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後期以來，作為“士大夫之一藝”的印章進入文人的視野，成為文人的藝術活動，并得到文人的重視，印人也因此提升了自身的地位。而此前，印人身為工匠地位低微，為文人所“不齒”。“工人印”與“文人印”的分野也逐漸形成。

本文摘編自朱天曙所著《明清印學論叢》一書的《明末清初印人身份變遷及其背景初論》一文。文章探讨了“印人”這一特殊身份在明末清初的變遷及其形成的社會背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诠釋了印人身份的出現。

本文小标題為編者所取，内文有删節，文章由出版社授權轉載。

《明清印學論叢》，朱天曙 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原作者丨朱天曙

摘編丨董牧孜

明代以前，“印人”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群體。

明末清初著名鑒藏家周亮工

（1612─1672）

撰成《删定詩人傳》、《讀畫錄》，并撰成曆史上第一部記錄印人的重要文獻——《印人傳》，把印人和詩人、畫家一樣予以關注。

周亮工所撰《印人傳》。

《印人傳》的寫作昭示了“印人”作為一種特殊身份進入文人的視野，有别于一般的“工匠”。宋代以前，有以篆書書法名世者，如唐代李陽冰

（約721─785）

以小篆名世，他的小篆圓潤盤曲，中唐篆書大盛，他有複興之功。同期善篆者還有如瞿令問、史惟則以懸針篆名世，富于裝飾性；袁滋

（749─818）

在小篆中參以古籀，多有新意。五代、宋代時，寫篆書著名者如徐铉

（916─991）

、徐锴

（920─974）

、郭忠恕、薛尚功等人。但這些人都以篆書影響當時，而沒有專門以印名世者。

到了元代，趙孟頫、吾丘衍等人開始自己在印章上寫篆書，印章從實用功能漸漸成為文人士大夫專門的藝術。到了明代中後期特别是萬曆以後，印章發展更加迅速，印人身份也越來越得到文人的認可，文人也不斷參與到印章的藝術實踐中，印人和文人的身份也不斷處于遊離的狀态中。

在以文人為主導趣味的蘇州和南京的文化環境中，印人的文化品味不斷提高，印人和文人的來往密切，印材變革和功能變化也使得印章的“文人品味”成為可能。

工匠的興起：

印人身份是如何提升的？

“印人”最初是以工匠身份出現的，如先秦時期的銅、陶玺印由銅工、陶工完成，秦代的官印制作有符玺令、丞和符玺郎進行管理，由印工來完成。

到了明代，印人是如何把“工匠化”的技術賦予文人品味，而使印章成為文人書齋、案頭的清玩？這種轉變與明代文化環境有何關聯？如何具體呈現“印人”身份的這種變化？我們先來探尋中國古代關于工匠的記載。

《禮記》中說：“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禦、醫、蔔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于家者，出鄉不與士齒。”這反映了上古時期“執技”的工匠不能改行，也不能與文人士大夫交流。國家設立“工官”、“工師”、“巧工司馬”等來對工匠進行管理。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的記錄。唐代詩人韓愈《師說》中也有“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這些都反映了工匠地位的低微，為文人所“不齒”。

盡管如此，文人士大夫仍然需要與工匠“合作”或從工匠的實踐中獲得啟示。漢代的官印，有符玺禦史、印曹、尚符玺郎等職官專門管理符玺和印章刻制，由蘭台令史篆寫印文後，交由印曹的工匠刻制。如史學家班固善篆書，并曾以此職監造官印，和工匠進行“合作”。唐代朝野對石刻刊镌十分重視，名家書迹多請名匠刊石，皇帝甚至指定專門名匠刻石，如開元十年

（722）

，唐玄宗親自撰寫的《西嶽太華山碑序》就指定名匠呂向為镌勒使刻于西嶽。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元末陶宗儀《南村辍耕錄》中亦有不少關于工匠的記載，這些内容雖然零星，但已表明：工匠作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其社會功用是不能忽視的。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

