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武王伐纣”，中國人可以說再熟悉不過了。

一邊是英明神武的周武王，加上一位半神級的姜子牙，另一邊是堪稱中國曆代昏君楷模的商纣王，用孟子的話來說，這是一場“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戰争，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按照幾千年來的說法，這場戰争是這樣的：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武王趁着商纣王的大軍征讨東夷、朝中空虛的大好時機，在牧野代替老天爺宣讀了商纣王的種種罪狀，決定替天行道，率領4.5萬大軍準備攻打朝歌。

商纣王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兒，自然不會害怕，當下便召集70萬大軍（以奴隸為主），兵發牧野，讓周武王看看誰才是真正的“王”。

這時，中國曆史上有記載的第一個不可思議的場面出現了：還沒等雙方交戰，70萬商軍便集體倒戈，殺向朝歌！

延續500多年的商朝就這樣滅亡了，沒有出現期待中的大決戰，卻出現了一幕極其吊詭的臨陣倒戈！

幾千年來，這次事件被無數次地傳揚，周武王就此成為明君的代表，商纣王也就此成為昏君的典範，而70萬商軍的臨陣倒戈，也被定性為反抗暴君的棄暗投明。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一切都是那麼的順理成章。

然而，曆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順理成章”的背後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70萬商軍的臨陣倒戈，看似自然，卻充滿了說不清的吊詭。

說它吊詭，首先得了解奴隸社會的特點。在奴隸社會，奴隸從屬于奴隸主，沒有自主權，也沒有人會想到反抗，所謂的“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都是後人強加到人家頭上去的，奴隸們還沒有這個覺悟。要知道，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底層人民反抗暴政還是在800年後的秦朝末年。如果非要在曆史上找一個奴隸造反的例子，不好意思你隻能去找古羅馬的斯巴達了。況且，斯巴達起義其實比咱中國的陳勝吳廣起義還要晚130多年。

所以，在奴隸社會的巅峰時期——商朝末年，發生奴隸大軍臨陣倒戈，實在是很可疑的。

其實翻開那時的史料，你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身影，這個人叫膠鬲。

說起膠鬲這個名字，很多人可能一時想不起來，其實在中學課本中我們就知道他了。在孟子那篇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有這樣的記載：“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孫叔敖舉于海，百裡奚舉于市……”其中“舉于魚鹽之中”的膠鬲，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位仁兄。

孟子的意思是想說這些人雖然都是起于微賤，但自強不息，創下了不朽的功勳，激勵大家“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其實這個說法用在膠鬲身上是不合适的。

在江蘇揚州祭祀“鹽宗”的廟裡，供奉着三位“鹽宗”，即鹽商的祖宗，一位是人工鹽生産的創始人夙沙氏，一位是食鹽專營的創始人管仲，第三位就是膠鬲，是販運食鹽的祖宗。

（圖：管仲、夙沙氏、膠鬲）

自古鹽商都是身家巨富，作為鹽商祖宗的膠鬲更是不在話下，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

戰争從來都離不開經濟的支持，商纣王讨伐東夷，耗資無數，眼看國庫日漸空虛，這時，周文王向商纣王舉薦了膠鬲。對商纣王來說，膠鬲無疑就是救命稻草，其巨額财富讓商纣王一下子擺脫了困境。為了報答，商纣王封膠鬲為少師。

但是别忘了，膠鬲終究是周文王的人。

周文王死後，武王即位，開始了滅亡商朝的倒計時。

有一次，商纣王派自己的哥哥微子和膠鬲率領使團訪問周國。就是在這次訪問中，周武王成功地跟膠鬲對上了暗号，又成功地策反了微子，并許諾事成之後微子世為長侯，膠鬲加富三等，封地運城鹽湖地區，全權發展當地鹽業。

回到朝歌後，膠鬲開始行動了，成功地将幾位能征善戰的大将都派到了東夷前線，等到周武王讨伐朝歌時，70萬商軍正是由膠鬲率領的，“臨陣倒戈”也就順理成章了。

前後兩個“順理成章”，一個是儒家的“仁”，另一個是兵家的“術”，你說哪一個更接近事實呢？

幾千年來，儒家的觀點始終占據着上風，認為隻要擁有了“仁”，就“仁者無敵”，擁有了“正”，就“邪不勝正”，卻從來不講究跟“不仁”和“邪惡”的鬥争方法。可現實卻往往是，在“不仁”和“邪惡”面前，“仁”和“正”傷痕累累。

隻講立場，不講方法，好像是我們一直都在宣揚的東西，更别說歪門邪道了，于是，一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就會出現無數激昂的口号、青春的熱血、盲目的沖動，卻惟獨不見有效的行動。

承不承認膠鬲的存在，竟關系到一個民族的方向。

其實，承認膠鬲，絲毫都不影響周武王的英明，相反，避諱膠鬲，隻會讓周武王變得假大空。可惜的是，幾千年來我們一直都在塑造假大空，意淫着“仁者無敵”、“邪不勝正”，這不說是蓄意陷害，至少也是誤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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