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工人像候鳥，深圳就是他們的南方。

文 | 陳梅希

編 | 園 長

過完年的深圳北站，返工的外鄉人被一趟趟列車從家鄉載回。

很少有人不帶行李。年輕人大多拖着拉杆箱，滾輪偶爾滾過不平整處，發出卡拉卡拉的響動。一些年長的旅客會選擇蛇皮袋，紅色格紋經典款，開口處被擰過好幾圈後從身前拽着，包裹搭在後背。

打工人很像候鳥，深圳就是他們的南方。隻是一起排隊做完核酸順利出站後，這些候鳥會飛到不同地方。

互聯網從業者大多要飛到南山區，那裡聚集着衆多互聯網高新企業，租一個十平米的合租房大概要3000塊錢，咖啡品牌正在紮堆入駐。——那是大衆視野中最熟悉的深圳，高樓大廈，便捷快速，加最狠的班，賺最高的薪資。工人大多會留在高鐵站所在的龍華區，這裡聚集着衆多大型工廠，在工廠邊的城中村裡，租一個單間的預算是500塊錢。

人們時常關注工人在流水線的8到10個小時。在這個時間和空間裡，工人是一種符号，通過流水線上的工作，組裝起經濟發展的齒輪。辛勤被贊揚，枯燥被批判。

剩下的十幾個小時，工人離開工廠，回到生活空間，開始自己的B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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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點多是富士康工人的第一個下班高峰。成群結隊的男男女女們，從富士康龍華園區西門走出來，沿着清泉路直行幾百米，在斑馬線處分道揚镳，像一條小溪分成兩個支流。——斑馬線兩端，分别是瓦窯排村和伍屋村的出入口，這兩個距離富士康龍華園區最近的城中村，承載着大量富士康工人的生活需求。

流動水果攤的老闆當然不會放過人流高峰。五點半剛過，賣芒果和車厘子的三輪就占據斑馬線一頭的有利地形，等待工人們的到來。

兩輛三輪車用小喇叭輪番播放廣告，台詞卻像是一個模闆裡套出來的。“可甜可甜的芒果，10塊錢5個啦。”“可甜可甜的車厘子，19塊8一斤啦。”不知道是誰抄襲了誰，還是根本就是一家生意。

臨近6點，水果攤前聚的人越來越多，大部分都在芒果攤前。十米開外的水果店也賣芒果，個頭更大，品相也更好，稱重計價，1個就要8塊多，确實不如10塊5個的小芒果劃算。車厘子攤前，少數幾個客人自己取來塑料盒，從攤開的紙箱子裡精挑細選。

很多下班回來的工人，脖子上還挂着富士康的工卡。大部分工卡系着藍色帶子，卡面也是藍白色調，和騰訊工卡長得很像。隻有少數年輕女孩會把工卡帶換成印着卡通圖案的黃色或粉色，在千篇一律的工作裡，這是她們少有能發揮創意的地方。

沒有人覺得帶着工卡有什麼奇怪的。住在附近幾個城中村的，要麼是富士康的工人，要麼是富士康的工人家屬，大多都是同事。工卡既不是一種身份的象征，也不是一種認同的由來，在刷卡的瞬間，它負責切換富士康工人們的白天與黑夜、工作與生活、A面與B面。

富士康園區裡提供宿舍，但還是有很多工友甯願每個月多花幾百塊錢，在附近城中村裡租一個小單間。離開園區的大門，意味着擁有一個新的生活空間，哪怕這個新空間距離工廠隻有幾百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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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部分城中村一樣，瓦窯排村的樓房密密麻麻編織在一起。除開臨街的兩排，其他樓房之間的間距都不足一米，如果走道中間停了輛電動車，還得錯身才能擠進去。這樣的建築群，在中國有一個專有稱呼，握手樓。——因為樓間距太小，打開窗戶，你甚至能和隔壁樓的住戶握手。

