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東晉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是一段最難寫清的曆史。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實曆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日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潘嶽撰文，講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認同而融合成命運共同體并重建大一統國家的故事。文章節摘如下，标題為編者另拟。

文/潘嶽

2017年，中蒙考古學家發現了班固為漢朝徹底擊敗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銘》。有大漢情結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歡呼“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真實曆史是，南匈奴單于首先偵測到北匈奴的内部動亂，主動向漢朝建議出兵 。窦憲率領的4.6萬騎兵裡，3萬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萬中還有一半是羌人 。可以說，是漢朝率領南向中原的遊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遷的。

這一幕，後世也屢屢重現。突厥學者列為始祖文物的《阙特勤石碑》的突厥文一面上，突厥可汗哀傷抱怨：為什麼“九姓烏古斯”（維吾爾先民回纥）要與唐朝合作而圍攻自己，為什麼草原族群總是要遷徙到中原去生活 。

（我國北方遊牧地區地貌 ）

這是遊牧社會不團結嗎？不是。從地理氣候上說，每當草原寒潮來臨時，北方的遊牧族群都會向南遷徙。從資源禀賦上說，草原地區所能承載的人口隻是農耕地區的十分之一，遊牧族群必須從中原獲取糧食、茶葉、絲麻織品以維持生存和開展貿易。中原對周邊族群強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 。與更北的族群願意向西發展不同，漠南族群更想與中原融合。他們與中原共享着北中國經濟交通網絡，更容易在荒年獲得糧食，更容易以低廉成本進行貿易，從而多次形成經濟社會共同體。久而久之，從地理到經濟，從民俗到語言，從文化到制度，一千五百年後，一個囊括東北亞的政治共同體最終形成。

（我國中原農耕地區地貌）

燕然山之戰後，南匈奴深入漢土，在北方邊郡遊牧生息。由于漢朝懷柔遠人的政策，他們不繳稅賦，但要接受郡縣制的人口管理 。今天在甯夏、青海、内蒙、陝西、山西發現南匈奴墓地，既有漢式墓穴，又有草原的頭蹄葬，青海還出土了受封匈奴首領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的駱扭銅印 ，胡漢文化彼此交融。南匈奴南下前後，内遷的還有西北的氐羌、東北的鮮卑、漠北的羯人。三國後期由于中原人口劇減，魏晉不斷“招撫五胡”。百年間，内遷的五胡約數百萬人，其中，匈奴70萬，羌人80萬，氐人100萬，鮮卑250萬。西晉“八王之亂”後，北方總人口1500萬，漢人隻占三分之一。有人誤以為“漢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數量的絕對優勢改變“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實曆史是，北方五大胡族不僅軍事占優勢，人口數量也占優勢 ，完全可以按照老習慣“牧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漢人，但他們卻主動選擇了一條“漢化之路”。

漢化之路，由南匈奴開啟。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建立王朝并滅亡西晉的，是南匈奴人劉淵。他是南匈奴羌渠單于之曾孫，因漢匈和親而改為劉姓。作為貴族子弟，劉淵曾在晉朝宮廷中遊學，他讀《毛詩》與《尚書》，學《史記》與《漢書》，最愛《左傳》和《孫吳兵法》。他割據山西稱帝，卻并不想恢複匈奴的北方故業，而非要以“漢”為國号統一天下。為此，他自稱是劉邦、劉秀、劉備之後，為了說明“漢代之甥”與“兄亡弟繼”的合法性，他竟将“扶不起的阿鬥”劉禅也設個牌位祭拜起來。

（《漢書》）

但劉淵的政權并未延續，被羯人石勒所滅。羯人“高鼻多須”，屬于塞種人，曾依附匈奴為“别部”“雜胡”。石勒的出身與劉淵不同。劉淵是遊牧貴族，混迹于宮廷；石勒是雇農奴隸，流浪于民間。但石勒也一樣喜愛漢文化。他不識字，卻“雅好文學”，愛聽人給他念《漢書》。太子石弘受他安排而完全變成了儒生。但石勒也沒有成功，統一北方的基業被殘暴的後代敗光。從後趙的廢墟裡，又誕生出了慕容鮮卑的前燕和氐人的前秦。

