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耳東陳

監制|吳怼怼

2008年底創建的豆瓣「音樂節」小組，如今有近4萬成員，小組新晉發布的帖子，在讨論阿那亞、楠溪江、太湖、青島、萬甯的音樂節。

有人通知音樂節定檔/延期，有人分享剛剛蹦過音樂節的鮮活感受，有人在求票，有人弱弱吐槽越來越貴的票價，有人在轉票……

類似的景觀在2019年創建的「一起去看音樂節」小組裡再次呈現，在這個約伴目的更明顯的小組裡，還能看到另外一種景象——住在北京的人開車去阿那亞看蝦米音樂節，住在上海的人嘗試約同城小夥伴一起前往太湖灣，廣州深圳的人跑去福州廈門……

一線城市青年，在去三線城市蹦音樂節的路上。

這并非孤例或錯覺。事實上，後疫情時代，跨城看演出稀松平常。

據《2021中國演出行業數據洞察報告》，2021年，音樂類演出呈現明顯的下沉趨勢，二三線城市的演唱會音樂節票房，已經超過一線城市。近四成消費者選擇跨城看演出。

音樂節還是音樂節，它撬動地方經濟的同時，用拼盤演出方式，譜寫着青年文化的分支。

音樂節又不再隻是音樂節，三線城市自造的廠牌，飛漲的票價，後疫情時代旅行和演唱會的「代餐」，人們從各地奔赴音樂節時，隐約懷揣着對平常與自由的渴望。

01

一線城市逐步「失去」音樂節

下沉于中國音樂節而言，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

自2013年全國戶外音樂節數量過百，遍地開花，很長一段時間，各大小音樂廠牌都在嘗試走遍全國。

中國首個音樂節迷笛走出北京，在山海關以東散播搖滾種子的同時，也沒忽略長三角和珠三角。

日照、鎮江、上海、深圳……迷笛所到之處，搖滾精神故鄉。

比迷笛晚出生的簡單生活節、草莓音樂節、熱波音樂節們，一面背靠不同音樂人、制作人打出各自辨識度，一面也在不懈點亮各自星球的路上越來越遠。

一些廠牌「集郵」城市的同時，另一些廠牌與城市開始深度綁定，比如仙人掌與成都，西湖音樂節與杭州，雪山音樂節與麗江。

發端于一線、新一線城市并逐年增長的音樂節給市場釋放出了不少積極信号。

于音樂行業而言，井噴的音樂節給音樂人提供了更多演出的機會。自唱片時代被數字音樂沖擊取締起，倚靠實體專輯就早已不是音樂人的好出路。

流行歌手能通過上大衆節目賺得生活來源，小衆歌手和半地下性質流派的音樂人，生存空間被擠壓得很窄。

音樂節的拼盤性質給這些音樂人提供了土壤。

此外，音樂節井噴的時期，與中國網絡歌手成長時期大幅重合，音樂節自2004年起從個位數上漲至十位數，到2010年前後開始穩步走上高速發展期。

據道略文化産業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2010年，國内音樂節在數量上實現109%的增長速度。到2014年，全國音樂節的數量已達到100多個。

音樂節數量增加的同時，對演出嘉賓的需求也越來越多。

那些從網絡走紅的小衆歌手，便開始借着音樂節提供的舞台，與聽衆見面。在網易雲音樂的《中國音樂人生存現狀2016》中，六成音樂人有過線下演出經曆，他們的舞台，除了酒吧、livehouse，還有音樂節。

飯圈在「養成系」偶像時，音樂節也在「養成」音樂人。

房東的貓、沈以誠、隔壁老樊等人，在網絡走紅後，音樂節都成了滋養他們音樂路的下一站。

即便在道略文化産業研究中心的調查報告表明，能夠實現盈利及品牌運作的微乎其微，但音樂節紮堆出現的現象，并未停止。

除了給業内釋放出就業信号，音樂節給地方文旅和品牌聯名，也提供了新想象。

2000年迷笛音樂節創辦初期，盈利模式并不清晰，迷笛音樂節與迷笛音樂節深度綁定，與其說是有商業性質的音樂節，說它是豪華版「校園文藝彙演」更貼切。

真正确立音樂節盈利雛形的，是2004年音樂人黃燎原在銀川策劃的「中國搖滾的光輝道路」露天音樂節。

這場音樂節，彙聚了崔健、黑豹樂隊、唐朝樂隊、眼鏡蛇樂隊、龐寬、超載樂隊、張楚、指南針樂隊、汪峰、二手玫瑰、左小祖咒等18支中國搖滾樂中堅力量，三天到場12萬人次，票房總收入680萬。

由于豪華陣容和策劃人影響力，音樂節得到了一家地産公司的400萬贊助。

自此，門票 贊助，成了音樂節的商業雛形。

據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萬人以下的小型音樂節，單日成本在200萬元左右；萬人以上的大型音樂節，單日成本則需500萬元左右。