從一個闖入者的視角來看，成片握手樓最強烈的特征在于陽光的稀缺，整個瓦窯排村都是陰涼的，盡管深圳在這個下午晴空萬裡。密密麻麻的建築裡，陽光的計量單位是條。如果在兩排樓房間站定，向出口處望去，會遠遠地看到一條陽光從盡頭傳遞進來。

以條為計量單位的陽光，圖源作者

小時候用麻将模仿電視裡的多米諾骨牌，如果麻将挨得太近，推第一塊時就會卡住。站在瓦窯排村正中央，四周的樓房就像是排得太密的多米諾骨牌，無論從哪裡開始推，它都一定會停在第二塊。

瓦窯排村裡有很多沿街的鋪面，村外常見的連鎖快餐店，村裡一家都見不到。多的是夫妻倆開的小店，做粉面、盒飯、糖水、燒鴨或者現炒生意，價格比連鎖快餐店低三成左右。

理發鋪子一般靠着邊角，價格統一都是10元；水果店是村裡規模最大的商鋪，這個季節，門口大多擺着兩個白色泡沫箱，一個裝10塊3斤的沙糖桔，另一個裝切成段的紫皮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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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來的下班人群讓工人村從沉寂中蘇醒，最早醒來的是飯店的油煙味。靠近西門的盒飯店占據着有利地形，早早把菜品備好，門口挂的紅色廣告牌褪色大半，但關鍵信息還清晰可見：“8元一葷，10元一葷一素，米飯任打，贈送例湯。”

緊接着醒來的是握手樓裡的炒菜聲。肉和蔬菜倒進油鍋，茲拉的聲響從四面八方傳來，随後是各種調料雜糅在一起的香味。握手樓隔音不好，在街上走着，哪家哪戶開始炒菜了，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照得到陽光的房頂冬天還在開花，圖源作者

湘贛小炒店裡，沒開學的“小老闆”正在幫忙給客人上菜打飯。八九歲的小男孩，坐在離廚房最近的桌子邊，桌上的手機停留在抖音界面。“小老闆”熟練地把白米飯打包到一次性餐盒裡，等到裝袋環節，才抽出空來滑動一下手機屏幕，中斷循環播放的短視頻音樂。

如果廚房窗口有動靜，“小老闆”就會停下手裡打包的動作，先轉身接過餐盤上菜。六點過後，回村的工人們讓小炒店熱鬧起來，“小老闆”一個人在前頭，又要給人找座，又要打飯上菜，又要打包外賣，顯得有些忙不過來。

等一輪事情做完，“小老闆”在店裡掃視一圈，接着向我走來。

“你要打米飯嗎？”一開口，“小老闆”帶着廣東口音，不知道是從小生活在這裡的緣故，還是這家湘贛小炒本就由廣東老闆經營。

桌上擺着一盤青菜炒飯，可能是加了醬油，他在遠處沒認出來，誤以為是自己忘記給我打飯。走到跟前，我指着炒飯跟他講已經上過主食，“小老闆”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回到廚房窗口的“工位”。先前進的客人已經落定，新點的菜也還沒炒出來，他拎起打包好的飯菜，一陣風似的跑出店去。

來小炒店吃飯的大多是一個人。沉默地進店，沉默地落座，沉默地掃碼點餐，然後打開短視頻軟件，動感的背景音樂打破沉默。起初人少，每個人進來各找一張四人桌落座。後來空桌子不夠了，隻能拼桌，後進的人和先進的人對角坐着，各自刷各自的手機。

難得有三個人結伴進店，走在最前頭的一手拎着紅荔牌紅米酒，一手拎着一袋鹵味。等待上菜的間隙，紙杯裡的酒已經滿好，三個人用方言熱切地聊着些什麼，大概是老鄉工友間的聚餐。