明代中期以來，随着江南一帶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市民階層的出現，直接導緻了市民文化與審美意識的滋長，蘇州一帶的木版年畫、南戲、小說、書畫、園林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與其相關的印工、裝裱工、雕刻工等“工匠”興起。同時，思想界個性解放思潮的出現，晚明的文化環境也發生變化，文人也更加的關心各類工匠以及他們的工藝品。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載，“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所謂“古玩”即是裝點生活和雅玩的工藝品。這些物品進入士大夫的生活，他們的藝術價值在文人的雅集、把玩、娛樂中得到挖掘，并不斷被記錄下來，進而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直至被擡到與詩文書畫相并列的地步。

袁宏道在談“時尚”時稱：“古今好尚不同，今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窯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曆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張岱《陶庵夢憶》還記錄濮仲謙的竹雕成為“搶手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而新安墨工方于魯還與汪道昆結成姻親，更是“獎飾稍過，名振宇内”，這些昔日為文人所不齒的“梓匠輪輿”之人這時不斷與文人交流，社會地位大大提升。

徐巨源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晚明文化風氣時，他把制陶、制墨、攻玉、刻印的工匠和文人藝術家放在了一起讨論，表彰他們的突出成就，反映了文人藝術家和工匠的分野已不再明顯。

“工人印”vs“文人印”：

印人的“鄙視鍊”

事實上，晚明士人與工匠之間的互動十分頻繁，士人也有了強烈的“通俗”意識，他們身份的界限也變得不太明顯。如張岱以繪畫上的事例來讨論印章一樣，印章上文人與工匠之間的合作從明代中期文徵明

（1470─1559）

、文彭

（1497─1573）

父子開始賦予了印章藝術新的内涵，并将這門藝術提升到新的高度。

文徵明是中國文化在明中期獨立成形發展中的代表人物，他通過書畫作品的創作、賞玩、贈友、交換等活動，建立了特有的“文派”典範，從而塑造了文人特有的生活風格，有别于一般的平民，他在繪畫上即有相類的與工匠合作的作品。

台灣學者石守謙先生曾以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寒林鐘馗》作品為例作深入研究，指出此圖的寒林背景确為文氏手筆，但主角人物的鐘馗有着講究的姿勢、細緻的表情，顯示出畫者對人物畫技巧的高超掌握，決非文徵明所為，其作者應為與文氏素有交往的職業畫師仇英。圖中鐘馗特有的文雅，又與仇英一般所作不同，顯示了文氏在背後的指授。

（明）文徵明，寒林鐘馗圖。

文徵明和他的兒子文彭，确立了明代印人“文人化”身份，文彭還在印章中引入石材，文人不需要工匠幫助而可以直接獨立完成。周應願在《印說》中曾列舉許初“篆印手镌，仿佛文博士”，陳淳、王榖祥“俱善篆”，張鳳翼自篆“張伯起”三字白文印，又有王元微、王少微、許仍野、詹正叔諸人善刻者，足見當時文人和刻工多有合作或文人自己完成，風氣極盛。

随着工匠社會地位的提高，關于工藝和名匠的記載越來越多，其中包括許多雕刻及刻工的記載，刻工事迹、姓名的記錄也更加詳細。明代中期以來的著名刻手如章簡甫、章藻、吳鼎、吳應祈、吳士端、吳之骥、章镛、吳桢等人，其中以章簡甫影響最大。王世貞曾作《章筼谷墓志銘》對其評價甚高，稱其“能奪古人精魄”，孫鑛《書畫跋跋》贊其為“迩來第一高手，尤精摹拓”。這一時期刻帖風氣的興盛，與刻工和文人的合作密切相關。

《文徵明、文彭父子緻無錫華世祯信劄》手卷

在明代有關印章的論著中，開始把印人和雕刻工匠進行對比。周應願《印說》中提到嘉靖、隆慶、萬曆前期的“雕刻技人”：

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漢，朱壓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鮑天成、李文甫輩，依樣臨摹，靡不逼古。

鮑天成，吳縣人，能雕琢犀象、香料、紫壇圖匣、香盒、扇墜、簪紐之類，種種奇巧，迥邁前人。李文甫，金陵人，善雕刻花邊，所镌花卉，皆玲珑有緻。李文甫即是和文彭“合作”印章的名匠。即使是一些雕刻的好手，他們的作品也與文人的印章差異很大。這裡，周應願肯定文氏父子“始辟”文人印章的貢獻，白文取法秦漢印，朱文在宋元印基礎上而有發展，而批評雕工隻能“依樣臨摹”，不能達到古意。這是由于工匠沒有文化素養所決定的。工匠不能表達文人用意，刊刻也多訛誤，《印說》又載：

