，但實際上最重要的消息大部分仍來自傳統媒體。傳統媒體多年的專業資本和信息資源的累積在轉型中被繼承下來，并借此重新回到議程設置主導權的争奪中，例如人民日報、澎湃新聞等都是借由自身的深厚底蘊，不斷拓展新媒體平台，延續了在新媒體時代的影響力。

除了議程設置本身相關的理論和發展脈絡之外，諸如“議程建構”、“議程融合”、“導向需求”等延伸知識點也應給予充分重視，以應對經典理論考察精細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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