“小老闆”給我上菜時，一個大伯進門坐在我對角，他是小炒店裡少有不刷短視頻的客人。直到他把手機推到我面前，問我為什麼不能付錢，我才知道這十幾分鐘他一直在和下單小程序做鬥争。

大伯搜索土豆，從搜索結果裡選完一道土豆片炒肉後，頁面上卻沒有出現下一步操作的按鈕。我接過手機一陣滑動，才發現要回到首頁才能下單。十幾秒後，收銀台傳來機械的女聲：“支付寶到賬12元。”

先有了工人，然後才有工人村。富士康、比亞迪等大型工廠的出現，讓周邊大量城中村成為熱門房源；湧進城中村的人則帶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商機，以村為單位，形成自成一體的商業生态。

如果一個外來客的探尋止步于此，或許會被工人村裡濃郁的生活氣息打動，為低廉的物價、炒菜的鍋氣、逼仄空間下接近鄉土時代的鄰裡關系而感到雀躍。但隻要稍作探究就能發現，沒有人願意做工人村的留鳥，貧窮和告别貧窮仍是這裡永恒的母題。

在深圳，這一母題有了具體的故事情節：搞錢。

王文和潘飛是廣西老鄉，也是富士康觀瀾廠區的同事。兩人在深圳相識，到今年為止，王文已經在富士康呆了11年，潘飛年輕一些，也呆了8年。

王文是某條流水線的線長，負責給五金元件沖洗，組裡有十來個人，算是個小領導。2020年之前，王文的富士康生活幾乎沒有變過。“這麼多年做的都是一樣的事情，沖洗完了就給下一條流水線。哪有什麼技術含量，你過來培訓一天馬上就能做。”

在老家廣西，妻子帶着三個孩子生活。小孩子每年都有變化，遠在深圳的王文是通過花銷感受到的。小孩子長得很快，新買的鞋子，過一陣子就不能穿，要花錢買新鞋子做新校服。

和迅速長大的小孩相比，王文的時鐘好像停滞了。他伸出左手，掰着指頭細數以前每天的生活：早上7點50上班，下午6點50下班，回家打遊戲或者玩，睡一覺，第二天繼續上班。一周上六天。

王文悟性好，兩年就在富士康做到線長，工資比一般工人略高。前幾年顧着玩，台球廳、KTV、網吧，城中村附近的店一個不落。等到一眨眼，小孩長大，吵着要上培訓班，王文才懊惱，之前幾年為什麼沒有好好攢錢。

小孩長大，父母年邁，“搞錢”的目标迫在眉睫，19年底，王文開始尋找下班以後能兼職幹的副業。那一年，外賣行業已經很發達，王文看周圍有同事賺到錢，也下定決心開始當兼職騎手。

任何行業都有門檻，做騎手的第一個門檻是一輛電動車。王文和兩個工友一起去店裡看車，回來的時候每人都騎了一輛。

在工人村，外賣電動車随處可見，圖源作者

第二個門檻則是方向感，跟王文一起入行的工友，隻幹了幾天就把車賣了。“他老是迷路，找不到商家也找不到送餐的地方，老是賠錢。1800買的電動車，後來1500又賣出去了。”

大多數工人剛開始跑外賣時都抱着試試看的心态。城中村單間一個月的房租400多，買一輛電動車等于花去好幾個月的房租，所以一開始大家都會選最便宜的。但便宜也意味着續航能力差，好多新騎手都吃過虧。

王文當騎手的第一天，就因為遇到電動車沒電而着急上火。“那天晚上我送最後兩個單子，結果剛到店裡就沒電了，老闆給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取消訂單，那天就隻賺1塊錢。”老闆好心，把自家電動車借給他，訂單延遲兩個小時才送到。“好在那個顧客也沒投訴我，就跟我說本來是當宵夜吃的，現在變成後半夜了。”