玉人不識篆，往往不得筆意，古法頓亡，所以反不如石，石刀易入，展舒随我。小則指力，大則腕力，惟其所之，無不如意，若筆陳然，所以反勝玉。

雕玉工人不識篆書，不能了解書法筆意，因此不能表達“古法”，這種工匠的創作，“古法頓亡”，不是文人寄情抒懷的方式，而文人在石上刊刻能“展抒随我”，“若筆陳然”，則才進入藝術創作的狀态。對大部分工匠而言，刊刻印章僅為工匠糊口之用。周亮工《印人傳》載：

梁溪鄒督學

（迪光）

曰：今之人帖括不售，農賈不驗，無所糊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則托于印章以為業者十而又九。今之人不能辨古帖、識周秦彜鼎而思列名博雅，則托于印章之好者亦十而又九。好者恃名而習者恃糈，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至使一丁不識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不識之夫椟而藏之，奉為天寶，可恨甚矣。

在印章普遍使用時，出現的情況是：不能讀書者、不能作畫者則“托于印章以為業”，不識名帖古器者亦“托于印章之好”，這使認為篆刻應該屬于文人圈雅玩的文人感到痛恨，周亮工在《印人傳》中引用這段話，也是對“一丁不識之夫”的大衆都來以印獲得“博雅”之名表示不滿。明末張岱有感于工匠的文化品味低下，導緻了“古法頓亡”，他以繪畫上的唐寅和周臣為例，批評當時的這類人為“俗工”：

近世俗工，字皆杜撰，不足與語。餘憶王太史之評唐寅、周臣畫，謂二人稍落一筆，其妍醜立見。或問臣畫何以不如伯虎？太史曰：“但少伯虎胸中數千卷書耳。”今蘭渚之與俗工，其妍醜相去，确确由此。叮囑諸人，其再讀十年書，方可與蘭渚語痛癢也。

既然工匠之印有文化品味的缺失，不能“入古”，但如果工匠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味，或工匠通過與文人的交往、溝通，領悟到文人的志趣，與文人合作，是否可能不入俗格？或文人通過學習工匠熟練的技能，掌握了印章刊刻的基本技法後，能否使印章從“工藝性”走向文人化？作為“工藝品”的印章與作為文人雅玩的印章如何分野？

明代人已經開始提出“文人家印”這一概念來區分其他的印章。《印說》中雲：“文人家印如屈注天潢，倒流滄海。”這種讨論主要突出了印章的人格象征意義，然尚未切入印章審美的主體。到了朱簡時，這種讨論更加明确。朱簡《印經》中将印章分為“工人印”和“文人印”：

工人之印以法論，章字畢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勝，天趣流動，超然上乘。若既無法，又無逸趣，奚文，奚其文？工人無法，又不足言矣。

朱簡所著《印經》。

這表明明代印人開始有了自覺的審美意識，文人之印以“趣”而突破工人之印以“法”來讨論印章的藝術表現力，這是對印章認識的突破，更是對印人認識的突破，這在印章從工匠化走向文人化的過程中，有着重要的價值。

金陵文化圈與文人印的形成

除蘇州一地外，南京也是文人印章的策源地，《印人傳》的寫作正是在明代以來的金陵文化環境中完成的。嘉靖中期以來，文人士大夫躍升為金陵文化界的主流，這正是被稱為“金陵之初盛”的時候：

海宇承平，陪京佳麗，仕宦者誇為仙都，遊談者指為樂土。……嘉靖中年朱子價

（曰藩）

，何元朗

（良俊）

為寓公，金在衡

（銮）

、盛仲交

（時泰）

為地主，皇甫子循

（汸）

、黃淳父

（姬水）

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征歌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姘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這批金陵文化圈的主導人物中，朱曰藩為江蘇寶應人，何良俊為華亭人，皇甫汸與黃姬水為蘇州人。這幾個金陵以外的地區，以蘇州文化最盛，對金陵文化所産生的影響也最重要。到了萬曆初年，金陵文化再度興起：

