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由國家制訂、百姓遵守的規範。“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立于宮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韓非子認為法是由國家來編訂,讓官府來具體設施,并讓老百姓周知和遵守的規範。他在其法治理論中最強調法的地位,“以法為本”(《韓非子·飾邪》),“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竭力倡導把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行為規範付諸實踐,利用“刑”、“賞”二柄,用嚴刑重罰讓國家安定而沒有暴亂,厲行賞罰,獎勵耕戰。他還繼承周以來法家的平等思想,希望統治者制訂和實施法律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韓非子·有度》),讓官與老百姓在法律面前平等。這些思想和主張基本上被後世的秦始皇所用。
《五蠹》是先秦法家名著《韓非子》中的名篇，是作者法治思想的精華。五蠹指的是五種危及國家的害蟲，是五種韓非子所批判的五種人，在《五蠹》中他明确提出“其學者”、“其言談者”、“其帶劍者”、“其禦患者”、“其商工之民”，即儒家、縱橫家、遊俠、逃避戰争和君主身邊親近的人、從事工商業的人五類。韓非最後指出：“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他認為儒家學者稱頌先王的政治主張，以仁義為規範，講究儀容、禮服，修飾言語，這些人的做法使民衆懷疑當代的法制，動搖君主實行法治的決心；高談闊論的縱橫家，假托舊說，例舉古事，借助國外的力量來謀求個人的私利，抛棄了國家利益；遊俠刺客，聚集門徒部屬，立下氣節操守來宣揚他們的名聲，違犯國家的禁令；害怕作戰的人，聚集在權貴門下，用錢财行賄，攀附權貴，逃避兵役；從事商業手工業的人，制造粗劣的器物，收集奢侈的貨物，囤積居奇，等待時機，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五蠹”造成了法制與私行、君臣上下是非标準的矛盾，使好惡相反、人簡其業，自然耕戰治強的目标也不可能實現。他建議當時的君主使那些從事工商業、沒有固定居所的人數量減少、名位卑下，引導人民積極農耕這一本務而排斥商工末業，對于危害國家利益的五種蛀蟲予以肅清，以法治國。韓非子用一種曆史唯物主義，合理、辯證地分析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問題，進行邏輯推理，提出君主要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統治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的變革是必然的, 我們的措施必須随時代的變化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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