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飛廉的短篇小說集《阮途記》已再版9個月，作品對當代文學的書寫意義已經超越武俠層面。在我們過往對武俠的認知中，符号化的依從介入想象的内部，構成了讀者之于情懷的泛濫性構想。《阮途記》并不局限于情懷書寫，舒飛廉把人生的哲學命題帶入文本叙事内，構成超越類型的共同體宿命表達，生命在無常體驗中獲得持續的淬煉與升華。

《阮途記》，作者：舒飛廉，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1年10月

反定式的叙事格局

舒飛廉的人生經曆了三重轉向：作家、主編和學者。在三重身份的轉向中，實驗性和自主性構成了舒飛廉創作的獨立氣質。創作中完成感受的進化，在理論中完成寫作的自由，均能在《阮途記》的氣質中窺見端倪。

超世俗化人格構成了作品獨特的精神氣質，哲理性的角色塑造讓故事跳出宿命和悲劇。超越生死的喜悅感在結尾段體現得最明顯。邬歸的放浪形骸、秋水老人的肉身成聖等，肉體在擺脫了生命原有長度的束縛之後，它所附着的精神力并未快速消散。他們與當下江湖中人的情感羁絆，實際上承擔了靈魂教化的責任。年老且不倦怠、傳奇且天真足以讓配角鮮活獨立，他們具備豐富的人生體驗，且對周圍世界保有豐富的敏感度和好奇心。敏銳的命運感知下，男性經驗化表達足以撐起其角色的内心世界。這滿足了讀者之于江湖精神的期許。

如果以類型文學來歸化《阮途記》，顯然忽略了小說的精神價值。在武俠這一外衣下，小說的超現實氣韻是頗具鋒芒的。從創作學的探究來看，古典性和現代性在《阮途記》中實現了某種層面的融合，融合的發生可以看成作者對傳統寫作的自發性反叛，也可以看成文學現代性的自然生發。

在傳統武俠中，對古典氣韻的塑造是重要的。時間的單線結構以及空間的固定性構成了一部武俠小說存在的時空根基。對應《易經》的先天八卦，武俠精神更接近于“坎”。武俠足以成為一串流動的符号，與當下新國風文化、超時空文學以及玄幻題材形成了強文化型兼容。而精神的流動性和寫作的先鋒性的結合，賦予了武俠文學突破原有禁锢、奔向文學獨立的使命，這在《阮途記》中體現得很充分。

《阮途記》的叙事格局是反定式的。古典性成為小說主題表述的牽引，掙脫束縛的新内涵一旦出現，也意味着叙事空間的無限分化和瓦解。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提到，“報恩仇”之取代“平不平”與“立功名”成為20世紀中國武俠小說最重要的行俠主題，增強了俠客行動的主動性。直接性和個人性，給予小說家更廣的想象空間以及虛構自由。當代文學意識的介入，構成讀者和作者共同築立的文學場域。在邱華棟的《十俠》中幻想和日常的融合嘗試，直至《阮途記》的風格探索，先鋒感已經深入細部，“現代感”指引了《阮途記》的人物體系、話語體系、故事體系和思想體系。

不可否認，《阮途記》延伸了中國古典的文人傳奇叙事，傳奇的概念在先鋒叙事的意識下被拓寬延展，賦予了傳奇獨立生長的力量。在《洞庭記》中舒飛廉借司馬飛廉之口說出，“龍是非常奇怪的一種生物，它由地球之外的宇宙，來到地球之上，這樣的拜訪并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情，它們的身體，由塵埃與光來形成，不需要水，也不需要空氣，所以它們能藏在水下生活，也能在沒有空氣的太空中生活”。龍的超生命書寫正是舒飛廉想象力的見證。此外，《阮途記》以《柳毅傳》的洞庭湖龍宮為引，完成對武俠世界的二次解構，超時空叙事和秘境叙事互為表裡，構成了小說生長的二重能量。直到《渡淮記》中金竹寺地宮的抵達，小說的傳奇性、想象力和人生感悟融為一體，“他們在生命中最後的時刻來到這裡，入住在地宮的鬥室裡，将自己鑲嵌成宇宙的星埃”。

作者/來源：心靈藝坊/IC photo

打破空間，擺脫時間阻力

武俠文學的形态演變中，時空雙維度是可以被無限虛化的，背後則是舒飛廉的江湖叙事的當代意識在21世紀新武俠文學内部的覺醒。一方面源于民衆曆史認知體系的變革，另一方面在于文學虛拟空間的先鋒主義改造，足以擊破曆史的現實性支撐。如果把《阮途記》創作中的現實性直接歸于小說情感的内部，那麼對曆史性的抹除便擁有了文學意義的合法性。這放置在《阮途記》中便增添了小說中現代感的文學特質。