幾乎每個騎手都是從菜鳥成長起來的。

潘飛入行比王文更早，第一天接單，他以為訂單要按順序，取一個，送一個，再取下一個。結果一來一回，第二個訂單超時，還沒賺到錢，就先賠10塊。

講起菜鳥時期出過的洋相，潘飛顯得很有興緻：“我那時候不熟線路嘛，一個沒注意就開到高架上去了。我一看邊上的車怎麼這麼快，不太對呀，然後才發現自己在高架上。下也下不去，隻能硬着頭皮開到前面一個口下去。”

附近騎手們有一個微信群，大家知道潘飛不小心開着電動車上高架，都在群裡拿他尋開心，問他駕照怎麼考出來的。結果沒多久，甘王文自己也不小心上了趟高架。“真的一不注意就開上去了，我趕緊打雙閃，下車倒着推下去的。”

所有訂單中，騎手們最不願意送的是蛋糕，特别是那種雙層的，上面還有卡通人物擺件的。城中村附近路不好走，上坡下坡多，路面也颠簸，載着雙層大蛋糕，如果不小心蹭掉奶油，一天賺的還沒蛋糕錢多。

王文說，有次他接到一個蛋糕派單，一看蛋糕要300塊，直接把車子停在一邊，走着給客人送過去。奶茶倒不算難送，隻是要小心一點。“挂在車把手上面嘛，不要灑出來。”

最喜歡的訂單是“三胞胎”。這是騎手間的黑話，有些用戶會連着點好幾單，都是同一個商家，送到同一個目的地，如果恰好派到同一個騎手那裡，就可以隻跑一趟。“雙胞胎”和“三胞胎”對騎手來說是難得的幸運。

從菜鳥時期堅持下來，王文和潘飛都開始嘗到賺錢的甜頭。少的時候幾十塊錢，多的時候一兩百，每個月兼職做騎手，大概能額外增加三千塊錢收入。

三千塊錢，對于王文來說，是每個月打回廣西老家的生活費；對于女兒剛滿1歲的潘飛來說，是一家三口每個月在深圳的開銷。算上這筆錢，在富士康拿到的薪水可以存下大半。

對于很多工人來說，進工廠和送外賣并非是唯一的選擇。對于像王文這樣需要養家糊口的人來說，兩樣全部都需要。近日，餓了麼發布的《2022藍騎士發展與保障報告》中就提到，外賣配送上線時間、接單時間較為自由，成為新業态勞動者的副業選擇。在調研中，四成騎士表示有本職工作。

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2020上半年，美團平台上近四成騎手有其他工作，其中28%為工廠工人。同年的藍騎⼠調研報告顯示，56%的騎手有第二職業，其中21%為技術工人。

很多兼職沒有性别之分，他們所在的大水坑村，被稱為大神的是一位女騎手。潘飛說大家會看她發的抖音，會有人在底下評論：“怎麼好久沒看到你炸街了？”

多做一份工，作息也變得跟以前不太一樣。6點50下班之後，王文和潘飛需要先回家吃飯換衣服，再騎着電動車出門，接單到晚上11點多。

王文所在的小組有十幾個工友，大概一半人都在跑外賣。但跑外賣不是他們的唯一選擇，文字能力好的，會在網上寫點文章賺錢；能說會道的會做短視頻博主；還有一些兼職集中在線下，下班之後去超市當售貨員，或者從工廠裡拿材料回家串珠子做假花，按件計費。

王文也在尋找别的機會。

見面當天，他臨時說要推遲一個小時，因為跟朋友抽空去另一個區打聽網約車司機和代駕行業，回來路上耽擱了點時間。

網約車司機的入行門檻是車，如果自己沒有，就要管公司租車，一個月的租金4千多，顯然不适合兼職；代駕的訂單集中在後半夜，可能會影響在富士康的白班。打探一圈，王文覺得還不太适合現階段做，如果之後自己買車，兼職做網約車倒是個不錯的選擇。

