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談顔體的的階段性轉化問題。這個問題還挺重要的，也是諸多修煉顔真卿書法的書友必經的問題，當然，在顔真卿這座書法界的岡仁波齊的山腳下，平躺着無數因為不能解決階段性轉化問題而自山腰跌下來的書友。

顔真卿是中國書法史上唯一可以與二王扳手腕的巨星。一生作品很多，最難為後學的是他每一件作品都能呈現不同的風貌，甚至筆法都在不斷轉換和變化。

大多數書友用了極長的時間臨習他某一部帖，尤其以《顔勤禮碑》和《多寶塔碑》為多，且徜徉其中直至最終。

我們不能說這樣的苦修是不對的，事實上我的老師陳義經先生就是直接告訴我學《顔勤禮碑》十二年後再換帖，則書道無不成之理。董其昌在《多寶塔碑》裡也是沉浸二十年才出來，終成一代大家。

但是，不能以喜歡某帖或者專精一帖為名停止對魯公書道的追索，這是最基本的學書道理。今天我們來聊聊魯公書法的流變之道和追索之法。

首先不要把顔真卿書法看成一個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個固定的範式。在古代大家中間，極少有人像魯公一樣不斷學習、不斷自我更新甚至推翻重來，以極其頑強的毅力和極大的學習廣度（甚至還有他人所無的中華文字學方面的第一流的家學淵源）去完成自己的書法風格的塑造。

他作為二王帖學正宗的傳人（張旭的衣缽），也同時兼具北碑書藝的傳統（看看顔師古《等慈寺碑》則知此言不虛），同時還是大唐楷書的最大的創新者。這三重身份可見其書藝來源的複雜性。

同時，他兼具古學（篆籀金文功底）和時學（張旭、徐浩楷書），一生将書道的追索與自己的仕途放在同樣重要的地位，放棄官職苦苦追尋張旭的傳道即能說明這個态度。在那個時代，這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案例，後世大家也隻有米芾能差堪比拟。而且不要忘了，顔家祖訓是“書者小道，不可沉溺”，魯公将之置之高閣。

事實上，魯公一生書作變化之大，幾乎無人可及，毫無休止地追求更高的完美之境，絕非歐陽詢、虞世南、柳公權那樣幾乎一生書風變化不大，至少有明确變化軌迹可尋的書家可類同。他劇烈的自我颠覆和明顯改變，不僅反映在書風，也同樣體現在具體筆法。

我無意于去羅列魯公的書風轉化的詳盡資料，以及體現在具體作品中的細微筆法的逐步以舊換新、以古換媚，因為這個課題可以支撐一個十人以上研究小組完成十幾篇博士論文。

我可以簡單地給大家講講魯公書法的四大闆塊。

首先呢，魯公在50歲以前有幾部作品值得我們去重視。一是《王琳墓志》。從存世作品中，我們大緻可以确定《王琳墓志》使我們能夠見到的魯公作品，真實不虛。這個碑帶給我們對魯公書法早期印象其實是相對失望的。古人壽短，魯公卻到了40歲還處在書道探索的初級階段、官吏常見的工整規範的的公文書寫風格，非常明顯的隋代書風的延續，間中還摻雜了輕快工整的楷書時風，用在官場當然是“善書者”，若說是我們書法史上的“岡仁波齊”輝煌大家，卻是差之甚遠、難見希望。

很顯然40歲以前他真正的關注并不在書道，而在科舉與颠簸的中低層仕途。他26歲甲科進士，留名雁塔，娶了中書舍人韋迪的女兒。28歲吏部铨選甲等，擢拔萃科，授朝散郎。其後五年不是混迹于校書郎這等黃豆大的官職，就是母喪丁憂一無所為。34歲“博學文詞秀逸科”及第授京兆府醴泉縣縣尉，其後這等縣尉黃豆大官職又是多年，39歲才授監察禦史……我們羅列這些史實不是為了證明魯公官場之缺乏天資，而是要呈現他真正有時間、有精力鑽研書道其實就是由三十來歲才開始。這與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柳公權、楊風子等在書法上少年成名的各位差距頗大。

若說《王琳墓志》還有一些初步緻力于書道研究的青蔥之氣，《郭虛己墓志》就已經明顯開始成熟，而這個成熟一定是與徐浩有關的。但時風能夠帶給他的隻是筆法的豐富，真正教導他繼承傳統、放開筆法束縛、回歸自然的書道真理，還是張旭。魯公二十多歲時，曾遊長安，師從張長史二年，略得筆法，自以為未穩，《王琳墓志》無疑就是“筆法未穩”的結果。三十五歲時，又特往洛陽拜訪張旭，《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作為書法史上最精彩的書法理論作品之一已經能夠體現魯公在理論上的基本架構，其後，就有了《郭虛己墓志》，一部理論上已經融通，造詣上卻不足隻好參詳時風以作表現的作品，中規中矩，難言精妙。

魯公一生作品雖然變化頗多，但始終有一個特質在貫穿，就是“樸實”。他的家族作為貫穿幾百年的山東琅琊大族，其始祖孔子弟子“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志”的賢人顔回事實上比琅琊王氏（王羲之）的始祖——卧冰求鯉的王詳可要高多了。

顔氏家族是“樸學大族”，在考據學、文字學方面世代相傳、造詣深厚。樸學，主要的工作是對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輯佚等。對于考據學，梁啟超在“概論”中有幾句扼要的話：其治學之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證不信”。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為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佚，等等。這個“樸”字，的确可以概括顔真卿個人與其書道的神髓。

但他也有一件作品，可以說是一場華麗的宮廷舞，固然不至于絢爛，甚至有些拘謹，但基本功堅實、穩定，步履華美，大不同于他其他包括尺牍、行草書在内的其他作品，顯得非常特立獨行。哪一部？《多寶塔碑》！這部作品融入太多經書體的血脈，體現了那個階段的大唐宮廷的審美趣味。

經書體有兩個特征，由于書寫佛教或者道教内容，書寫者帶着信仰的精神力量去專注、規矩地書寫，字迹規整少變化。作為實用性字體并不追求書法的個性發揚與變化，有非常嚴格的節律，很少進行一個節奏的穿插。

《郭虛己碑》與《多寶塔碑》的書寫時間隻不過相差一個月，之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氣味，原因就在于其功用不同，《多寶塔碑》的經書體需求已經決定了他的端美工整減少變化，接近于後世的館閣體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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