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儒商鼻祖範蠡定居經商陶邑
範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字少伯,春秋戰國末期,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是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我囯長達五千餘年的封建傳統,均以“士、農、工、商”為列,士為首,商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須着一黑一白之劣規,故範蠡一生雖有輝煌業績,然終因棄官經商的經曆使他無緣與曆史名人共同載入史冊。
他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時,就學富五車,上曉天文、下識地理,滿腹經綸,文韬武略,無所不精。然縱有聖人之資,在當時貴胄專權、政治紊亂的楚國,範蠡卻不為世人所識。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吳國和越國發生了槜李之戰(今浙江嘉興),吳王阖闾陣亡,因此兩國結怨,連年戰亂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為報父仇與越國在夫椒(今江蘇太湖中洞庭山)決戰,越王勾踐大敗,僅剩500兵卒逃入會嵇山。範蠡遂于勾踐窮途末路之際投奔越國,他向勾踐慨述“越必興、吳必敗”之斷言,進谏:“屈身以事吳王,徐圖轉機。”被拜為上大夫後,他陪同勾踐夫婦在吳國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堅,君後勿悲,臣與共勉!”
三年後歸國,他與文種拟定興越滅吳九術,是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策劃者和組織者。為了實施滅吳戰略,也是九術之一的“美人計”,範蠡親自跋山涉水,終于在苎蘿山浣紗河訪到德才貌兼備的巾帼奇女——西施,在曆史上譜寫了西施深明大義獻身吳王,裡應外合興越滅吳的傳奇篇章。範蠡事越王勾踐二十餘年,苦身戮力,卒于滅吳,成就越王霸業,被尊為上将軍。
“吳王亡身餘杭山,越王擺宴姑蘇台。”在舉國歡慶之時,範蠡急流勇退,遂與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後來,他輾轉來到齊國,變姓名為鸱夷子皮,帶領兒子和門徒在海邊結廬而居。戮力墾荒耕作,兼營副業并經商,沒有幾年,就積累了數千萬家産。他仗義疏财,施善鄉梓,範蠡的賢明能幹被齊人賞識,齊王把他請進國都臨淄,拜為主持政務的相國。他喟然感歎:“居官緻于卿相,治家能緻千金;對于一個白手起家的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點。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散盡家财給知交和老鄉。
一身布衣,範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定陶北佃戶屯、陳集一帶),在這個居于“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産,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當地民衆皆尊陶朱公為财神,乃我國道德經商——儒商之鼻祖。
史學家司馬遷稱:“範蠡三遷皆有榮名。”史書中有語概括其平生:“與時逐而不責于人”;世人譽之:“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緻富,成名天下”。
當時的定陶,是中原地區最繁榮的經濟都會,一度享有“天下之中”的盛譽,緻使範蠡留戀不舍,在陶作起了商人。他精通行情時務,又善于用人,因而生意興隆。故《史記》載:“範蠡以陶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産積居,與時遂而不責于人,故善治産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間三緻幹金”。當時的商人都很欽佩他,言富者,皆稱陶朱公。範蠡經商之餘,還和農民一起開荒種田,飼養五牝,相傳我國最早的養魚專著《陶朱公養魚經》為範蠡所撰,這部名著的問世對戰國以後的養魚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原書已佚,但《齊要民術》中所叙述的養魚方法,均引自《陶朱公養魚經》。
選擇定居經商陶邑就像他當初選擇越國成就霸業一樣,在這裡又一次顯現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戰略眼光。範蠡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緻富矣。”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工商業的空前發展,商品交易十分活躍。陶邑處于中原腹地,再加上水陸兼備、四通八達交通條件,自然成為全國各地商品交換的必經之地。在陸路交通方面,陶為午道之所在。所謂“午道”,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十字交彙的“黃金十字架”。其實,促進陶邑繁榮的交通道路,不僅有陸上的,更有水上的。公元前484年,吳王夫差為争霸中原,開鑿了溝通濟水與泗水的運河,即菏水。菏水的開鑿使當時所謂的四讀,即江、淮、河、濟,得以互相聯系起來,使黃河、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水道交通聯結成網,陶處于菏水和濟水會合的地方,也就正處在這個水道交通網的樞紐。交通便利促進了商品交易,當時北方的畜産品,南方的羽毛、象牙、顔料,西方的皮革、毛織物、牦牛尾,東方的絲織品、魚、鹽等,都可以在這裡買到,陶邑很快發展成為“天下之中”的經濟都會。當時成為一方經濟中心的經濟都會很多,惟獨陶稱“天下之中”,可見陶邑的繁榮程度。所謂“天下之中”,不僅是區域經濟中心,更是包括當時諸侯各國在内的經濟中心,即全國性的經濟都會。可以說是陶邑的繁榮成就了朱公事業,而陶朱公的定居使“定陶”更加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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