王文不是沒有考慮過離開工廠，像那些網約車司機一樣，一天跑16小時車，每個月賺1萬多。但眼下，他和潘飛都需要保障收入的穩定性，在工廠裡賺一份工錢，再找一份兼職，是風險性更小的選擇。

富士康也有做短視頻成功的，潘飛所在的園區就有一個，他扭過頭去對着王文說：“昨天我聽有個人說他那一棟樓辦公室有個女的，30萬粉絲。别人直接就不幹了，直接就出去帶貨，一天幾千塊錢。你說這真的，一個人有三四十萬粉絲很厲害的。”

羨慕歸羨慕，哥倆也覺得寫文章和拍視頻都需要天賦，王文的組長胡軍就是潘飛眼裡有天賦的人。“有時候像我們做錯了東西，要給人家回複一個原因對策，這也是他去弄，你要編一個讓别人看得下去的，對不對？我們搞過來都不能看。”

下班後胡軍送外賣，圖源受訪者好友

電動車買完沒多久，因為照顧媳婦待産沒有時間跑單，潘飛把車借給胡軍，胡軍成為組裡比較早吃螃蟹的人。除開跑單，胡軍還要更新短視頻和自己的頭條号，内容大多是記錄工廠生活、記錄跑單情況，有時候也發發牢騷或者給自己加油鼓勁。

身兼多職讓他的B面人生更加豐富。白天下班和晚上開始跑單之間，胡軍每天要擠出半個小時拍視頻，發視頻和寫文章被安排在晚上送單的間隙。他也不知道什麼樣的文章能火，有時候文章突然被推薦了，會有幾百個人給他點贊。雖然賺的錢很少，但他很開心：“就有一種成就感。”

在深圳，我沒有見到胡軍，等他從老家過完年回到深圳，我在頭條号上看到他辭工的消息。一起被曬出的還有富士康15周年紀念牌和離職申請書，上面的入職時間是2005年。

圖源胡軍頭條号

胡軍原本打算回老家去，兩個孩子都在老家，妻子一個人帶不過來。“大兒子上三年級了，正在叛逆期。”在富士康交夠15年社保，胡軍覺得，至少年紀大以後有個基礎保障。

但主管的挽留正讓他猶豫。是回老家白天送快遞晚上送外賣，還是留在深圳，胡軍還沒有下定決心。

算上下班之後的兼職，有副業的工人生活算不上輕松。有時候，王文也會想，自己這樣像不像一個賺錢的機器。

白天做着單調重複的事情，晚上還要接着跑訂單，沒有停下的時候。但這樣的想法隻是很偶然地出現，大部分時間，他都提醒自己要向前看。他說自己玩也玩夠了，現在這個年紀，就得多賺點錢，再拼一把。

B面的人生也不盡然是苦的。人類畢竟是一種群居生物，除了賺到錢，抱團取暖讓這些打兩份工的人得到慰藉。

跑外賣有閑時和忙時，沒有單進來的時候，王文和潘飛會和其他閑着的騎手聚在一起唠嗑。“沒單子就在群裡發一個定位，有可能誰看到以後發現，哎，跟我離得挺近的，就會過來聊聊天。”潘飛比王文小5歲，性格更外向，講起話來會帶入情境。

把路跑熟以後，騎着電動車兜風變成一件挺開心的事情。王文說，跑過一段時間單以後，如果好幾天不跑，反而會心裡覺得不爽。“第一個不爽是因為不賺錢，第二個是因為呆在家裡也沒事情，出去轉一轉的話你上下心情就會很爽，也不會想别的。”

為了不讓自己不爽，沒單的時候，王文會騎車出去兜風看風景。有時候把車停在村裡電動車店門口，跟其他騎手聊天，順便看老闆修車。說是打發時間，其實也在偷師，為的是以後電動車壞了自己能修。

