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業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近幾年，随着“房住不炒”國策的深入實施，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對房地産的打壓日趨嚴密，土地财政受到較大影響，各級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對産業發展和招商引資更為重視了。

産業經濟發展的好，的确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提高稅收收入，吸引資金人才，增加人口流入，提高城市的經濟活力和整體競争力。各地方政府也非常重視招商引資工作，積極制定各自的産業政策、産業規劃，大建産業園區和特色小鎮，大力發展、完善産業發展相關的配套服務和公共設施。

很多内地地方政府在産業招商引資中存在以下誤區：

1、片面強調到大城市和海外招商；

2、片面強調地價租金、稅收獎勵、固投補貼等特殊“超國民”優惠政策；

3、招商引資活動缺乏創新和系統化管理服務；

4、招商引資缺乏戰略眼光和長遠規劃，容易流于形式和追求政績工程，對熱點産業容易“一窩蜂”而上，過度補貼刺激從而形成産能過剩；

5、過分強調“抓大放小”，偏愛固定投資大的企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等；

6、過分強調招商引資的量化指标和全民招商等；招商引資缺乏長效機制、缺乏誠信和長期服務意識，重招商、輕運營、輕服務等。

其實，無論是國外投資商還是國内投資商，最關心的還是投資所在地的社會環境、基礎設施、産業配套、産業發展前景以及營商環境、市場空間，而不是單純的稅收獎勵等優惠政策。但很多内地政府在招商引資中存在的誤區，容易造成各地資源配置扭曲，容易出現短期行為甚至動用存量财政的“寅吃卯糧”行為，容易陷入無序競争和惡性競争，不利于營造公平有序的競争環境，不利于發展符合地産實際的特色産業，不利于各城市圈相鄰城市的優勢互補和錯位發展。

而且，一線城市和長三角、大灣區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在營商環境、産業配套、基礎設施、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都已大幅領先于内地城市省會和三四線城市，對資金、産業、人才的吸引力遠遠大于内地城市。地方政府的财政實力雄厚，對産業、人才和科技創新企業的資金和政策補貼力度也遠遠大于内地政府。

因此，内地城市要招商，首先要認清形勢，實事求是，要明白一線城市和長三角、大灣區等沿海經濟發達城市的企業，為什麼要去内地省會和三四五線城市投資辦企業？吸引他們去投資是因為土地、房價、人工等成本優勢？還是資源、能源等資源優勢？什麼樣的産業和企業适合和比較容易招商引資到本地？他們為什麼願意來本地而不是去其它同類城市投資？本地的産業發展應如何長遠規劃并因此制定合适的招商引資政策？這些都是需要地方政府結合國家和區域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産業規劃方向，根據自身實際情況和産業、資源特點，以市場發展為導向、以企業需求為導向去認真思考和制定方案和政策的。

當前，科技創新、産業發展日新月異，國際形勢錯綜複雜，産業生态鍊也在不斷變化。因此，産業發展和招商引資是一項系統工程，早已不是以前的“三來一補”模式。新經濟形勢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出現明顯的“南強北弱”、“東強西弱”的局面，各地方政府要想進一步提升招商引資的質量和水平，不僅要關注政策和資金要求，還要全面研究經濟、産業發展趨勢和各類生産、技術、産業要素，以當地産業發展現狀和資源禀賦為基礎，借鑒國内外招商引資的先進經驗和做法，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招商引資政策。比如，可以采取以下對策：

1、政府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把精力用于改善投資環境，“政府搭台，企業唱戲”，讓企業和專業機構成為招商引資的主體，直接與投資商、合作者談項目、謀發展，優化營商環境，以商招商，以商養商；

2、加強對産業發展的趨勢、方向和技術研究，加強與各科研院所和産業研究轉化機構的合作，了解不同産業發展的生态鍊特點和生命周期，根據各地的産業基礎和資源禀賦，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産業發展方向和産業發展規劃；

3、精心設計符合地方實際和特色優勢的産業政策和招商政策，比如充分利用“展會經濟”、建設特色園區和産業小鎮、扶持科技創新企業和進行“對賭招商”、建立優勢互補的“飛地産業園”等；

4、注重招商引資的盈利模式和合作共赢，進行科學招商引資和科學決策；利用當地的優勢産業進行産業鍊招商，“引鍊”、“強鍊”、“補鍊”，并整合資源進行産業投資、賦能孵化；

5、利用渠道、互聯網、新媒體等創新工具進行招商，探索平台招商、網絡招商、基金招商、投資招商、科技招商等新形式，提高招商引資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6、創新運行機制和服務機制，改善營商環境，注重科技創新和生态保護，提高産業發展的軟實力，通過高效的招商決策機制和綜合服務機制吸引投資商和企業落地投資等。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其首創的“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态的結構變遷過程，發展中國家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隻手共同作用，根據各自的要素禀賦進行因勢利導，從而形成比較優勢和競争優勢，幫助企業把産業做大做強。

這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被證明有效的經驗總結，也是目前仍被中央和地方産業政策所遵循的理論基礎，雖然存在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等人的質疑。因此，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認真研究一下《新結構經濟學》，從而制定出更有效的産業發展政策和招商引資政策。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近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規模和水平後，已經從片面強調效率向強調公平轉變。近幾年中央對房地産、互聯網、教育、醫療等行業的整頓，強調“房住不炒”、“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取消學區房”等，其本質都是從強調效率優先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向強調公平優先、注重民生的共享改革開放紅利方向轉變。

因此，新經濟形勢下，各地方政府在制定産業發展政策和進行招商引資時，也要充分認識到這一趨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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