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的小說中，青少年總是被他們父母的選擇所吸引。在父母搶劫銀行被捕後，一位15歲的男孩企圖尋找他的孿生兄弟；一個年紀更小的男孩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家人暴打，離開了他的生活。

和他筆下的主角一樣，福特自己也一直試着努力理解他的父母。他最近出版的新書《他們之間》（Between Them）不是以虛構方式探索家庭結構，而是兩篇回憶錄：一篇關于在他16歲時去世的父親，一篇關于他的母親。

“基本上每時每刻，我都想着我父親，”他寫道。他的父親，帕克·福特（Parker Ford），一位工作努力、四處漂泊的銷售員，在心髒病發作後，不得不卧床在家。關于他的母親艾德娜·艾金（Edna Akin），他寫道：“回憶我的母親，就是我表達愛的方式。”

對于父母的關系，他寫道：“父母讓我們與自己無法成為的那類人緊密聯系在一起，讓我們過着自己的生活，假扮出一種有聯系的疏離感和一種實用的神秘感。即使我們和他們在一起，我們也是孤獨的。”

這種對于現實的觀察正是福特最著名的手法，也讓他成為了與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托拜厄斯·沃爾夫（Tobias Wolff）和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齊名的“肮髒現實主義”代表作家。肮髒現實主義常使用傳記式寫作手法，但對個人的分析常常會導緻作品過于多愁善感。福特并不是這樣，通過詳細描述父母生活的細節以及他沒能了解到的一面，他巧妙地獻上了自己的謝意。

在下面這篇訪談中，福特讨論了他在傳記寫作中遇到的挑戰，以及父母與家庭對于他寫作的影響。

Q：這是你自己的故事，還是你父母的故事，或者是二者的結合？

這是他們的故事，完全不是我自己的故事。我之所以能夠寫出他們的故事，是因為我是唯一了解他們故事而且至今仍在世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講述他們經曆的那個人。我沒有盡我所能把我自己排除在故事之外，但我從來沒把這當作我自己的故事，也不覺得他們的重要性與我有任何關系。

Q：在創作小說和這些傳記之中，寫作的過程有什麼不同？

确實有種明顯的不同，在寫父母時，我感覺更抽離。因為傳記是關于他們生活中的事實，寫起來也更具條理。而盡管我一輩子都在寫小說，但寫小說的過程總有些浮華的元素，就好像表面之下還隐藏着其他東西，而完全基于現實的非虛構寫作就不會有這種感覺。就算我是在評論我父母做過的事情，也仍然是在書中提到的事實的基礎上進行的。

Q：你曾經把寫作和用詞的選擇比作一種發現方式，根據語調和語音的不同，整個句子的意思都可能有所改變。相較于虛構作品，在書寫真實事件的時候，這個過程對你來說是怎樣運作的？

這是個好問題。在寫一個句子的時候，我們會需要一個動詞或形容詞。寫小說時，你的用詞不用考慮其内容，隻用考慮其效果，或是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在寫非虛構時，你仍然需要選詞，但你必須要考慮這個詞及其用法是否精确。精确性對于寫作小說和非虛構作品而言有着兩種不同的效果。

寫小說時也需要某種精确性，比如當你要描繪蒙大拿州的大瀑布（Great Falls），你不能寫密西西比河從這裡往南流。地理上的精确性不是必要的，在寫各種荒誕想法時，也有可能對現實做出改變。但我覺得，密西西比河從這往北流是無法被改變的。

我曾經給《紐約客》寫過一篇故事，在文中我寫到基督教青年會的地址位于西北第二大道613号。《紐約客》的事實核查編輯打電話告訴我，基督教青年會的實際地址是南第二大道132号。我告訴他們：“沒關系，隻是這個實際地址的音節不夠長。”他們說：“不行，這就是青年會的實際地址。”我說：“不，别管這個了。”

Q：這兩篇回憶錄中既有稍顯冗餘的部分，也有互相矛盾的部分，你為什麼會選擇這樣寫？

我被兩個人帶大，他們有着各自的看法，他們對于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對他們的看法也不總是完全一緻。我覺得如果我把所有事都寫進去，這本書就會有一種真實的共鳴。書都是人寫的，我知道有些地方我寫得不是很連貫，我之所以這樣做，正是希求做到精确。不過，我在1944年之後才見證了他們的生活，在這之前，我是不存在的。

Q：其中有整個段落由一系列沒有答案的問題構成，你為什麼決定這樣寫？

這與我的父親有關。他的缺席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這樣寫是為了體現他的缺席，而不隻是說“我不知道”，這樣接寫不出故事了。對于我這個叙述者來說，這種問題式的寫作手法是很有意思的。

Q：你的父母常年在外，這對你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在書裡，我稱他們為“瞬間的存在”。在我出生之前，他們确實不會在一個地方停留太久。所以我總是在尋找新的體驗，讓我能夠去理解并運用。我從來沒有過那種“這裡是我的家，我必須待在這裡”的感覺。

我父母當時都在逃離讓他們不快樂的環境，他們沒有痛苦，沒有不滿，因為他們很早就碰到了對方，一見面就讓彼此非常愉悅。每當我思考要去哪居住的時候，我都覺得我會住在我妻子住的地方。

Q：這種手法讓我想到了你的幾篇小說。

《加拿大》也用了這種寫法，《石泉城》（Rock Springs）的結尾也是這樣，叙述者寫道：“你覺得他和你相似嗎？”這是為了以一種近乎對話的方式把這個問題扔給讀者。

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弗蘭克·奧康納（Frank O'Connor）寫過的一些小說對我來說十分觸動誘人。他使用的第一人稱質問手法，代表了人類努力去理解那些無法被理解的事情的沖動。當你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時，你可以找到一種掌握生活支配權的方式，并将這種支配權表現出來。我覺得這就是我使用這種手法的原因。

Q：你的南方背景是怎樣影響到你的寫作手法的？

我長大的地方離美國著名女作家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的家就離一條街，我小時候就知道，成為一位作家具備可能性。如果你在我的家鄉長大，你也可以成為一名作家，這是整個社區都支持的事業。

因為當時社會種族歧視明顯，我們總是被告知，那些不真實的才是真實的。這導緻我無論是在過去或現在，對自己接受到的信息一直秉持着一種天然的懷疑，我努力去為我不相信的事情尋找一個解釋，這正是小說可以做到的。當事實和真相之間的距離太遠，小說是一種具有想象力的解釋。

Q：雖然你在南方長大，但你的小說背景總是發生在别處。

因為其他人已經寫過這些地方了，而且比我寫的更好。如果我變成一個南方作家，寫作南方題材，寫給南方讀者，那我就無法成為一名偉大的作家，但我想做一名偉大的作家，我現在仍然想。如果我一定要成為某個方面的專家，我不想成為關于南方的專家。首先，我自己不是太喜歡南方；第二，我一讀就喜歡上了那些關于南方的文學作品，福克納、韋爾蒂、弗蘭納裡·奧康納、沃爾克·珀西，我很喜歡他們的作品。為什麼我還需要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将之作為唯一志業？

Q：以後你會寫更多傳記嗎？還是會暫時回到小說的寫作？

我覺得我目前沒有什麼可以寫傳記的内容了。我寫過一些傳記性質的文章。我的經紀人很希望我寫一本關于我祖父的書，但我不知道從何下筆。他是那種遵循内心的人，他也确實做到了：花天酒地，追求各類女性。我更不會寫任何自傳了，這部傳記已經很接近我的自傳了。

（翻譯：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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