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西遊記考證》裡說：

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遊記》有了幾百年逐漸演化的曆史；指出這部書起于民間的傳說和神話，并無“微言大義”可說；指出現在的《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詩酒，複善諧谑”的大文豪做的，我們看他的詩，曉得他确有“斬鬼”的清興，而決無“金丹”的道心；指出這部《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并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們也不用深求。

這個結論把《西遊記》看成一本玩笑之書，是拿來給街巷作為笑談的輕松之作，否認其中有“微言大義”。

對大多數讀者來說，這樣的認知或許并沒有什麼問題，《西遊記》隻是關于神魔妖鬼的一些神奇故事，即使有針砭時政的内容也相當隐晦，不容易和某個具體的事件或人物聯系起來。

但是，要說《西遊記》完全是一本娛樂至上的小說又是極其不合适的，甚至把吳承恩的文學思想看得太輕。經過吳承恩改編的《西遊記》，骨子裡實在是一本非常嚴肅的著作。

魯迅評價《西遊記》說：“作者禀性，‘複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說出了《西遊記》有人情、有諧趣的一面，這也确實是小說創作的主旨，魯迅也認為吳承恩是“玩世不恭”的。

胡适在《西遊記考證》中談到過去的學者們對《西遊記》主旨的研究：

評議此書者有清人山陰悟一子陳士斌《西遊真論》（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張書紳《西遊正旨》（乾隆戊辰序）與悟元道人劉一明《西遊原旨》（嘉慶十五年序），或雲勸學，或雲談禅，或雲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然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于遊戲，亦非語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至有荒唐無稽之經目，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會而已。

說《西遊記》是勸學、談禅或講道，眼力實在有些飄忽。吳承恩是不是在談禅說法，字裡行間未免太清晰了，佛門被塑造成一個很有世俗特征的小社會，關于佛經、佛理隻是泛泛而談。比如在唐僧眼裡，出家有什麼好處：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從前恩愛堂。外物不生閑口舌，身中自有好陰陽。功完行滿朝金阙，見性明心返故鄉。勝似在家貪血食，老來墜落臭皮囊。”

以“陰陽”來解釋出家的好處，以“朝金阙”為修行目标的實現，怎麼看都不像是在談論佛理，怎麼可能把這部書當成闡釋修煉法門的書呢？魯迅說“作《西遊記》的人，并未看過佛經”，大抵不錯。

胡适總結說“《西遊記》有一點特别長處，就是他的滑稽意味。拉長了面孔，整日說正經話，那是聖人菩薩的行為，不是人的行為。”這有些道理，《西遊記》以滑稽取勝，比如孫觀音也曾經和孫悟空鬥嘴：

那揭谛按落雲頭，不經由三藏，直至澗邊，對行者道：“菩薩來也。”行者聞得，急縱雲跳到空中，對他大叫道：“你這個七佛之師，慈悲的教主！你怎麼生方法兒害我！”菩薩道：“我把你這個大膽的馬流，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盡意，度得個取經人來，叮咛教他救你性命，你怎麼不來謝我活命之恩，反來與我嚷鬧？”

但是胡适卻忽視了《西遊記》中存在的一些體現出作者個性特征的段落或細節，在《西遊記》降妖佛魔的表面之下，還展示出明代文人們的精神内核。初閱讀《西遊記》時，往往在意降妖故事的精彩離奇，但掩卷沉思，卻能發現書中并不像胡适所聲稱的，“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他并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

《西遊記》如果有“微妙的意思”，又是怎麼個微妙法？

明人謝肇淛說“《西遊記》……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魯迅覺得說得很對，仿佛《西遊記》講的就是束縛散漫心意，着重于解釋主觀的精神狀态。

但《西遊記》所要刻畫的真的是什麼個人心性上的“心猿馴伏”嗎，孫悟空有明顯的被馴服的過程嗎？從頭到尾，孫悟空都是一隻大大咧咧的潑皮猴子，小說根本沒有着力去表現唐僧是如何馴服孫悟空的——唐僧在小說中如此颟顸，識人不明又成天哭哭啼啼，讓他去馴服威風凜凜的孫悟空，那才是對讀者的侮辱。