固定成本之外，場租、嘉賓出場費等費用，能夠因地制宜。

音樂節走出一線城市走向二三四線，成了發展過程中的剛需。

另一方面，舉辦音樂節，不光能拉動舉辦地周邊的餐飲、住宿、交通消費，音樂節自帶的文化屬性，也能反過來加深城市形象。

因此，守住一線，開拓全國城市，音樂節們心照不宣。

情況是在2020年疫情之後變化的。

肉眼可見的，一線城市北上廣深舉辦的演唱會數量越來越少。

迷笛、草莓2020年齊齊在北京舉辦，算是疫情後北京音樂節的高光。

草莓及一些小衆廠牌2021年到過廣州。

至于上海，搜後疫情時代的音樂節，除了一些小範圍的草地古典樂、交響樂活動，大廠牌有影響力的音樂節，已經很久不見。

到了2022年，北京、深圳、上海分别被疫情籠罩過，從前音樂節在這些地方，是限流、延期，今年它們不是音樂節重點考慮的城市了。

每年7月到10月，是音樂節舉辦的高峰期，今年，各省市舉辦音樂節情況，山東、江蘇、四川、浙江位列前分别以12場、12場、10場、8場位列前4，内蒙古以5場緊随其後，河北、黑龍江、湖北、湖南分别有4場音樂節。

北京上海，這些音樂節曾經的發源地，如今榜上無名。

山東4-10月間舉辦了18場音樂節，被網友戲稱「在山東，随便扔塊闆磚，都能砸進音樂節」。

而一線城市，音樂節在逐步消失。

02

旅行 演唱會二合一，代餐亦彌足珍貴？

與消失的音樂節相對立的，是一線城市消費者對音樂節、文化演出消費的旺盛需求，依舊存在。

《2021中國演出行業數據洞察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演出行業貢獻票房的主力軍，一線消費者占53%，二線消費者占37%，三線城市消費者7%，四線城市消費者占3%。

本質而言，音樂節的場景魅力，在于音樂節提供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意義空間。

不論是草地音樂節還是雪山音樂節，在遠離城市貼近自然的場地裡，消費社會、商品經濟看似短暫消失，雖然場地内不乏小吃攤點、音樂節周邊銷售，但這些與人本能需求及精神消費強挂鈎的内容，在特殊場景下自帶一份「本真」。

參加音樂節的核心驅動，是看喜歡的音樂人表演。

在一個「本真」的空間與有共同訴求的人沉浸在精神世界，音樂節通過一群有着共同喜好的「樂迷」相互作用，形成獨特的文化空間。

消費者相互作用外，音樂節嘉賓與消費者之間的情感勾連，更是音樂節的魅力之所在。

早年音樂節，舉辦方考慮廠牌調性、可撬動資源、經費等多重因素，最終拼盤形式撬動的，大多是一兩位壓軸大咖和許多個沒有大面積号召力的演出嘉賓。

而音樂節的青年文化屬性，又自帶自由、不羁的特質，一些大衆節目上難見到的「半地下」歌手在這裡得以現身。

在說唱、樂隊等以網綜形式走進大衆視線之前，樂迷見到音樂人，去音樂節是正路。

相比明星演唱會，曾經音樂節的低票價、拼盤請小衆歌手，讓觀衆一次性見衆多歌手的同時，能夠滿足小衆消費者隐秘的對自我獨特性的追求。

不設座位、衆人擠擁一起随音樂起伏，又拉近了小衆與小衆的距離，完成了小衆群體内心對集群的需要。

誕生于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經過20多年的發展，音樂節對一線城市受衆的影響時間最長最深遠。

中國社會，一線城市的消費現狀，是注重品牌和産品附加價值、文化等精神消費占據主流的「橄榄型」，三四線城市則是更重性價比和物質消費的「金字塔型」。

也就不難理解，當音樂節的代餐（演唱會/live house）在一線城市變少之後，臨近城市的音樂節，就變成了他們的替代品。

更重要的是，後疫情時代，音樂節的文旅屬性，越發凸顯。

據中國旅遊研究院聯合中國電信旅遊大數據聯合實驗室發布的《2022年上半年旅遊熱度報告》，2022年上半年本地遊客量減少比外地遊客量減少多8%，本地遊客量占比仍高于外地遊客量占比。多地旅遊業受疫情影響，而疫情的高發地，是機場、車站。2022上半年在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背景下，周邊遊、自駕遊仍然是節假日旅遊市場的主流。

而同程旅行發布的《2022“十一”假期旅行趨勢報告》也顯示，雖然近一周（9月20日）「十一」相關旅遊搜索熱度環比上漲172%，假期出行的機票、酒店搜索熱度上漲136%，但受到疫情帶來的不确定性影響，本地遊、周邊遊及省内短途遊仍是假期出行主流。

能看到的是，疫情之下，人們關于出行、度假、娛樂的需求，在種種不确定下，一直縮小，可供選擇的娛樂生活并不豐裕。

在此種情況下，當劇院巡演難成行，演唱會難舉辦，電影院爛片占了大多數，詩與遠方越來越遠，周邊城市的音樂節，就成了放風的好去處。

它不再單是感受個人興趣融入集體這種私人層面的精神需求。

戶外，音樂，草地，聚集，這些稀松平常的場景變得彌足珍貴的當下，近在城郊的音樂節，成了「詩與遠方」的代餐。

短途放風也是旅行，音樂節當作拼盤演唱會，與一群人吹着春風秋風共高歌，暫時自由。

所以即便網友們嘲仙人掌音樂節搶錢，票價漲到高攀不起。大批人依舊趨之若鹜。

想要在精神消費中尋找心錨的青年們，試圖用相對安全的方式，走進一個真空的、美好的、一切照常的世界。

一線城市青年湧向三線城市音樂節，便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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