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羿射日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神話之一，然而不同于西方的是，中國上古神話的背後，往往都是對真實曆史事件的原始思維式闡述。

我們首先得搞清楚，後羿是誰？

史書對于後羿的記載往往會讓人有矛盾、錯漏的感覺。比如《山海經》和《淮南子》說：堯帝時期，天有十日，堯派出後羿，射下九日。而《左傳》和《尚書》卻說後羿生活在夏朝初期，因“太康屍位”，故有窮國國君後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夏商周斷代工程推斷，夏朝的建立年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認為斷代工程将夏朝始年定的過早，夏朝建立時間應該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20年前後。

而堯生活的年代則相對明确，根據考古發現的堯都陶寺遺址碳十四測定，陶寺早期王城始建年代為公元前2300年左右。

顯然，從堯帝到夏朝太康時期中間間隔了至少300年，作為正常人類的後羿，當然不會活這麼久。于是，有學者做出了兩種推測：第一種認為堯帝時的後羿和夏朝時的後羿是兩個不同的人；第二種推測認為夏朝時的後羿（也叫夷羿）是真實人物，而堯帝時射日的後羿是神話人物，是虛構的。

其實，後羿究竟是生活在堯時還是夏時的矛盾，很好解釋。“後羿”并非一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官職稱呼。在甲骨文中，“後”是“司”字的反寫，讀音和意思相同，都是指司職某事。而“羿”則是善射的意思，二者合起來就是司職射箭的官員。

直到周朝建立，“後”與“司”的涵義才分開，“後”變成了對諸侯的代稱。對此，南宋的林之奇在《尚書集解》中就做了精辟的解釋：“喾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号，非複人之名字。……蓋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

上古時期，常用官職代指人名，以至于很多真實人物後世并不知道其真實姓名，所以，那位留下“射日神話”的後羿，原型就是堯帝手下的善射者。

上世紀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對陶寺早期墓葬進行考古發掘時，意外在編号M3015墓葬中發現了多達111件箭簇，這一發現透露出三條關鍵信息：1.堯帝時期戰争頻繁；2.弓箭在當時已廣泛應用于戰争；3.墓主生前精通射術。

事實上，陶寺文化原本就是晉南的“外來戶”，陶寺文化早中期流行豬骨随葬，在貴族墓葬中往往會出土豬下颌甚至整豬骨架。但整個晉南地區在陶寺文化興起之前的2000多年時間裡都沒有該墓葬習俗。反倒是千裡之外的山東大汶口文化和陶寺文化有着共同的豬骨随葬習俗。這些都跟文獻記載中堯來自東夷的陶地相吻合。

而東夷，恰恰就是出“善射者”的地方。

《楚辭章句》曾言：“堯時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按照神話的邏輯，是因為天上出現了10個太陽，弄得民不聊生，所以堯才命後羿射下其中九日。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誕不可信的。

倒是《山海經》裡透露出一點關鍵信息：“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是誰呢？長期以來，學者們都對帝俊的身份有諸多争議，直到甲骨文中發現了“高祖夋”後，大家才恍然大悟，王國維先生一錘定音：帝俊正是商人的先祖夋。

《山海經》和甲骨文的吻合，逐漸剝去了“後羿射日”神話的外衣，後羿射的并非是天上的太陽，而是帝俊的兒子（或者說是直系氏族部落），也就是堯帝的陶唐氏和帝夋的商部落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争，戰争伴随着燒殺，所以才給後世留下了“草木焦枯”的深刻記憶，讓後人誤以為真的是天上的太陽灼燒所緻。

自殷墟考古發現以後，經過長達80年的考古發掘，商文化的考古學分期已基本理清，其中，安陽市後崗遺址發現的後崗二期文化被認定為是先商文化，絕對年代剛好與堯舜時期有數百年重合。

後崗二期文化分布極廣，最西處已抵達山西晉東南的長治盆地邊緣，距臨汾的陶寺文化僅有100餘公裡。而長治盆地的史前考古學文化面貌也的确呈現出多重考古學文化交錯的複雜局面，但又與豫西和晉南臨汾地區存在密切關系，表明陶寺文化對該地影響較大。

考古上的種種發現告訴我們，長治盆地經曆過至少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部落的劇烈沖突，但最終又以陶寺文化的東進宣告結束。

《淮南子》曾言：“堯乃使羿射九烏于三嵕之山”，而三嵕之山恰恰就在長治盆地境内（《新唐書·地理志》：潞州屯留縣“有三嵕山”；《方輿紀要·屯留縣》：三嵕山在“縣西北三十五裡”）

文獻記載中的後羿射日地與考古發現的陶唐氏與先商部落的沖突一緻。這才是神話“後羿射日”背後的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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