《阮途記》保留了看似“合理”的傳統武俠文學韻味，這姑且看成作者對情懷的自我感念。但極度自由的時間感，證明了現代主義文學與傳統故事的極大契合性。人性的狂熱張揚、豐富的内心獨白、堅韌的情感張力，足以讓小說擺脫武俠“原生”的價值觀約束，讓思想感念進入一個超時空的、為我們感同身受的情感領域。

首先，小說空間被打破，江湖這一年代感的現實觀被無限拆解。中國古代祭拜的江湖裡的胡海龍王被賦予了地球之外的生命能量，曆史也在空間悖論中被多次揉碎。胡塞爾、海德格等西方哲學家在《金驢記》中以師徒身份登場，“一身功夫名喚現象學，也是非凡，在大秦已是一等一的絕學”。小說家金庸則以書生文人的身份，隻存在于一衆世外高人的談話和調侃中，世界的豐富性大幅度提升，原有的武俠次元壁被打破。第四面牆在文學中介入，緻使後現代性一并破除了固有的叙事空間。這一創作路徑印證了《阮途記》的虛構本質。

其次，作者跳出了曆史成規的界限，擺脫了固有的時間阻力。舒飛廉以多主角并行的模式，串起了延續百年的武俠體系，人物關系藕斷絲連，但均獨立成篇。無論是人物的對話、構建的環境以及所延展的事件脈絡，跳脫出傳統的“父-子”、“師-徒”江湖叙事定律。相遇的陌生人間的情感流動支撐起了《阮途記》整體的人物脈絡，流動的時空中流動的情感，仿佛道出了江湖的本質。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即江湖本來就是奇妙的，偶然的，像青草上的朝露一樣。

書寫現實人群的情感困惑

虛構不僅介乎時間和空間，舒飛廉獨到世界觀的呈現于通篇極為明顯。讀者對于人物氣韻的通感，或許才是《阮途記》最重要的精神價值，通感讓小說的找尋意識更為明确，文學的後現代性在“迷失-找尋”中具備了新的能量。

雖然《阮途記》是虛幻的江湖，但我們可以把其當成異世界的情感在當下人群中的精準投射。角色和我們當下的共情度形成了世俗意義的關聯，作者的情感向度順理成章帶入到了故事每一篇的氣韻中。這不禁讓讀者聯想到王家衛的《東邪西毒》和《一代宗師》。二者皆借助一個虛拟的外殼，書寫現實人群的情感困惑。

“超脫”是舒飛廉第一重重要感覺。身體在精神的概念化表達中，終究可以被抹去。甚至通過故事來看，部分角色始終處于生死的臨界點。精神能量的釋放，足以掩蓋肉體的欲望。身體的張力在空山老人和三娘子身上被隐匿，他們代表了舒飛廉對于江湖的精神超脫。空山老人借物幻化成一棵竹子，三娘子被變成一頭驢。可見，肉體的客觀性在現代感的強化中被消弭，由竹子裡反彈而出的，正是秋水老人練就的無涯真氣，敦和綿長、厚德載物，生生不息。人變成一股精神能量，小說完成了個體從物質到精神的境界升華。

但舒飛廉并不摒棄世俗。對世俗的眷戀，存在于《阮途記》的大部分角色中，人物對于現實世界的依存和眷戀，構成了小說的血肉；入世和出世兩種思想境界的碰撞化為叙事的核心張力。對“入世”的執念，集中于張橫、李魁和薛不離等人身上，他們對欲望的直觀表達，一部分基于經驗、一部分基于欲望本心。性情中濃郁的江湖氣，強化了小說“人”的存在性和欲望的價值。

在舒飛廉眼中，“入世”和“出世”并非水火不容，這源于他對生死的私人化感悟。一方面渴望肉體飛升，一方面執迷于每一刻的感官效能，而二者的平衡度也在張橫和邬歸身上現出奇異的端倪。傳奇大盜的去向終無人可知，在對現實經驗的深度感受中完成了肉體的消散，死亡在張橫這裡成了一個謎。邬歸是作者對抗故事确定性的又一理想的外化。個人經驗和時間權威相互依存，邬歸身上既有對當下感官的嚴重依存，又可在對生命的自嘲中完成對死亡的剝離。

作者/李言

編輯/張進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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