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被喻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無論是以正史論還是以文學作品論，《史記》都具有極高的價值。《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是怎麼樣寫出這部傳世之作的呢？這個問題要從三個方面來回答：第一，史家制度；第二，司馬遷的家世；第三，司馬遷的個人意願。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史官制度。比如中國國家博物館裡有一件青銅器名字叫“作冊般鼋”的青銅器，上有銘文四行三十三字，記錄了丙申日商王至洹水，以箭射河中鼋的事。銘文中提到的“作冊”又叫作“史”，就是商代設置的史官。“史”在商早期是駐守在外的武官，後來成為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記事。

西周、春秋時設置“太史”，掌管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以及編寫史書，還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等。周代的史官分為左史和右史，左史記動，右史記言。秦漢時設太史令，秦漢的史官地位比起商周時期要低了很多。司馬遷及他的父親司馬談都做過西漢的太史令。商代設“史”，周繼承，秦漢繼續，從這個制度來看，司馬遷創作史記之前，前代史官們對于史事的記載應當是積累豐厚，“前人之述備矣”這給了司馬遷很豐富的取材線索。

修史的制度一直延續下去：魏晉的著作郎，隋代的太史監，唐宋的太史局，元代的太史院，明清翰林院，都擔負着修史的職責。

史馬遷之所以能寫出《史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學淵源。司馬遷的先祖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也就是掌管觀測天象，周室時又為太史以修史事，父親司馬談也是西漢史學家，這樣的史學世家免不了有代代相傳的“青箱學”，這也是幫助司馬遷了解前代史事的獨特而重要的途徑。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雖然不是《史記》的作者，但是為《史記》的寫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司馬談生長在西漢文景時代，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河，習道論幹黃子，也就是說司馬談擅長天文學、易學以及黃老之學。學問的深厚積累為研究史學打開了眼界。司馬談自己就一直想寫通史，很早就開始做積累。一個是自己的家學，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博覽群書。司馬談做太史令時得以閱讀國家級的藏書，從這些藏書裡司馬談也收集了大量資料，為寫作通史做準備，隻可惜卒而未成。司馬談在臨終前把自己的所有積累都傳給了兒子司馬遷，遺囑他一定要繼先祖之業，寫作通史。

司馬遷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在父親的指導下遍觀史書。除了能繼承家學，司馬遷還有一段重要的經曆就是遊曆天下。在《史記》裡多處能看到司馬遷講起自己遊曆所至之處。比如《史記·五帝本紀》“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至長老皆名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像這樣的記載在史記裡有很多，說明司馬遷為了寫史書幾乎可以說是遊遍天下，并有意地去觀風問俗。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呢？可以搜求民間傳說，也就是我們所認為的“野史”。

關于“正史”和“野史”，并不是說正史就一定可信，野史就一定不可信。“正史”之名始出于隋，“世有著述，皆拟班、馬，以為正史”，司馬遷的《史記》就是正史的代表。所謂野史，是指野之人編輯，往往是不便于正史所載的一些事，流傳于民間，文風也可能俗而不雅。司馬遷的遊曆所訪到的正是這樣一些史事。作為一個世家出身的史學家，如此潛心走訪，也正說明司馬遷的史學觀很寬容，能夠将正史和野史互相佐證。

孔子作《春秋》記事從魯隐公元年開始，這一年是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春秋經》按照隐、桓、莊、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次序記載曆史。漢代傳承講解《春秋經》的公羊派認為，春秋十二公可分為三世：傳聞世（隐桓莊闵僖）、所聞世（文宣成襄）、所見世（昭定哀）。這個劃分是根據孔子的經曆，所見是親眼所見，所聞是有所耳聞，傳聞是輾轉聽來的消息。公羊派在司馬遷的時代很興盛，它的史學觀也一定程度代表了當時的廣泛态度。其實概括起來說，司馬遷寫通史，上下三千年，所記事得到的途徑也無非就是：所見、所聽、所聞這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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