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學專業《大學》《中庸》讀書會側記

儒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流傳至今的經典文獻不計其數。其中，《大學》和《中庸》作為《禮記》中的兩篇文章，自從宋朝大儒朱熹将其提取出來并與《論語》《孟子》共同列為《四書》之後，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其微言大義也被衆多儒家學者們反複解讀。近日，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學專業馬來平教授和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學專業常春蘭副教授帶領本專業的的研究生們舉辦了《大學》《中庸》讀書會。原山東教育報刊社總編及編審、《中國教育報》等報刊著名專欄作家、《心悟》作者陶繼新先生作為特邀嘉賓，參與了讀書會并發言；山東師範大學數學院楊澤忠教授帶領他的數位研究生在線上參與了此次讀書會。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特點也十分鮮明，其對人類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在衆多思想文化中獨樹一幟。因此，陶繼新先生認為，我們對儒家經典的解讀要聯系自身的生命感悟。這種感悟即是要在對文本含義準确把握的基礎之上，将自己的生命體驗與之相互印證并深入思考。“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要想真正理解儒家思想的意義，還必須将之付諸實踐，在行動中去切身領會先賢們的深思熟慮。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體會到文章想要表達的深刻内涵，否則就隻能在文本淺層徘徊不前。

碩士研究生許遇好認為，《大學》《中庸》的寫作背景大緻是春秋戰國時期，此時傳統的禮樂制度面臨崩潰，人們的信仰體系也因社會的巨變而逐漸崩塌。因此，信仰根基動搖的人們面臨着如何與天地萬物、與他人共存的窘境。曾子、子思等一批儒者為了重新樹立起一套儒家價值和信仰系統，深入思考了人類存在的意義以及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系。儒家先哲的這些對世界的思考始終圍繞着一些固有的宗旨，首當其沖就是對人的認知狀态的觀察與反省：首先是要“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樣才能夠獲得充分的認識。其次，儒家所認識的世間萬物最終都必然要指向其道德意義和實用價值，“格物緻知”也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庸》開篇即寫出了認識的目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由天命到人類教化是儒家的一以貫之的路線，其終極目标即是人于天地之間如何自處，為人類的道德倫理樹立一個堅實的根基。

碩士研究生董宇指出，朱熹在《大學章句》的序中認為，人們應該首先學習“禮樂、射禦、書數之文”，學有所成之後再學習“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這即是說明儒家将道德性知識置于其他類型的知識之上。并且，朱熹也已經嘗試将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加以區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在認識的方法上，朱熹認為應該“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最終應該要達到“豁然貫通焉”，“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種細緻的劃分是朱子的一大重要貢獻。

儒學高等研究院常春蘭副教授指出，大學八條目是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位于最始端，是其他條目的基礎。但對其中“物”這一概念的确切含義卻存在誤解，鄭玄、朱熹都說“物，猶事也。”根據這一注釋就有了當代一種流行觀點：《大學》所謂“物”，不是泛指草木鳥獸之類，而是專指人倫政治實踐活動。這實際上是由于誤解了古代漢語中“物”“事”的含義進而誤讀了鄭玄、朱熹的解釋。《說文解字》中說“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從牛。”“事：職也。從史。”根據許慎的解釋，“事”“物”可以明确區分。在先秦兩漢文獻中，“事”字、“物”字單獨出現的次數都非常多，而“物事”、“事物”的說法也偶有出現。兩漢之後的文獻中，“物事”、“事物”的說法大大增多。那麼“物，猶事也”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呢？從中國古代的整體性思維來看，“事”“物”關系密切，事是關于物的事，物是事中之物，因此有“物事”、“事物”的說法，而且單獨使用“事”“物”時，其意思可能也涵蓋了現代意義上的“事”和“物”，所以，“物，猶事也”，意思應該是說“物”既指物又指事。朱熹并非不關注自然界，而是對天體運行這一重要自然現象尤其感興趣，其著作中有不少天文學方面的讨論。

最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馬來平教授給出了自己關于《大學》《中庸》的看法。馬教授首先從《大學》的文本之争與“格物緻知”論的分歧開始講起。自朱熹始，發生《大學》今本和古本之争。《今本大學》是朱熹根據二程和自己的理解，将傳統《大學》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并加以補充而得到的，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将“格物緻知”部分進行了補足。王陽明則認為不應對《大學》的文本内容加以改動，其原始文本即《古本大學》并沒有“錯簡”或者“阙文”。文本之争的背後，反映的是對《大學》主旨尤其是“格物緻知”概念的不同闡釋。朱熹認為，“格物緻知”即對外物進行主動接觸、仔細觀察和深入思考，從而最終窮盡物理。而王陽明則認為，《大學》所教的根本在于重視自己内心的反省，而非對于外物的觀察，“格物”的實質就是糾正人心的不正，以恢複本體的正，“緻知”即是擴充自己的良知。這種基于經典文本不同理解的激烈争論，突出了經典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乾嘉考據學的崛起。馬教授認為，朱子的“格物緻知”論突破了儒學慣常的單純倫理視域，而觸及到了主體認識客體的認識論、觸及到了科學，從而實現了儒學認識外物維度的确立。這種變化既是朱熹從“格物緻知”出發構建儒學理論體系的需要，也是儒學和科學内在親和性的自然發展。

馬教授還提出，《中庸》中蘊含的儒家思想對于當今社會科學的發展尤其是科學家的培養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中庸》中所提出的以“誠”為核心的思想體系，能夠引導科學家在從事科研活動和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實事求是，從價值觀層面上防止造假抄襲行為的産生，可以為科學研究提供有效的倫理基礎，也有助于營造一種講信修睦、同心協力的科研環境。另外，《中庸》中所提出的“中和”思想和“執用兩中”“執中權變”的方法論，對于科學思維的培養至關重要。科學家在科學活動中應當遵循普遍主義、公有性、無私利性、有組織的懷疑等一系列行為規範，這些都是科學家和整個科學界共同發展所必須具備的重要品質。這些行為規範與儒家經典中所蘊含的行為準則存在大量的共通内容，兩者息息相關。

陶繼新先生聯系自己對于儒家學說的理解以及衆人的發言，指出自己研究儒學更多是從做人做事的感悟方面去理解，而今天聽聞大家從義理層面對《大學》《中庸》的部分内容重新解讀後收獲頗豐。《大學》《中庸》所反映的儒家思想毫無疑問是注重道德修養，但其道德基礎卻是來自于涵蓋世間萬物的天地。儒家講求“天人合一”，這種境界下的天地萬物都與人的道德産生聯系。《論語》中，孔子也讓弟子們“多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這是不無道理的。儒家先賢所說的事理并非是空中樓閣，而是切實從萬事萬物中體悟出來的。

除了以上發言的師生外，我院科哲專業碩士研究生彭繁和孫佳麗同學也在此次讀書會上做了讨論發言。與會者們認為，雖然先前已有部分學者認識到朱熹之“格物”是外物，但對這種觀點的論述并不充分，也始終未能成為學界主流。通過此次對《大學》文本的重新闡釋和深入剖析，不僅讓“格物”中認知外物的部分得以突顯，也使儒學中與科學契合的部分被重新發現，這是對當下學界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和補充。這次對《大學》和《中庸》的深入閱讀與交流探讨，讓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科技哲學專業的師生們加深了自己對于儒家經典的認識和傳統思想的領會，為其以後的科研學術活動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 常春蘭 許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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