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中華遺囑庫天津分庫在其位于我市和平區社會組織孵化中心的辦公地點一樓大廳，舉辦“中華遺囑庫八周年慶典新聞發布會”，發布《2020中華遺囑庫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向社會全方位解讀遺囑大數據，并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社會對遺囑的接受程度的變化、民法典實施對遺囑服務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探讨。同時，白皮書還通過對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江蘇等地數據的詳實分析，全面呈現全國遺囑大數據以及各地特點。

據了解，目前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6億人，約占總人口的17.5%，中國社會老齡化程度正持續加深，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

自中華遺囑庫2013年啟動以來，遺囑咨詢量逐步上升趨勢明顯，共登記保管遺囑190866份。

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看，全國法院2017年到2019年一審繼承案件收案數為117937件、141134件和143580件，其中遺囑案件分别為6006件、6521件和6872 件。遺囑案件占繼承案件比例不足5%。

去年遺囑咨詢辦理數量不降反升

中華遺囑庫是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于2013年3月21日共同發起主辦的公益項目，是中國遺囑專業服務的開創者，通過遺囑咨詢、起草、訂立、登記、保管等成體系化的服務，促進家庭和諧、避免家庭糾紛，是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創新嘗試。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華遺囑庫已向社會提供遺囑咨詢25.6萬人次，登記保管了19萬份遺囑，目前已生效遺囑共計954份。

中華遺囑庫天津分庫數據顯示，天津遺囑庫自2015年6月成立以來，共接待咨詢3.1萬人次，登記保管遺囑2.5萬份。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華遺囑庫暫停線下服務兩個月，但全年遺囑咨詢辦理的數量不但未受到負面影響，反而出現了一定比例的增長。

從白皮書數據上看，2020年咨詢辦理遺囑人數比2019年增長了12.15%。其中最高峰3月份咨詢量達到6201人；疫情形勢最嚴峻時，每天線上咨詢量達400人次，其中醫護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志願者的咨詢量增加不少；咨詢人群中，醫護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公務員、企業高管的職業占比分别為21.51%、20.42%、17.66%、13.33%；咨詢辦理遺囑人群集中在華北、華南地區，占比分别為30.02%和20.98%。

疫情影響了人們的行為和觀念。根據數據顯示，咨詢辦理遺囑人中認為“即便沒有疫情，也會提前立好遺囑”的占59.4%，認為“因為疫情的原因，才想到要提前立遺囑”的占40.6%。不少咨詢者表示“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承受生死考驗的不隻是醫護人員，對于‘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個先到來’這句話，每個人都有着比平常更深的體會”。

立遺囑者趨向年輕化

白皮書顯示，“90後”人群立遺囑增加了更加豐富的财産種類。從分配财産的内容中可以看到，81.61%立遺囑的“90後”處理的是銀行存款，71.54%涉及房産。與其他年齡段不同的是，“虛拟财産”的納入和安排成為一個突出特征：支付寶、微信、QQ、遊戲賬号等虛拟财産是“90後”遺囑中常見的财産類型，其次為證券基金。

白皮書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0年間，中華遺囑庫咨詢量有逐步上升趨勢，遺囑觀念逐步在國人心中得到認同，總體登記保管量占總咨詢量比例達75.57%。

“随着人們遺囑觀念的變化，遺囑越來越被大衆所接受，特别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提前立遺囑、做好财産規劃。”據中華遺囑庫天津分庫創始人周立瑩主任介紹，通過白皮書對遺囑數據的分析，無論是中華遺囑庫還是其天津分庫，近年來均呈現立遺囑人群平均年齡逐步下降、遺囑人年齡趨向年輕化的情況。

數據顯示，7年多以來，在中華遺囑庫立遺囑的人群平均年齡從77.43歲逐步下降至69.87歲，遺囑人年齡趨向年輕化。2013年至2020年間，訂立遺囑人群年齡段集中在60歲至70歲之間，且該年齡段比例逐年上升，已成為老年人訂立遺囑的“主力軍”，訂立遺囑者年齡段在60—70歲、71—80歲、81—90歲和91歲以上的比例分别為43.91%、36.58%、19.31%和0.2%。

立遺囑人群呈年輕化趨勢這一情況，在天津尤為突出。

根據天津遺囑庫的數據，2017年至2020 年，天津地區立遺囑人群總體以60歲至70歲為主，且比例逐年上漲，以2020年數據為例，訂立遺囑者年齡段在60—70歲、71—80歲、81—90歲和91歲以上占總體立遺囑人數的比例分别為62%、26.55%、11.39%和0.06%。天津60歲到70歲訂立遺囑人數的比例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較2017年增長了18.52%，說明天津老人接受遺囑這種新事物的能力更強，需求量也更大。天津地區立遺囑人群主要處分的财産以不動産為主，保持在99%的水平線；銀行存款類财産則僅次于不動産。