萬曆初年，陳甯鄉芹

（子野）

，解祖石城，蔔居笛步，置驿邀兵，複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

（金銮）

、仲交

（盛時泰）

以舊老而莅盟，幼子、百榖

（王稺登）

，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逮，唱和頻煩

（繁）

。雖詞章未娴大雅，而盤遊無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

朱曰藩，草書，次韻何元朗罷官詩，扇頁，泥金紙本。

萬曆二十年

（1592）

後，金陵文化發展到“極盛”的地步：

其後二十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回翔棘寺，遊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缙紳則臧晉叔

（懋循）

、陳德遠

（邦瞻）

為眉目，布衣則吳非熊

（兆）

、吳允兆

（夢旸）

、柳陳父

（應方）

、盛太古

（鳴世）

為領袖。台城懷古，爰為憑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湧。此金陵之極盛也。

金陵文化從嘉靖中期到萬曆二十年，經過初盛、再盛到極盛的變化，确立了一種特有的文人品味，憑借其文化中心的地位而輻射到各地。

在金陵文化的發展、興盛中，詩文、書畫、印章、工藝等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如書法發展中篆書一體從喬宇、景旸、徐霖、陳沂到刑一鳳、許初等書家一線相傳，其中徐霖、刑一鳳、許初等文人曾參與了南京地區的文人印章活動，并影響到吳良止、董玉溪、何震、吳魯南等印人。因而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所反映出的文人品味在印人身上也得到鮮明的反映。周亮工在《印人傳》中對印人生活、交遊、雅玩的記錄以及印人所體現出的文人品味也與金陵文化環境的影響密不可分。

明代中期以後，

印章的“文人品味”是如何形成的？

在印章“文人品味”的形成過程中，印章材料的變革和自身功能的變化也值得特别注意。篆刻之所以向藝術方向轉化，石質的印材是一個重大轉變。

過去篆刻家和刻工分工合作，篆刻家寫印稿，由刻工雕刻完成。這種普遍的方法到文彭時還在使用。随着石質材料越來越多地被文人采用，原先和他合作的刻工李文甫等僅僅是幫其镌刻牙章，而石質印材則更多地是由自己來獨立完成創作。這樣，印章開始和書法、繪畫一樣，完全成為文人“私人化”的遣興物品。

石章雖從元代王冕時期就已被文人運用，但較為普遍的運用卻在明代中後期。随着這種易被文人駕馭的印材運用，印人的數量大大增加，中國印章史也由此而轉變為文人篆刻的曆史，确立了“印人”的中心地位，正如傅抱石先生所說：

到了明末，便象繪畫的藝術一樣，發展的途徑不止一端。因而此後的曆史，不僅可說是私印的石印的天下，而且是以印人為中心的了。

印章的材料在藝術表現中，材料本身的好壞并不是欣賞的關鍵，關鍵是文人價值品味的确立。印材帶有工藝性質，它所體現的是“做工”層面的美感，而光以材料而獲得美感不是文人的追求。文人希冀通過自篆自刻，玩石弄刀，完成文人“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宴遊吟唱、寫字作畫一樣，成為文人自我修養的一個組成部分。

印章的用途，除了封泥為古代印章的主要用途外，其他用途有六種：一、物勒工名；二、器物名稱的圖記；三、戰國金币上的印迹用玺印蓋成；四、專作佩帶之用；五、殉葬用印；六、烙馬印。這七種用途多與憑信有關。而印章的憑信特性是通過其用途表現出來的，其用途在實用中的轉化也必然導緻印章特性的轉化，還有三個用途：一、用于裝飾；二、兼有商标功能；三、用于紀年。

明代中期以來，随着書畫、工藝品的發展和大量印材的開掘，印章已和其他的文房用品一樣，走進書齋，除了用于文人的書畫創作、鑒藏等活動外，對文人而言，印章本身還具有了充分的“娛樂”和“雅玩”功能，這是不應忽視的。正是這種“娛樂”和“雅玩”功能的出現，使得印面的刊刻文人妙語、别稱、戲語以及印章的風格、取法，印紐的制作工藝等也都成為文人雅集中品評、賞玩的普遍話題。

編輯丨木子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