五胡政權中第一個統一北方的是前秦苻堅。前秦發家于秦之關中故地，領土一度“東極滄海，西并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但沒幾年，就因倉促伐晉而敗亡。在前秦的“殘軀”上，分化出羌人姚氏的後秦、慕容鮮卑的後燕、匈奴赫連的大夏。

混戰中，拓跋鮮卑從蒙古草原一路打來，力破群雄，定國号為魏。經過三代人勵精圖治，終于統一北方百餘年。北魏随後分别演變成了北周和北齊，再由北周統一北方并開出了一統天下的隋唐。

前秦與北魏，這兩個最接近一統天下的政權，漢化程度最高，漢化态度也最堅決。

苻堅生于世代好酒的氐人家族，是戎馬倥偬的豪雄，卻自小熟讀經史。即位後最重文教，每月親臨太學，考問諸生經義。他的目标，是道德上要不墜“周孔微言”（周公孔子），實踐上要超越“漢之二武”（漢武光武）。他打服西域，卻送回汗血寶馬，要顯得比“為馬打大宛”的漢武更高一籌。他一邊打東晉，一邊在朝廷裡為東晉君臣留好位置修好府第，要模仿“興滅繼絕”的周政。他俘虜了慕容鮮卑卻不肯殺，安排慕容暐與慕容垂君臣入朝為官。無數人勸他消除隐患，他卻非要樹立以德服人的榜樣 。他剛在淝水戰敗，鮮卑豪傑們果然造反，建立後燕和西燕。苻堅對“仁義”的偏執程度，曾被譏諷成“不肯半渡而擊”的宋襄公。

有人說前秦亡于“過于漢化”，但之後的拓跋北魏統一北方後，卻比前秦更加徹底地推行“漢化”。道武帝拓跋珪說“為國之道，文武兼用”。太武帝拓跋焘大量重用漢人士族，把河西學者遷到首都，鮮卑子弟都得跟着學儒典，“于是人多砥尚，儒學轉興”。孝文帝拓跋宏更是“體制性漢化”。他遷都洛陽，仿照兩晉南朝官制；命令鮮卑人定門第、改漢姓、說漢語；自己帶頭并讓弟弟們和漢人士族通婚。

有史家認為，北魏之所以能統一北方，演化出的北周與隋朝之所以能統一全國，是因為他們“改漢俗行漢禮”。不盡然。因為天然習漢俗行漢禮的南朝并沒能統一天下。北魏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進行了大一統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漢儒法國家形态。

（出土的北魏儀仗俑）

西晉崩潰後，天災人禍，基層政權完全崩壞。北方遍布“塢堡”，百姓依附強宗豪族聚居起來自我保衛。戰亂導緻土地抛荒，一方面流民無地，一方面豪強趁機多搶多占。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公元485年，北魏實行均田制改革，将無主荒地收歸國有，并平均分配給貧民耕種。其中，“露田”是要種糧征田賦的，耕農去世後還給國家，再分配給下一批青壯年；而“桑田”是種桑麻棗榆之地，不用歸還，可以留給子孫。均田令還規定了如何給老人小孩、殘疾人、寡婦分田。此後，強者仍強，但弱者也有立足之地。從北魏一直到唐中期，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的土地制度基礎都是均田制。

與均田制同時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是三長制。針對的是亂世中的豪強割據。豪強即“宗主”，朝廷下不去基層，通過“宗主”來間接管理，稱為“宗主督護制” 。三長制廢除了宗主制，重建秦漢式的“編戶齊民”三級基層政權（“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裡長，五裡立一黨長”） 。再從百姓中選取鄉官 ，負責征稅與民政。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漢人儒生李安世。提出三長制改革的，是漢人官僚李沖。通過均田制，北魏獲得了充足的編戶、賦役與兵源；通過三長制，北魏結束封建式統治，重建了基層政權；通過官僚制，北魏恢複中央集權行政體系。比起“着漢衣”、“改禮儀”這些形式，這更是“漢制”的靈魂。在西晉滅亡170年之後，中原竟然在少數民族王朝手裡重新恢複了“漢制”。誠如錢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國，逮三長、均田制行，則政體上逐漸從氏族封建變為郡縣一統，而胡、漢勢力亦因此逐漸倒轉” 。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數量與軍隊數量迅速超過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萬，是西晉太康年間的翻倍 。漢人農民大量加入北魏軍隊，打破了從前“鮮卑作戰、漢人種田”的分野。

