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蘭州大學文藝評論中心執行主任、文學院副教授 周仲謀

電影《人生大事》以悲喜交織的手法，講述了青年莫三妹與小女孩武小文從彼此對抗到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在一次次面對死亡的經曆中，以及在與小文點點滴滴的相處中，刑滿釋放的莫三妹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希望，明白了如何更好地生活下去。影片帶有濃郁的市井氣息，同時也蘊含着一定的哲理意味，讓觀衆在哭過笑過之後，深思人生的價值意義。

電影《人生大事》海報

《人生大事》的開頭部分，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本電影《入殓師》的故事，因為兩部影片的主人公所從事的都是給逝者辦理後事的職業。不過，随着劇情的展開，《人生大事》逐漸顯示出與《入殓師》不一樣的故事走向。在對人生哲理的思考感悟方面，兩部影片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中國和日本同屬儒家文化圈，受儒家文化中“未知生，焉知死”觀念的影響，人們往往對死亡采取回避的态度，諱莫如深，甚至認為死亡是倒黴晦氣的，從事喪葬工作者也會被另眼相看。《人生大事》和《入殓師》兩部影片都表現了殡葬從業人員受到的歧視和不公正對待，以及他們對自身職業認識的轉變。差異之處在于，《入殓師》更注重揭示主人公對逝者的尊重，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對生與死的深刻感悟，通過對人物内心世界的豐富挖掘體現出深沉、内斂的文藝片氣質；《人生大事》則更側重外部故事情節的編織，在一波三折、淚中帶笑的生動劇情中，呈現底層生存狀态，傳遞出對人與人之間誠摯情感的呼喚，并由此塑造出性格迥異的人物形象。

不同于《入殓師》中小林大悟含蓄内向的性格特征，《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是一個性格外向、沖動暴躁的刑滿釋放人員。他為了前女友跟人打架，獲刑入獄。出獄後不得已子承父業，從事喪葬工作，因此被人瞧不起，被稱為“吃死人飯的”，還被污蔑偷死者的戒指。他并不喜歡這個職業，隻是為了生活而勉強為之。他很少思考喪葬工作的意義，對待身邊的人和事也是依照本能，采取簡單的應激模式，把生活過成了一盆漿糊，甚至與父親、姐姐這樣的至親家人，也存在嚴重的情感隔閡。

盡管三妹言語粗俗，做事常常不顧後果，渾渾噩噩，沒有生活目标，但其人性本質是善良的。這樣的形象設定，為他收留武小文奠定了性格基礎，也為劇情的展開做了鋪墊。小文自幼跟随外婆生活，因三妹的殡葬公司為外婆辦理後事，小文堅持要讓三妹歸還外婆。三妹起初對小文非常抵觸，認為她給自己帶來了一系列麻煩，把原本已經不如意的生活攪成了一鍋粥，揉成一團難以理順的亂麻。然而，随着劇情的發展和一次次反轉，三妹意識到了小文金子般的美好心靈，也意識到自己對小文的關心，一種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父愛油然而生，他的責任感和生活目标也越來越強烈、清晰。影片通過生動曲折的故事講述，向觀衆表明，不僅是小文在依靠三妹，需要得到三妹的關心和照顧，而且三妹同樣離不開小文，需要得到小文的心靈啟迪。正是在與小文的相處中，三妹領悟了生活的意義。兩人相互依賴，相互救贖，互為彼此生命中最溫暖的亮光。

《人生大事》有着較強烈的喜劇效果。其喜劇性一方面來自情節的設計，如給老大爺辦一場“皇帝般的葬禮”等，另一方面則來自于隐喻式的人物形象設定。例如，莫三妹的人物設定，是大鬧天宮被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形象，而武小文的人物設定，則是膽大敢為的少女哪吒形象。在古典文學作品中，孫悟空和哪吒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特别能鬧騰的人物，影片以這樣的人物設定來塑造主人公形象，自然容易引發一系列饒有趣味的碰撞沖突，在笑鬧中演繹出市井生活熱氣騰騰的質感。影片的喜劇色彩不僅增強了觀影趣味，同時也蘊含着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态度，傳達出創作者笑看人生的樂觀心态。

影片不僅有笑，也有淚。小文在星光下聽外婆的語音留言，三妹在幼兒園向衆人道歉，大雨中三妹追趕開走的汽車……這些片段和細節，無不戳中觀衆的淚點，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影片結尾以三妹、小文、小文生母一起吃桃的情節，來表現三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暗示他們有可能組成一個溫馨和睦的新家庭，從而給觀衆以情感撫慰。

《人生大事》是一部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悲喜劇，傳遞出對人間真情的呼喚。電影通過對比來強調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家人之間的隔閡與冷漠，例如小文舅母對去世的婆婆的嫌棄，再如辦葬禮的老者家人為了錢整天吵鬧，毫無親情可言；另一方面，則是三妹、小文、王建仁、銀白雪等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他們彼此間的深厚感情，讓人心生溫暖，感動不已。影片由此揭示出這樣的哲理：人生除了生死，别無大事，正視死亡是為了更好地珍惜當下，更好地理解人生的意義。這種意義不在于金錢利益，而在于同家人、朋友、身邊人的真摯感情。（周仲謀）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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