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侄文稿》（局部）

日前，某教授在央視書畫頻道的節目中，宣稱顔真卿寫錯字，将“刺史”寫作“刾史”，引起書法界廣泛讨論，一片嘩然。“安史之亂”接近尾聲時，顔真卿一度出任蒲州（今山西永濟）刺史。也就是在蒲州任上，他寫下了被後世譽為“天下第二行書”的《祭侄文稿》。

翻看唐代大文學家們的履曆表，你會發現，其中很多人都有過擔任刺史的經曆，比如張說、張九齡、岑參、高适、韋應物、韓愈、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杜牧等。不少文學家在後世以刺史代稱，比如岑參世稱“岑嘉州”，韋應物世稱“韋蘇州”，柳宗元世稱“柳柳州”。還有一些詩人的詩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如岑參的《岑嘉州集》和韋應物的《韋刺史詩集》。

刺史，全稱“使持節某州軍事某州刺史”，為唐代州級行政單位的最高長官。唐代的統治者非常重視刺史的選任，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經常半夜睡不着覺，擔心各州的都督和刺史是否善待百姓。于是他将這些人的名字寫在屏風上，坐着躺着都能看到，如果哪位都督或刺史有了功績，就在這“小本本”上記下一筆。太宗深知“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這一道理，所以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我深居宮内，所見所聞極為有限，隻能仰仗各州都督和刺史了！”

唐代刺史人數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有學者考證出整個唐代的刺史人數超過兩萬人。在一些影視劇中，大家可能看到好幾個人都是刺史，但是彼此之間會有明顯的高低位之分。這是因為刺史的品級與州郡的地位相聯系，唐代的州分為府、輔、雄、望、緊、上、中、下八級，刺史的品級随之有高低之分，大多在從四品到正三品之間。

除了初唐時期政權初定，刺史多是武人之外，唐代的刺史大多由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知識分子擔任。最典型的例子是蘇州。唐代蘇州的經濟、文化地位重要，有“吳郡，自古皆名人為守”“蘇州刺史例能詩”之稱。據《唐刺史考全編》的考證，擔任過蘇州刺史的官員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這樣的大文豪。宋代時，蘇州太守曾作《三賢堂記》紀念他們：“三賢平時道義為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并著，且俱為有意于民者。”

刺史在唐前期和中期地位較高，其職權範圍内的行政活動和當地文學環境緊密相關。刺史能直接決定一州内的士子是否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并且還參與州府考試的出題，地方士子在進京考試之前，刺史還要為他們舉行鄉飲酒之禮。一州的刺史往往成為當地文壇的領軍人物，比如張九齡曾寫信給廣州刺史王方慶，得到他的大力贊賞：“此子必能緻遠。”元稹少年時也曾在經濟上得到當地刺史等官員的接濟。白居易擔任杭州刺史期間，因文采和政績兼著，善于發現人才，因此江南地區的士子争相奔赴杭州求取發解名額。

對于文人來說，擔任地方刺史，一方面可以遠離朝堂上的紛争，另一方面，為州郡最高長官，也可以更好地參與到地方文化活動中，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因此，在唐前期和中期，出任刺史對文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高适早年仕途不順，安史之亂後擔任蜀州刺史，《舊唐書》說：“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适而已。”杜牧因長期在朝中擔任閑散官職，再加上牛李黨争愈演愈烈，曾請求出任杭州刺史，未獲批準。後來他又連續三次上書，請求出任湖州刺史，最終如願，感歎，“仕而至此，斯亦達矣。”韓愈在《贈崔複州序》中也說：“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唐朝中葉以後，刺史則大多成為朝廷被貶官員的歸宿。大唐文壇著名的“鐵三角”都有被貶刺史的經曆——韓愈原任刑部侍郎，因谏阻憲宗奉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劉禹錫，曾被貶為連州刺史；監察禦史柳宗元，曾被貶為邵州刺史。

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加強，地方的各種權力都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導緻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節度使甚至自行任命轄區内的刺史。刺史僅能管理一些行政事務，特别是一些邊遠地區的刺史，地位更低，一般官員都不願意去，因此調任這類刺史就帶有懲罰的性質。更甚者，如著名的“八司馬”，擔任刺史的助理，其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文/本報記者 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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