（位于河南洛陽的北魏宣武帝景陵）

當北魏繼承“漢制”的時候，東晉和南朝的“漢制”卻走向僵化。起于東漢的察舉制，産生了四世三公的經學門閥與盤根錯節的官僚豪族，轉到魏晉就發展為門閥政治。由于東晉政權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場景。到東晉南朝時還産生了一個奇觀，雖然北方千萬流民南渡，雖然江南經濟依然繁榮，但“自孫吳至陳亡的六個王朝，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内，江南戶籍上的戶口幾乎完全沒有増長” 。因為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戶成了“私屬”，沒在官府登記，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數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稅賦。門閥政治倡導清談，産生了最優雅的魏晉風度和玄學思辨，社會衰頹與藝術高峰同時發生。

陳寅恪、錢穆都認為，之後的隋唐總體上繼承了北朝的政治制度與南朝禮樂文化。比起南朝的因循守舊，北朝的均田、府兵等制度創新更符合“漢制”大一統精神。這種精神使隋朝成功地實施第一次全民清查編戶（大索貌閱），還開創了科舉制。陳寅恪說，“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 。注入的與其說是人種，不如說是改革創新精神。

北朝對南朝的勝利，不是野蠻對文明的勝利，而是誰更能繼承大一統精神的勝利，是兼采胡漢的“新漢制”對僵化守成的“舊漢制”的勝利。同樣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現實政治能力，因為北朝大考百僚看實績。同樣是經學，北朝重實學，南朝重玄學。同樣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與基層政權，南朝直到晚期才讓寒士當官為将。

南朝也并非一無是處，其發明的“三省六部制”原型為之後的隋唐所吸取。且東晉與南朝在大一統的理念上，也從未含糊過。這比東羅馬強，拜占庭存在1000年，為統一的西征隻有一次半。而東晉南朝272年裡，北伐有10餘次。從東晉的祖逖、庾亮、桓溫、謝安，到宋武帝劉裕劉義隆父子、梁武帝蕭衍、陳宣帝陳顼等。雖然都未成功，但誰也不敢宣布放棄。在華夏大地上，任何統治者，誰要放棄了大一統，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出土的北魏陶牛車）

五大胡族之所以執著于“漢化”，是因為漢文明之精髓在于長治久安的超大規模政治體的構建。遊牧族群雖具有軍事優勢，但若不是吸取了漢文明的制度經驗，是無法戰勝自诩“正統”的南朝的。“漢制”不是“漢人”的習慣法，而是一種無偏私的理性制度。夷與夏不是看血脈看習俗，而是看文明看制度。即便是漢人，不去繼承發揚“漢制”精神，也會失去華夏傳人的資格。

“漢化”不是“被漢人同化”的意思。西漢初期，沒有“漢人”，隻有“七國之人”。司馬遷寫《史記》時還用七國之人來描繪四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漢武帝之後，“漢人”變成了“漢王朝子民”的自稱。因為漢武帝将秦國的法家制度、魯國的儒家思想、齊國的黃老之術與管子經濟、楚國的文化藝術、韓魏的縱橫刑名、燕趙的軍事制度融為一體，形成了“大一統漢制”。從此，認同這種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漢人”。可以說，“漢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構“國族”的最早實踐。這套制度雖由秦漢創造，卻不再專屬于中華世界，成為了東亞古典文明遺産。漢字也不僅是“漢族的文字”，而是東亞古典文明的重要載體。因為建構大一統的經驗教訓都記載于漢文律典與史籍中，不學習就無法重建前行。五胡主動漢化，并非忘記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擁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設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雄心。

（本文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第一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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