此外，白皮書顯示，“80後”訂立遺囑的人數，每年呈上升趨勢。在2017年，共有73名“80後”在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到了2020年，“80後”訂立遺囑總人數達到503人，短短4年時間，翻了将近6倍。其中，2020年比2019年增長了2倍多。據中華遺囑庫管委會主任陳凱分析，該數據暴漲，與2020年暴發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定關系，“‘80後’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肩負着家庭、社會等巨大壓力，使得他們不得不思考及早訂立遺囑。”

從數據上來看，“80後”的遺囑中，有97.23%是涉及房産，存款為其次。另有調查發現，“80後”人群較有投資理念，有13.16%的遺囑涉及公司股權，15.89%遺囑涉及證券基金，這個比例遠超其他年齡段的人群。專家分析認為，“80後”訂立遺囑的原因主要是“避免财産下落不明”和“照顧家人”。

白皮書還顯示，截至2020年底，已有553名“90後”立下遺囑。據統計，2017年，有55名“90後”在中華遺囑庫登記保管了遺囑；2018年這個數字是123；2019年，人數為166人。

“在天津遺囑庫，立遺囑人中最年輕者30歲出頭，是一名‘90後’。”周立瑩說。白皮書顯示，“90後”人群立遺囑增加了更加豐富的财産種類。從分配财産的内容中可以看到，81.61%立遺囑的“90後”處理的是銀行存款，71.54%涉及房産。與其他年齡段不同的是，“虛拟财産”的納入和安排成為一個突出特征：支付寶、微信、QQ、遊戲賬号等虛拟财産是“90後”遺囑中常見的财産類型，其次為證券基金。

針對為何“90後”立遺囑人中71.54%擁有獨立住房的問題，陳凱表示，在實際工作中，他發現這部分“90後”的父母買房挂在子女名下的現象很普遍，還有的父母甚至會将自己的部分股權挂在子女名下。“這也是這些人要訂立遺囑的重要原因──防止自己發生意外财産旁落，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避免财産下落不明。”陳凱說。

值得關注的是，“00 後”也開始立遺囑了。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最年輕的遺囑人是 17 周歲（法律規定年滿 16 周歲以上、有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來源，視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财産給子女繼承比率逐年下降

優先保障配偶晚年生活

白皮書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0年間，遺囑中所涉及的繼承人多為配偶或子女；“子女直接繼承”的比例逐年下降，而“配偶先繼承，子女後繼承”的比例逐年上升，說明群衆開始普遍意識到要優先考慮保障配偶的晚年幸福生活。

天津的數據也表明了這一趨勢。白皮書顯示，2017年至2020年，天津地區立遺囑人群的遺囑在分配方案上，配偶和子女是主要繼承人。從數據可以看出，遺囑人選擇“配偶先繼承，子女後繼承”的分配方案有上升的趨勢，選擇“子女直接繼承”的分配方案有所下降，選擇“其他分配方案”的人群比例逐年上升，表明分配方案的選擇上更加合理化、多樣化。周立瑩對此表示，現在很多市民的法律意識在不斷提升，更懂得保障自己的權利：先保障配偶的生活，最後再給到子女。

陳凱表示，民法典引入了“居住權”這一概念後，市民既可以通過訂立遺囑的方式确定房産分配給子女，防止因為配偶在自己去世後再婚導緻财産外流，同時也能通過遺囑設立“居住權”，保障配偶在自己去世以後依然能享有居住權，防止子女提前賣房，可謂一舉兩得。

再婚、離異家庭立遺囑漸成“剛需”

白皮書數據顯示，随着人們對婚姻的選擇更趨于多元化，再婚家庭和離異人群漸成立遺囑人中的“剛需人群”。

周立瑩介紹說，2017年至2020 年，天津地區立遺囑人群的婚姻情況多數集中在已婚（均一次婚姻）狀況；離異人群訂立遺囑的比例上漲較為明顯，其他人群分布比例基本保持穩定。

中華遺囑庫的情況也是類似。2020年，60周歲以上立遺囑人群中已婚比例為71.91%。與立遺囑人的婚姻狀況數據相呼應，中青年立遺囑人夫妻同立遺囑的比例也要遠遠低于老年群體的同一數據。陳凱對此介紹，單方訂立的通常為單身人群或再婚家庭，而再婚家庭一般情況比較複雜，在雙方意願不一緻的情況下，同立的可能性就比較小。

房産非公證繼承受歡迎

據周立瑩介紹，自2016年房産繼承取消強制公證後，直接辦理繼承過戶的人變多了，不動産登記新規的出台讓更多人從中受益。

根據中華遺囑庫與《中國不動産》雜志聯合調查顯示，2016年以來，天津全市繼承過戶房産數量維持在每年1萬餘件，但無論是公證繼承過戶，還是法院判決過戶，其中遺囑繼承的數量均超過了法定繼承的數量，說明天津市民的遺囑觀念較強，對遺囑予以充分的重視。

