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 ，董仲舒提議“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思想，漢武帝對這種大一統的思想非常賞識，之後将不治儒家《五經》的太常博士一律罷黜，排斥黃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學外。提拔和招攬了一大批儒生，并讓讓他們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獨尊儒術以後，官吏主要出自儒生，接着随着儒家的發展，逐漸成了以後統治人民兩千多年的正統的思想。那我們就有疑問了，文景二帝采用黃老思想——“與民休息”的政策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到了漢武帝為什麼要執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呢？

經曆文景之治後，西漢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同時經曆“七國之亂”後中央集權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與此同時，部分諸侯國蠢蠢欲動，地主階級及其力量的也越來越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統治者的迫切需求之一。

中央集權的産生最早由中國戰國時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統提出君主專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種政治結構，當時的官員大多喜歡法家的思想，不利于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破壞社會穩定的危險。而儒家的思想有比較強烈的君臣觀念，同時提倡仁人、忠義觀念，比較利于當時思想的統一，進而當董仲舒提出“凡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各家學說，都要從博士官學中排除出去”，得到了漢武帝的賞識，進而後來大力提拔儒家學派的人員為官，這也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奠定了政治基礎。這種政策經過後世的驗證确實有益于“君主專制”和國家統一，但确實也不有利于學術文化發展，也确實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

漢代建立時的統治在分析了秦滅亡的教訓和分析當時的社會現狀和主要矛盾，采取了黃老“與民生息”的的政策，并帶了社會的繁榮。同時，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民俗問題，也不能使分散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的關系，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富賈豪族掠奪民财，兼并土地，從而更 激化了階級矛盾。所以解決當時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穩定成為了當時統治者迫切需求之二。

而儒家學派對于如何禦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主張仁政、提倡忠君愛國，“舍小家顧大家”，這種家國天下的情懷，對于治民殘暴，穩定社會極有效；同時又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奴化了百姓的思想，使之君臣觀念、宗教思想深入民心；又以借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适應了西漢當時的國情，也使得“君主世襲制”更進一步深入人心。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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