《西遊記》并不是一部描寫内部精神升華過程的小說，恰恰相反，它主要展現的是紛繁複雜的外部世界。

小說刻畫了天庭、朝廷、妖怪、民間等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存在者的生活方式：

高高在上的天庭毫無責任心，任憑人間在各種妖怪和極端環境下無力掙紮；

各國的朝廷總是被妖怪橫插一杠，毫無應對方法，虧得有唐僧一行人“恰好”路過，否則不知道要出多少慘劇；

妖怪們隻信奉拳頭，肆意欺淩所有可以欺淩的對象，無論是山神土地還是普通民衆……

隻有大方接待唐僧等人的民間社會還能讓人感到一點點真情真意，但他們又常常是被各種勢力淩虐的弱勢一方。在這樣的設計下，作者究竟偏向哪一方就很清楚了——這是一部民間立場、迎合大衆口味的小說。

看看天庭，胡适就說：“我要請問一切讀者：如果著者沒有一肚子牢騷，他為什麼把玉帝寫成那樣一個大飯桶？為什麼把天上寫成那樣黑暗，腐敗，無人？為什麼教一個猴子去把天宮鬧的那樣稀糟？”胡适說得比較客氣，玉帝看見鳳仙郡郡侯推翻素供喂狗就要罰當地大旱三年，郡中“三停餓死二停人，一停還似風中燭”，他如果隻是屍位素餐的飯桶倒還好了。

看看佛門，其實并不清淨。就連觀音都非常現實。孫悟空需要她淨瓶裡的甘露水漿滅紅孩兒的三昧火，她還擔心如果讓善财龍女帶着淨瓶前去，“你見我這龍女貌美，淨瓶又是個寶物，你假若騙了去，卻那有工夫又來尋你？你須是留些甚麼東西作當。”這種想法和如來“須教子孫沒了飯吃”如出一轍。

看看妖怪，凡是阻礙唐僧西行之路的大妖，要麼為了自己的長生想吃唐僧的肉，要麼為了成就太乙天仙想要強行和唐僧成親。如果說這隻是一種特殊情況，那麼很有些妖怪常常以人肉為食，就連豬八戒在皈依之前也是如此。孫悟空自己也是個妖，但并不妨礙他在西行路上一見到妖怪就打——他太知道那些妖怪是些怎樣的貨色了。

這是一部世情小說。一個處于社會中下層的文人冷眼看世界，否定了淩駕于民衆之上的各種勢力團體。對上層社會的懷疑和嘲諷明晃晃地顯示于字裡行間，這種調調是指桑罵槐式地抒發對現實中統治者的不滿。明代的政治群體并沒有得到廣大民衆的擁護，起碼沒有得到吳承恩這樣的下層文人的擁護。

吳承恩像

不認同當朝的統治者，那還能認同誰？

吳承恩耐心整理西遊故事，不僅僅因為這一故事流傳面廣，影響力大，應該還有他自身對曆史的判斷。明代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盡管這主要談文學創作，但追思漢唐的風氣畢竟掀起了——唐朝是個傳奇一般的朝代，士子不缺豪情，他們意氣縱橫，理想遠大，他們有旺盛的精力和天真的好奇心。更重要的，他們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為後盾，他們自信，他們鬥志昂揚。這些，都是天生骨質疏松的明朝所缺乏的。

你能從《西遊記》中感受到那種對唐王朝的崇敬與仰慕之心嗎，唐僧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在心裡默默地和大唐作一番比較；作為取經隊伍裡唯一一個真正的大唐人，唐僧是這個隊伍的核心人物，那句“貧僧從東土大唐而來”，唐僧從一開始說到了最後。堂堂“齊天大聖”、天蓬元帥、卷簾大将，都在為唐皇服務嗎——取經的直接原因，隻不過是唐太宗想要按照囑咐超脫亡魂罷了。

如果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在小說中，唐僧取經走了十萬八千裡路，經過了十四個寒暑，他一路上經過了那麼多國家，有多少國王願意和他共治國家，唐僧停止取經的腳步了嗎，他的為國之心何曾放下？