空閑時間兼職送外賣的工人，圖源受訪者好友

王文其實很擅長學習。

剛到工廠兩年，王文就升職為線長。後來的十幾年，他又陸續學過吊車，為兼職賺錢考下過特種作業操作證。因為在富士康負責沖洗五金配件，他還曾經考過危險化學品管理證，一些化學公式看不懂，流水作業的時候在背，下了流水線還在背。

不久之前，他去考網約配送資格證，和富士康的一個課長同一批次。考試成績前30名的騎手有獎金，王文排第19名，拿到了300塊錢。

初中畢業那年，王文原本可以去一個五年制大專的藥劑專業，但他當時對念書實在沒有耐心，一頭紮進工廠打工，這是他一直以來的遺憾。“我都有點後悔，那時候沒去讀書，起碼也應該再學一個專業。考證你學的東西都是基礎，考題那些都是很精準的，沒有經驗也還是弄不了。”

王文的大女兒今年9歲，上小學三年級，已經知道爸爸離開家意味着什麼。今年春節結束，王文返回深圳前，大女兒問他，能不能不要去。王文隻能勸慰女兒：“我要不去，你那衣服玩具，學校的校服，都沒有了。”

這幾年，王文和弟弟一起用打工攢到的錢在老家買地皮蓋樓，剩下外牆和三層還沒裝修。今年，他的小目标隻有兩個，第一個是把外牆裝修完，第二個是買一輛車。完成這兩個小目标，大概需要攢十萬塊錢。

潘飛坐在他隔壁，一邊扒蝦一邊打趣：“3個小孩子，一起出去玩摩托車上都坐不下。”

這确實是王文着急買車的理由。算上老婆孩子，一家五口人，出門是件麻煩事，不管去公園玩還是回孩子外婆家，帶上這個又帶不上那個。

為達成搞錢目标，王文每個月留給自己的預算是1000塊錢，其中包括500塊的房租。平台對兼職騎手的工作時間沒有強制要求，很多工人碰到下雨天都不會接單，但王文會。“下雨天，配送費會漲啊，做一單比平時好幾單都高，”他指着一旁的潘飛說，“像他就不會出去啦。”

潘飛的女兒今年一歲半，從出生開始就跟爸爸媽媽一起住在富士康觀瀾園區邊的大水坑一村。一家三口住單間太擁擠，潘飛每個月花720塊錢租下一室一廳，在附近的工人村，這是比較高的價格。

一歲半的小姑娘跟爸爸很親近，潘飛從廠裡下班回來吃完飯，女兒知道爸爸回家了，就會跑過去抱他一下。吃完飯，潘飛接着出門送外賣，回家的時候女兒已經熟睡。

到這一代，很多工人會孩子帶在身邊。潘飛住的一整層樓，隻有兩戶人家沒小孩，平時各家的房門都開着，大大小小的孩子四處串門跑成一團。“哪裡有玩具就到哪裡，反正一玩都紮堆過去玩，不是在這裡玩，就是在哪裡玩。”

村裡小孩經常在台階上跑來跑去，圖源作者

潘飛今年的小目标也是攢錢，為的是女兒能繼續留在深圳。因為暫時沒有深圳戶口，潘飛打聽過幾家私立幼兒園，每個學期的學費在6千到7千，一年就要1萬多。他講起一個老鄉最近剛剛成功落戶深圳，小孩可以上公立學校。如果一路從公立幼兒園念到公立中學，可以節約很大一筆開銷。

比起其他幾座一線城市，深圳的落戶要求不算嚴苛，潘飛在富士康多年，攢下不少社保積分，但想要落戶還差最重要的一環：他需要自考一個本科學曆，來給落戶積分加碼。

眼下，他得先攢學費和生活費，暫時沒有功夫準備考試。“等小孩上幼兒園，我老婆也會去工作。去超市當收銀員或者管貨架，一天就做8個小時。”

