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學的時候開始讀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後來對于他寫的武俠小說的熱愛一發不可收，我尤愛先生武俠故事的格局架構與曆史博識，武俠裡的情愛故事放在戰争的背景裡，也尤其符合我們男生的胃口，英雄救美的理想大半被金先生的小說樣式凝固。

讀研究生的時候，寫的論文與做的研究已經深度關心改革開放中的事件人物，王光英先生創辦的光大集團算是那個時代的潮流企業，後來有機會參加一些有他老先生作為工商聯領導或者人大領導出席的場合，對于他的言簡意赅、以生動的故事和話語觸及本質的魅力，印象深刻。

後來因為常去CCTV參與籌劃節目的緣故，認識哈文和關注李詠，他是在CCTV這個平台上演繹娛樂風格大概到了最頂峰的人了吧，後來在楊晖籌劃李詠主持的《愛拼才會赢》這個創業節目裡，我作為評委之一一起參與節目錄制，還是對于詠哥的反應能力推崇備至。

而這些先生們居然就在這一段時間内先後去了，引動的哀痛不止有我。

為何有的人的離去讓我們如此動情，而有的人不會？

如果你是我們至親的父母尊長，或者兄弟姐妹，知己閨蜜，同學戰友，他們離開就讓我們如同割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其痛烈，其情哀，适應的階段好長。

如果是我們有點認識或者小有交往的人不在了，我們至少會覺得應該對他們的家屬或者朋友表示下哀悼的姿态，說些保重節哀的意思。

而如果是我們完全不相識的人，則我們雖做些評論或者觀看，但不容易有切身的個人反應，有的人甚至還對那些在事故、自盡場合離開的人看熱鬧。

金庸、王光英、李詠，他們是一定範圍的公衆人物，按照社會心理學原理，人們的人格魅力來源自相似性、相關性、第一印象與标杆效應——是我們的校友、老鄉、業界同仁、同一愛好等等這是相似性；我們從他們身上得到啟發、得到歡樂、得到鼓勵、得到幫助，這是相關性；我們的印象裡留下了他們的風度、氣質、形象、個性和某些獨特的故事；還有他們做了我們也期待做，正在做，還沒有做到，或者努力去追求的目标，他們就成了我們的标杆甚至偶像。

當這些效應的一點或者數點存在的時候，他們的離去就會形成對我們的震動。

我也注意到有些人會對于這些先生的某些做法有些評論甚至非議，但往往為大家不欣賞。

這裡面有我們常說的逝者為大的傳統，也是因為對于逝者我們希望更多留下他們曾經烙印于我們的美好點，而輕忽他們的瑕疵點，甚至本來有點對立情緒的人也對亡者更加寬容，這是對于活着的人往往過于偏執的提醒，也是因為逝去的人再不能在場為自己辯護，人後說事既沒有必要也沒有道德可取性，再者我們即使在人活着的時候說點啥是期望他們或者能聞過思改，既然往者已不可追，在他們的背後說三道四又有何益呢？

我們在今天還在這個世界的時候，若能想那逝者是自己，其他人那麼說你如何呢？或者我們自己給自己警醒，期待在我們離開的時候，更多人能懷着更多的對我們過往作為還有我們後人作為的善意。

我們懷念這些在我們生命中帶來光亮的先生，感恩此生的際遇，祈禱他們的安息，也願更多的光亮與我們生者同在，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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