很多人可能會把“唐僧取經”理解為向佛之心堅定，卻忽視了唐僧取經的目的——為唐取經。我們可以談一個細節：第八十一回裡，唐僧等一行人某一夜住在在鎮海禅林寺，天亮時，唐僧感到頭懸眼脹，渾身皮骨皆疼。之後病了三天，唐僧感到自己快要熬不過去了，喊孫悟空扶他起來，要取出紙、筆、墨，寺裡借個硯台來寫一封書信，和關文封在一處，請孫悟空替他送給長安的唐太宗。他要寫的内容是：

臣僧稽首三頓首，萬歲山呼拜聖君；文武兩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聞：當年奉旨離東土，指望靈山見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難，何期半路有災迍。僧病沉疴難進步，佛門深遠接天門。有經無命空勞碌，啟奏當今别遣人。

這封信如同遺書。唐僧取經未成，沒有想給佛祖寫信，沒有想給觀音寫信，他隻想給唐王寫信：事還未成，另尋高明。

字字是淚，筆筆含情。

你要問我讀了這麼多遍《西遊記》，給我印象最深刻的細節是哪個——就是這個。

《西遊記》的時代有它自己特殊的優勢，那就是在宋元理學壓制下民間精神的反彈。

理學嚴酷的枷鎖在恣情任性的市井小說中被打破了。小說不能完全擺脫當時的社會主流倫理道德之約束，但這顯然不是它要表現的主要方面。《西遊記》并不像雍正編的《大義覺迷錄》一樣刻意地宣導某種倫理、某種道德要求，也不像《太上感應經》一樣渲染着濃厚的宗教色彩，它實在是一部最親民、最樸實的文學作品，為民而作，歌頌大衆。

孫悟空相當尊重唐僧，但唐僧不聽勸告非要進大雷音寺，孫悟空就對五方揭谛等神靈們說：“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就弄死他也不虧！”這就是生活氣，那種無拘無束的、鮮活生動的氣質，毫不裝腔作勢，絕不面善心冷。

那種缥缈的、自命高雅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貴族氣質并不是小說所主要展現的内容，《西遊記》不擅長或者也不屑于表現那種屬于貴族們的精緻和華麗，反而把地位不很高的普通民（妖）衆的日常生活寫得活靈活現。這種對民間社會、大衆文化的推崇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樸素的處世原則、交往方式就包含在人物的行為方式之中，所謂“随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唐僧是英雄，但不是那種精英式的、偉大的英雄，而是身邊随時可見的“老實人”英雄，雖然其堅持不懈值得敬仰，但他也會害怕、也會糊塗。孫悟空力能降妖伏魔，但他又是個大大咧咧的平民英雄，上偷蟠桃、偷老君仙丹，下偷鎮元子的人參果，偷鐵扇公主的芭蕉扇，他根本不是道學家們所想象的品德上完美無瑕的英雄。

吳承恩就是要說底層民衆的好話，就是要這樣“俗并快樂着”。

《西遊記》如果隻被看成一出娛樂性的喜劇，那就漠視了其中深刻、莊重的内容。成功的喜劇都是寓莊于諧的，隻有诙諧而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那就隻是鬧劇而不是喜劇了。

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很有意思，他認為這部小說“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比如“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秘事”。《紅樓夢》是一個能夠從不同角度進行審視的文本，《西遊記》當然也是。因此，不同的人能對《西遊記》解讀出不同的内容。但無論如何，要承認《西遊記》世俗趣味的積極意義，肯定它

總之，要像胡适那樣說《西遊記》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恐怕沒有看出吳承恩在小說中所寄托的心理，并不是浮浪子的那種得過且過的心态。說到底，吳承恩還是一個正統的文人，他遊戲筆墨時仍然不忘文人根本——于家于國之夢，為世為名之心。

用現在的話來講，這是一部有立場、有認同的小說。它宣揚的是這片熱土曾經有過的榮光，曾經發生的傳奇，曾經有過的堅貞，它絕不隻僅僅是什麼滑稽怪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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