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人類曆史上開始了最大的“被迫遷徙”活動——“新造”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獨立國家的公民根據信仰的劃分互相遷移進“新”印度和巴基斯坦。

而由此也誕生了血腥殘忍的教派沖突，緻使大約百萬人死亡，孟加拉和旁遮普地區甚至出現了滅絕宗族的現象。處于男權社會下的遷徙女性大批被綁架、虐待、殺害等等。而這一切的開端，正是從印度民族解放運動下的“印巴分治”開始的……

上圖_ 印巴分治，前往新生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教徒難民

一、英屬印度的教派沖突

英國對印度的殖民開始于1757年的普拉西戰役，彼時正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手持英國國王特許狀四處敲詐勒索當地的印度王公之初，而這一次較量，也是英國殖民印度開始的信号。此後，随着英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内需要大量商品原料和傾銷市場，正處于東方貿易之路上的印度，順理成章地成為轉運中國與歐洲商品的重要通道。

但實際上，印度并非鐵闆一塊，它的矛盾十分複雜且根深蒂固。首先就是導緻“印巴分治”的信仰原因，印度大多數人信奉本土的印度教，而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後才有此名）——也就是過去英屬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克什米爾，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尼亞地區大多信仰伊斯蘭教。

上圖_ 《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經典

伊斯蘭教作為從阿富汗地區傳入印度的外來信仰，是伴随着異族統治而生的産物。自公元10世紀阿富汗的伽色尼王朝入侵，至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充滿了分裂和被征服曆史的印度内部的教派沖突從未停止過。

英國人進入印度前的德裡蘇丹國和莫卧兒帝國都是通過軍事壓力和政治手段推行伊斯蘭教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被迫多繳人頭稅與低人一等的印度人民對于外來征服者自然充滿了仇恨與不滿。

上圖_ 莫卧兒帝國 （1526年-1857年的印度王朝）

二、分裂的經濟和政治

毋庸置疑的是，“分治”決議的出台必定意味着一個國家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因此信仰問題并不是分治問題的唯一動因，它與經濟和政治也是息息相關的。

“經濟決定上層基礎”這句話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适用，在發展不平衡的英屬印度也是如此。當時從印度發展迅速的紡織業中産生的民族資産階級大多集中在印度教商人之中，同時英國人在印度實行親印度教政策，使得西北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遠遠落後于東部、南部地區。

因而發展落後的西北部地區的人民自然要維護自己的經濟、政治利益，不希望在将獲得印度獨立的情況下處于劣勢地位，因此他們在民族解放運動到來之際不斷要求建立獨立的巴基斯坦國，這一時期的“巴基斯坦運動”也得到了西北部大多數普通民衆反對印度教高利貸主壓迫的響應。

上圖_ 印度教

而在社會中，雖然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十分高漲，但是“民族”這個詞語似乎從未在印度人的觀念中出現，民族為何物？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而印度是一個閉塞的農業國家，各地區交通不便，自給自足，封閉底環境導緻各地語言也不統一，各地風俗也各有不同。因此，印度國大黨提出“一個民族”的理論在全部的居民觀念中難有現實做支撐。

而“巴基斯坦運動”中推出的“兩個民族”理論用信仰劃分民族反而能夠在一部分人中得到響應。因為信仰早已浸入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意識形态和習俗傳統中，這種以信仰區分民族集團的理論反而在印度西北部和東北部受到了吹捧。

上圖_ 英屬印度地圖

三、英國的“分而治之”

從英國在印度建立英屬印度中央政府，到1947年印度取得獨立的百年間，印度人民掀起反抗英國人的統治的起義就從未停止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聖雄”——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不可否認，甘地的确是印度獨立運動不能繞過的領袖，他所做出的貢獻即使放在漫漫曆史長河中也是絕不能忽視的一顆啟明星。但是在“印巴分治”政策中，甘地所領導的國大黨對于“分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上圖_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尊稱“聖雄甘地”

當時英國國内對于印度有可能的“獨立”和“分裂”做出了估計，英國艾德禮政府認為維護印度的獨立無疑最符合英國的國家利益。首先假使印度形成一個統一國家，經濟發展勢頭較好的話，英國國内與印度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系将會得到保障。此外，駐印度的海軍基地也将使英國控制整個印度洋地區，同時冷戰背景下與統一印度保持良好關系也将減少美國或蘇聯的滲透，有利于英國的國家安全。因此，艾德禮執政後，無論是他本人還是其政府都為統一的印度做出了努力。

但是印度政黨内部的鬥争給分離主義提供了契機，當時印度國内的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之間的對抗十分激烈。二戰之初，甘地領導的國大黨拒絕與後者合作，甚至不斷地排擠打壓穆斯林聯盟，反而使其發展為印度國内有影響力的一大政黨。

上圖_ 亞洲地圖，标注處為印度與巴基斯坦位置所在

與國大黨領導的反對英國的“不合作運動”相比，穆斯林聯盟對英國的要求則溫和許多，他們的目的在于能夠得到英國對于其獨立的支持，這也給“巴基斯坦運動”的孕育提供了溫和的土壤。但是，印度國大黨對于分裂主義傾向過多妥協，尤其是英國撤離印度之時，為了英國人盡快撤走，甘地實際上同意了巴基斯坦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也是分裂開始的預兆。

而此後國大黨一再妥協，尤其是認可另一政黨穆斯林聯盟的分治方案，鼓勵了他們的分離主義傾向，緻使國内認為巴基斯坦的獨立為之不遠，并且引發了不同信仰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1947年，《蒙巴頓方案》最終出台，将英屬印度分為兩個自治領，各王公土邦可依據信仰選擇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這個方案也為南亞甚至亞洲地區前沖突重重的“印巴沖突”埋下了伏筆。

上圖_ 1947年8月19日，蒙巴頓在新德裡制憲會議上講話

結語

1947年“印巴分治”決議出台後，印度教徒被迫離開劃分給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而穆斯林則被迫離開信仰印度教的“新”印度。在這長途遷徙的過程中，發生了一幕幕血腥殘忍的教派沖突，數十萬老人、孩子、婦女皆喪身于遷徙途中。

而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建國，“克什米爾問題”也成為“印巴沖突”的主要問題，武裝襲擊、恐怖主義無疑是現代文明棱鏡中未被照亮的黑色夾縫，而在此之下的每個普通人都是這段時代悲劇中的受害者。

作者：鐵錘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印巴分治原因探析》 谌煥義

[2]《印巴分治社會原因之剖析》 陳劼

[3]《暴亂、“榮譽”與死亡術——印巴分治暴力沖突中的婦女集體殉身現象研究》 王偉均

文字由曆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于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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