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禅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禅”。今所謂慧空禅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裡，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裡，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餘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餘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餘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餘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于是餘有歎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餘之所得也。

從篇首至“蓋音謬也”。記述褒禅山命名的由來。文章開頭緊扣題目，開門見山地先說明褒禅山又叫華山之後，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為褒禅山，是因為唐朝有一個名叫慧褒的和尚，一開始住在華山之下，死後又葬在華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遠及近，以它為基點，重點突出地來記叙褒禅山的名勝華山洞。

“距其院東五裡，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說由于年代久遠，字迹已經模糊不清。其實，也是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識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糾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誤讀為“華”的錯誤。之所以要糾正今人讀音的錯誤，又旨在為下文發表感想和議論設下張本。

從“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至“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記叙遊覽褒禅山後洞的情形。慨歎自己所到達的地方比起喜歡遊覽的人，還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題字留念的人已經很少了。如果再往深處走，到達的人就更少了。這說明沒有大志而畏于艱險的人，是不能夠深入險境而窺視到異觀的。

因而，又回顧自己在洞裡還沒有出來的時候，“餘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繼續前進的，隻是聽了倦怠者的話，随着走出洞來，而不能極盡遊覽之樂。目的不達，滿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見作者不畏艱險的積極進取精神。

從“于是餘有歎焉”至“此餘之所得也”。寫未能深入華山後洞所産生的感想和體會。天下的奇異雄偉、異乎尋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險遠之處，人們卻又很少能夠到達，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異觀了。那麼怎樣才能看到奇景異觀呢？作者進而又從三個方面加以論說。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這裡強調了一個“志”字。隻有胸懷大志，才有可能到達理想的境地。

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這裡又強調了一個“力”字。這個“力”，是指氣力。如果氣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樣，也是不能到達理想境地的。

三是有了大志和氣力，而又不輕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這裡又強調了一個“物”字。這裡所說的“物”，是指火把之類的借助之物。當遊覽者走進昏暗之處的時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類的物來照亮前進的道路，也是不能到達理想境地的。總之，隻有具備志、力與相助之物這三個條件，才能到達理想的境地。

從“餘于仆碑”至“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寫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聯想。作者從仆碑上尚可辨識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誤讀為“華”，從而聯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從山名的以訛傳訛，聯想到古籍的以訛傳訛，使作者觸目傷懷，慨歎不已。因而又進一步提出“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對待傳聞要“深思”而“慎取”這個提法，也很精辟。它對學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鑒别其真僞，恢複其本來面目，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導意義的。

從以上簡略賞析裡不難看出，本文雖以遊記命題，但所寫重點卻不在于記遊，而在于寫作者在遊覽中的心得和體會，并着重寫了兩點：一是寫華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寫遊覽華山後洞的經過。

王安石的這種力圖精進，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後來在變法革新中所表現的不怕圍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緻的。這種積極進取的态度，同他的變法革新，雖有其不可避免的曆史的和階級的局限，然而卻也能給人以有益啟示和鼓舞。

本文的寫作技巧也是比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點不在記遊，而在寫遊覽中的心得體會，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組織安排上，是頗費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記遊中，處處為寫心得體會搭橋鋪路，使記遊與心得體會十分和諧自然地結合起來。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曆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熙甯二年（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變法。因守舊派反對，熙甯七年（1074年）罷相。一年後，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罷相，退居江甯。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新法皆廢，郁然病逝于鐘山，追贈太傅。紹聖元年（1094年），獲谥“文”，故世稱王文公。

王安石潛心研究經學，著書立說，被譽為“通儒”，創“荊公新學”，促進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在哲學上，他用“五行說”闡述宇宙生成，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哲學命題“新故相除”，把中國古代辯證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文學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簡潔峻切，短小精悍，論點鮮明，邏輯嚴密，本文就是代表作。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學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晚年詩風含蓄深沉、深婉不迫；其詞寫物詠懷吊古，意境空闊蒼茫，形象淡遠純樸，營造出一個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緻世界。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存世。

張鋒編撰 戊戌春寫于成都翠彧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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