但房産非公證繼承過戶的方式在給老百姓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有如繼承人的範圍、遺囑的效力、遺囑的真實性等難點問題，給不動産登記實際工作帶來了不少困擾。為推動這一領域便民利民工作的開展，中華遺囑庫與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民主與法制》雜志、《中國不動産》雜志等單位發起聯合征文活動，即日起向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和從業人員征文，并在此基礎上開展相關學術和實務研讨活動，以期彙聚行業智慧、博采衆家之長，為不動産繼承登記尤其是非公證繼承登記工作探索創新路徑，提供多元化選擇。

訂立遺囑更多選擇

打印遺囑 文盲遺囑問世

“今年1月1日民法典實施後，老百姓在訂立遺囑的方式上有了更多的選擇。”周立瑩告訴記者，“打印遺囑”是民法典确認的一種新的遺囑形式。在登記過程中，登記人員會根據遺囑人的意願，打印出遺囑文本，再由遺囑人簽字确認，并且有兩名見證人在場見證。同時，通過人臉識别、錄音錄像、精神評估、指紋采集、文檔掃描、司法備案等技術手段，形成完整的證據鍊，以确保訂立的遺囑是真實、合法、有效的。遺囑人最快可以在40分鐘内完成遺囑登記全過程，比之前的自書遺囑提高了至少3倍的速度。打印遺囑出台後，對于書寫困難的人士來說，訂立遺囑更加方便。

“目前，天津遺囑庫已登記保管1563份打印遺囑。”據周立瑩介紹，打印遺囑出台後，天津遺囑庫訂立該項遺囑者的年齡段分布情況為：60—70歲，969人；71—80歲，415人，81—90歲，178人，91歲以上，1人。

同時，中華遺囑庫還創新了“盲文遺囑”“文盲遺囑”“錄音錄像遺囑”的登記服務，以滿足盲人、視覺障礙、書寫障礙、識字困難等有特殊需求的人群。

目前，天津已為一名89歲高齡的文盲老人完成遺囑訂立，而且完成了遺囑證的頒發。

天津遺囑庫工作人員孟憲文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給這位大娘辦理“文盲遺囑”的過程：“這位大娘隻會寫自己的名字，她想把個人财産隻留給實際贍養她的子女。像這樣的服務對象，如果用有文化水平的人的方式辦理遺囑，很可能導緻遺囑無效。因此，這類人群需要用适合他們的方式來訂立遺囑。”

孟憲文說，為了市民權益得到有效保護，中華遺囑庫在2020年特地研發了适用于文盲人群訂立遺囑的方法，來幫助不識字的老百姓訂立遺囑，“這套體系特别為這類人群在錄音錄像環節進行了相關設計，簡短明了、便于引導，最重要的是合法、有效。”

孟憲文也坦言，這類人群訂立遺囑的前提是其必須具備記憶和反應的能力，而且要做好比一般人群完成過程相對複雜的思想準備。“不過，當為那位大娘終于辦理好所有手續後，大娘連聲對我們說‘你們做的遺囑很專業，我現在終于踏實了’，這讓我們頓時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遺囑庫創新家庭保護服務

據了解，随着民法典的實施，中華遺囑庫還新增了“家庭财産協議登記”“遺産管理人”“安心都護”“監督服務”“遺囑信托”等新型“家庭保護”服務，讓服務對象的财産保護需求更多樣化。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華遺囑庫已登記保管了11份遺囑信托。其中，天津遺囑庫完成了全國首例慈善遺囑信托的訂立。

據周立瑩介紹，這名服務對象40多歲，未婚、無子女，到天津遺囑庫咨詢時表示希望有人幫自己在過世後變賣房産，并将變賣後的現金捐贈給某基金會，還要監督某基金會對這筆錢的使用情況。對此，天津遺囑庫作為其遺囑訂立方和遺囑執行人，一方面根據委托人的意願訂立并保管遺囑、起草信托協議，另一方面負責将來在其身故後，清點和接管委托人的遺産并變賣，将變賣後的現金捐贈給委托人指定的某基金會，還要擔任遺囑的執行人，監督某基金會對這筆受益金的使用情況，“目前該信托已訂立完成，這充分說明了遺囑信托不是所謂有錢人的專屬，普通老百姓也能設立遺囑信托。”

新的問題

建議設立遺囑檢視程序

陳凱表示，民法典删除了公證遺囑效力優先的規定，老百姓訂立遺囑有了更多選擇，但也導緻了新的問題。

“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期在公證處、律所、中華遺囑庫和司法所等各類不同機構訂立多份遺囑，當這個人去世時，如果法院、公證處、房地産登記中心未進行遺囑檢視就辦理相關繼承手續的話，很可能遺漏了某一份遺囑，可能導緻遺産處理的嚴重錯誤。”陳凱說。

他建議，借鑒大多數國家遺囑檢視的做法，人民法院、公證處、房地産登記中心在處理遺産繼承事務時，首先進行遺囑檢視。同時，遺囑庫與公證處、司法所、律師共同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島”，并在此基礎上打造覆蓋全領域、全體系的繼承服務體系。

作者：姜凝

來源： 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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