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地區從“蠻裔”到“神州”轉變的重要階段是在宋代時期。嶺南地區位于我國的最南部，其中包括陸地和島嶼兩個部分，也就是今天的廣州、海南等地。而在唐宋以前，國家政府對嶺南地區主要是經濟掠奪和軍事征讨，充分利用嶺南地區優秀的自然資源，用以實現國家的掠奪目的。

而宋代承襲唐制，加強對嶺南地區的掌控，使嶺南地區實現由荒夷之地變為物産豐盈的天府之國的轉型。這一轉型為後世嶺南文化産生全國性影響起到了發展促進的作用，同樣，對嶺南地區自身的文化發展同樣産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自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逐漸轉移的經濟重心，在南宋時期完成了最終的轉移，自此以後，我國的經濟重心來到南方，政治和經濟的分工也有了明确的分界。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紡織業、商業、制造業以及對外貿易方面，這些部門的發展都極為繁茂。

南方地區天氣濕熱，适合水稻種植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為人口的遷移解決了糧食問題。人口大規模南遷，為南方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而嶺南地區在唐宋以前屬于蠻荒之地，當地居民有些甚至保留着原始陋習，嶺南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屬于未開荒時代，人口大規模遷移之後，遷移過去的大量北方勞動人民在嶺南地區開荒種田，改變了傳統以來嶺南地區的生活風俗，讓當地的文化與中原文明接壤，同時也促進農業的發展，實現嶺南地區由“奴隸社會”向“小農社會”的完美轉型。

且嶺南地區多山，多丘陵，多雲多霧的天氣格外适宜茶葉種植，這就為嶺南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另一個方向。加上航海業、造船業的快速發展，對外貿易也到達一個嶄新的時代，由此便推動了嶺南地區的快速發展，成為嶺南地區由“蠻裔”變為“神州”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分裂割據局面，國家實現統一，在宋代初期，百姓安居樂業，經濟發展給嶺南地區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而在唐宋以前，嶺南地區作為蠻夷之地，政府對于它的管理并非十分到位。

嶺南地區“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中央王朝主要通過軍事征讨、巧取豪奪，在重要的水陸交通樞紐建立城市據點，滿足對嶺南奇珍異寶的掠奪需求，談不上國家層面對嶺南的治理方略。簡單來說，就是采用經濟掠奪的方式對嶺南地區進行管理，把嶺南地區當做收集金銀财富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加上南朝時期，嶺南的地方土著豪族勢力崛起，中央對嶺南的掌控主要依賴于嶺南各地的土著勢力，用以暴制暴的手法壓制當地的原始居民。再者，中央政府對嶺南地區的管理漫不經心，在治理觀念上就沒有把嶺南地區和其他郡縣放在同一平等的位置。甚至認為嶺南地區乃是“惡民”聚集的地方。

關于曆代中央王朝對嶺南的統治，宋代人曾有一段總結：“秦漢以來，常為奸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為郡，置吏統治，至者彈擊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這便指出了宋代以前中央王朝對嶺南統治的時代特點。

而在嶺南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史上，唐代是對前一個發展階段的終結，同時也為宋代嶺南社會文化發展的轉型奠定了基礎。而南宋時期，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舉入侵，導緻北方地區淪喪，朝廷偏安江南一隅，政治中心在這一時期實現了南移，這就為嶺南地區的發展帶來了許多政治上的便利。中央政府重視這一地區的發展，進一步推動嶺南地區社會文化的轉型。

唐代時期嶺南地區佛教勢力發展迅速，而儒家正統思想對當地的影響并不深厚，所以嶺南地區的文化發展程度十分薄弱，當地所尊崇的與中央政府所推崇的文學相悖，所以在統治上就會存在許多的矛盾。

而在前人的諸多努力之下，嶺南地區的文教情況逐漸發生了改變，南宋時期，在嶺南各地文化教育繼續發展完善的同時，各縣也都普遍建立縣學，學校制度更加完備，為推廣儒家文化教育提供了傳播媒介。

而這些辦學制度與學校機構的完善，促進了嶺南地區文明開化，同樣促進了嶺南地區文化教育的不斷前進與發展。随着學校教育以及學校制度的不斷完善與空前發展，加上科舉選官等在嶺南地區的推廣與發展，嶺南士人群體不斷壯大，突出體現在科第人數大幅提高，嶺南地區逐漸擺脫了“野蠻人”的稱謂。

宋代是我國曆史上社會經濟發展極為迅速的一個時期，嶺南地區的經濟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十分明顯進步。宋代中央政府比較重視經營嶺南地區，甚至是整個南方地區。經過調整州縣，宋代嶺南地區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保持大體的穩定。這有助于實施有效的統治和開發。

由于北方移民的大量南遷，南方地區的人口總體呈現增長趨勢。由于經濟重心南移以及北方勞動人民人口大移民，為嶺南地區的發展提供了比以往更加充足的勞動力，同樣，也帶來了北方先進的生産技術。

經過北方遷移過來的勞動人民自己嶺南地區當地的土著居民的共同努力，嶺南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般的變化，由前人聞之鄙夷的不毛之地變成了物産豐饒的天府之國。完成了從“蠻夷”到“神州”的完美轉變。

參考文獻

《從“蠻裔”到“神州”——論宋代嶺南社會文化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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