潘飛在為長久地留在深圳做打算，而王文則計劃着再做幾年就回廣西老家。小孩在一天天長大，除開做新校服交錢的時候，他很少能直觀地感受到這種成長。這幾年，他逐漸感受到缺席帶來的情感缺失是不可逆的，送單間隙和家裡視頻時，他發現小孩不怎麼跟他互動。

“你很難兩頭顧的。”王文幾乎一刻也不停歇地在往前跑，為的是盡快回巢，“你在這好幾年，小孩（的成長）始終是會錯過的。”

等到完成今年的小目标，王文打算再幹一陣，攢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之後就回老家，跟着親戚幹挖掘機，他打聽過，一個月也能掙七八千。

潘飛打算一直留在深圳，讓小孩在大城市長大。他雖然嘴上抱怨女兒是附近有名的哭鼻子大王，但女兒的陪伴，顯然讓他少了很多焦慮。他堅信女兒留在大城市，會比呆在老家更外向自信，身邊也有很多人這樣做。

前幾天下班回村，潘飛看到鄰居家一個5歲多的小女孩在哭，因為從小跟她一起長大的朋友要搬家，去新家附近上小學，小女孩不舍得。“他們兩個都是5歲多一點，一直一起玩的，就叫她不要走。哭得很兇，我晚上（送完外賣）回來還在哭。”

周日下午四點，結束訪談後的王文和潘飛準備開始跑單，我的拜訪讓他們把工作時間推遲了幾個小時。潘飛用他的外賣車載我回大水坑村，那是他們的居住地，也是接單的大本營。

這是我第一次坐外賣車，貼着美團大LOGO的外賣箱硌着我的後背，潘飛熟練地拐過幾個彎，在一堆電動車和行人之間騰挪。路面确實如他先前所說的那樣不太平整，為防止自己被颠飛，我伸手抓着車尾用來固定外賣箱的欄杆，腦子裡卻在倒騰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那個傳說中白天播着音樂“炸街”的女騎手，應該挺酷的。

第二件事，是如果我現在是一個雙層蛋糕，确實可能會被颠翻在盒子裡，難怪王文要把車停在一邊，步行兩公裡送這個訂單。

大水坑二村鮮豔的路牌，圖源作者

潘飛在大水坑村住滿八年，不用扭頭看，也能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他頻繁地向我介紹。先是學校，左手邊是一個小學，右前方是一個剛建好的幼兒園；再是傳說中有400多棟樓的大水坑三村；經過電動車店時，他靠邊停下來，告訴我這就是他們等單子時呆的地方。

大水坑比瓦窯排村大得多，人更多，樓更多，商鋪也更多。潘飛一路開，碰到訂單多的店鋪會着重介紹。三村十字路口新開出一家滬上阿姨奶茶店，是最近附近外賣圈的後起之秀，我們經過時，門口有兩三個騎手正等着取餐。

開到一村入口，潘飛指着面前的樓告訴我，他家就住在這裡。

這棟樓在村子最外圍，整面牆都能照到陽光，樓的東側還裝着一整面反光玻璃窗，在傍晚顯得金光燦燦，跟周圍四四方方的握手樓相比，好看得出挑。我誇他會選地方，潘飛停下車，笑着說：“這就是它要700多一個月的原因啊。”

小孩子的聲音讓城中村變得熱鬧。在離潘飛家不遠的一條小巷，幾個小孩坐正在盒飯店門口幫忙削皮，腳邊的藤編筐裡，削好皮的土豆和胡蘿蔔堆成小山。

有一個小男孩的爸爸在國外打工，此刻，話題焦點是他爸爸到底在哪個國家，他們用普通話交流，基本已經聽不出鄉音。手上的活不停，許多國家的名字相繼出現在這場讨論中，美國、日本、韓國、朝鮮、甚至蘇聯，削皮的小孩們可能把認識的國家數了個遍。

一個看起來年齡稍大的男孩子忍不住笑話他的朋友：“笨蛋，蘇聯早就解體了。”

應受訪者要求，王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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