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五首寫作背景及表達的情感?就詞義的基本邏輯與大概而言，抒情與叙事，一偏于個體和主觀，一偏于群體和客觀，一向内指向心性情感，一向外指向社會群體因此，中國詩歌的叙事傳統，首先是詩歌在叙事中形成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如《詩》“六義”中的“觀”“群”，詩教中的諷喻和規谏，詩與史的互文和互證，等等與此相關，人們将詩看成嚴肅而崇高的文體，詩不苟作，詩必征實，讀詩須知人論世，等等其次，詩歌叙事傳統，又是在詩歌叙事中發展出的寫作傳統，或者說一種詩歌的叙述傳統，包括抒情、說理詩的寫作，都離不開叙述，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唐詩五首寫作背景及表達的情感?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唐詩五首寫作背景及表達的情感

就詞義的基本邏輯與大概而言，抒情與叙事，一偏于個體和主觀，一偏于群體和客觀，一向内指向心性情感，一向外指向社會群體。因此，中國詩歌的叙事傳統，首先是詩歌在叙事中形成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如《詩》“六義”中的“觀”“群”，詩教中的諷喻和規谏，詩與史的互文和互證，等等。與此相關，人們将詩看成嚴肅而崇高的文體，詩不苟作，詩必征實，讀詩須知人論世，等等。其次，詩歌叙事傳統，又是在詩歌叙事中發展出的寫作傳統，或者說一種詩歌的叙述傳統，包括抒情、說理詩的寫作，都離不開叙述。

從這些方面來看，《文心雕龍》對詩的現實性、真實性的論述，對詩歌寫作語言邏輯、層次結構上的叙事批評，等等，豐富和深化了我們對中國詩歌叙事傳統的認識，有必要略作抉發。

現實性是儒家詩學的根本，這一“現實性”，其精神就是重實求真，包含且大于今天所說的反映社會現實。抒情有“詩言志”，有“美刺”“比興”，然抒情的“真”要與緣事、叙事相結合，方得以落實。《詩大序》闡釋“詩言志”雲“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接着便說“治世之音”“亂世之音”如何如何，就是将抒情、叙事合而論之。《文心雕龍·明詩》也以“詩言志”開篇，并将“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與“持人性情”結合，導向對詩的思想性的要求。那麼，情志又源自哪裡呢？劉勰對此前的“感物”說作了改造和微調。比如在陸機那裡，感物是“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落腳點在自然節序的變化，而《明詩》篇雖雲“人秉七情，應物斯感”，然旋即将“物”轉到曆史和人事，這就将詩歌發生論從“感物”引向“緣事”。

從葛天氏《玄鳥》到《三百篇》，《明詩》篇舉的都是曆史大人物的功過是非。《玄鳥》是葛天氏《八阙》中的第二首，從《載民》《玄鳥》《遂草木》到《建帝功》《依地德》《總禽獸之極》，葛天氏的八首歌，記叙了上古安民、勞作、祭祀、慶祝完整的生活生産過程。每首詩雖未必都是叙事文本，然具有叙事性，八首前後貫連，則是首尾完整的曆史神話叙事。再看後面：“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鹹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順美匡惡”即美刺，美刺固然叙事抒情均可，然将“大禹成功”與“九序惟歌”，“太康敗德”與“五子鹹怨”前後相連，就構成事與情的因果關系，事在詩中的根本性地位，則不言而喻。

在這裡，緣事也包含着叙事。“九序惟歌”，見《尚書·大禹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序”“叙”相通，即叙九功而歌之。《文心雕龍》多處引到此事，《原道》篇雲“夏後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時序》篇雲“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均是先叙大禹功績，再寫“九序”之歌。歌因事起，事必有征，是劉勰對詩歌之發生及其功能、屬性的基本認識。

緣事是詩歌之發生，而叙事與反映，則是詩歌之内容及其具備的效用，二者具備深廣的反映功能，契合了“觀風”的詩義。如上述“大禹成功”“太康敗德”作為“九序惟歌”“五子鹹怨”的根源，此為詩之“緣事”；而“九序惟歌”“五子鹹怨”分别映照着“大禹成功”與“太康敗德”，此便為反映，從而具備“觀風”的效用。又如《時序》篇：“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德盛”所以“《周南》勤而不怨”，“化淳”所以“《邠風》樂而不淫”，這裡就有“緣事”的因素，而反過來，從“勤而不怨”到“德盛”，“樂而不淫”到“化淳”，就是反映，足以“觀風”。

對于“事”，劉勰又看重其真實性。《宗經》明标詩文“六義”，就有“事信而不誕”。《辨騷》篇批評屈辭“托雲龍”“說迂怪”等“詭異之辭”“谲怪之談”，從反面确認詩文中“事信”的原則。這裡的“事”，雖多屬于“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的事類，然征事尤且求其信實，亦足見劉勰論詩求真務實的立場。

當然，真實性并不限于“事”，也是對“情”的要求，劉勰推崇“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強調“情深而不詭”，極其重視情感的真實性。而情感的真實性，又來源于詩人生活體驗的真實性，最終還是和“事”相關。建安詩歌“志深筆長，梗概多氣”，一源于“世積亂離，風衰俗怨”（《時序》）的社會背景，二是文人集團詩酒唱和、指點江山，所謂“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與特定的創作環境和叙寫内容有關。情真在于事真，盡管這“事”，未必就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現實，然社會現實作為創作背景，激發詩人的情感和抱負，在宴飲酬唱的日常生活中，表達和抒發出來，則是确定無疑的。《哀吊》篇論哀吊文，強調因情立文，而情又須符合人、事，能夠“極其心實”。“幼未成德，故譽止于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對于夭折之幼弱，無德行和功績可言，就哀悼其聰慧和容貌。換言之，有德行功績者，則須叙之以盡情實。“或驕貴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根據不同的情況，“追而慰之”。賈誼吊屈原，一方面由于切身的經曆和體驗，另一方面善于剪裁，“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選擇事例精核，成為哀吊文的典範。情之悲喜哀樂及其淺深真僞，建立在具體人事之上，“情深不詭”以“事信不誕”為基礎，相互依恃，方能相得益彰。

情、事的真實，最終都是通過文本體現出來，叙述至關重要。《文心雕龍》總體而言，是論各類文體之寫作的。其對叙事傳統的貢獻，最重要的便是叙述方法、詩文的篇制結構等。因情立體，即體成式，事核言簡，文資确切，等等，在文體論、風格論與創作論的相關篇什中，屢次被予以強調。叙述是情深、事信得以達成的技術手段。

從上述簡單的梳理可見，事與叙事在《文心雕龍》裡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在現實性和真實性這兩大要素上的。現實性是儒家所特别強調的詩歌的重要功能，集中表現在“美刺”與“觀風”上。真實性是現實性的前提，又與現實性相互交叉、融合。真實性包含事、情、景等的真實，但最終還是會落實到人、事。二者體現了劉勰論詩重實求真的原則，導源于劉勰崇儒宗經的文學觀。

（作者：李翰，系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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