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論語》第二篇第四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段話在中國的知名度非常高，婦幼皆會，老少鹹知。

明代大學者顧憲成說它是孔子“一生年譜”（《四書講義》），很有道理。

當今我們人人更是拿了它來當作自己的人生指導原則。

動不動就要來一句“我已是三十而立…”等等。

其實，大可不必如此，這是孔子的人生經驗，沒有泛指性。

孔子活到73歲，那時已是長壽。但現在人活得更長，古人五十就認命了，今人五十可能剛剛創業，或許剛剛結婚，都是有可能的。

孔子在７０歲以後，回顧自己的一生時，說了以上這幾句話。

每句話，都是他生命的一個片段總結。每句話，其實都不簡單。

我們分開來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１５歲，古人叫“成童”，是小學畢業升大學的年齡。

對于大多數老百姓的孩子來講，這可是人生轉折點。

15歲前，孩子們接受的隻是鄉村教育，就是我們說的私塾，教書先生是當時退休的官員或者受過教育的人。所學習内容也比較簡單，掃、灑、應對、文化常識以及騎馬射箭。

而到了15歲後，孩子們就要繼承家業開始工作了。

這時的孔子認為：我一旦就這麼着走上社會開始謀生，一生恐将難以成就了吧？

因此他做了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決定：立志做學問，終身學習。

宋代大學者朱熹對這個“志”解釋非常妙：“心之所之謂之志”，就是心向往的地方就是立志。這應該說極為形象的反映了孔子當時的心境。

接下來一句“三十而立”。

别看隻有四個字，内涵豐富得很。就一個“立”，便有很多解釋，有說是有自立的能力，有說是知禮，有的說是明确人生目标。

個人認為，古人結婚較早，三十歲應該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關鍵時期。

事業上有沒有所成，家人有沒有依靠，社會責任有沒有承擔，這是衡量一個人社會價值的基本尺度。

而孔子因為早年立志為學，２７歲就曾跟郯子學禮，３０歲時便在魯國以知禮聞名。

齊國國君齊景公和宰相晏嬰專門向他問禮，就在他30歲這年。因此，他可以自信地說“三十而立”。

下來是“四十而不惑”

“不惑”直接翻譯過來是“沒有疑惑”。問題是對什麼沒有疑惑呢？

事業？人生？還是知識學問？

還得結合他自己的人生經曆看。據記載，孔子３４歲，到周都洛陽，向在王室圖書館當館長的老子問禮。

３５歲，他來到齊國，齊景公并不待見。隻好又回魯國，因為沒官可做，隻好死心塌地做學問。

一直到５０歲，他都在家裡讀書習禮，開壇講課，也正是這幾年，身邊雲集了一大批優秀的弟子。

随着他開足馬力、全力治學、竭力教書，他漸漸對天道、地道和人道也就越學越明白。自然不會再有什麼“惑”了。

下面“五十而知天命”就比較有意思了。

什麼叫“天命”？有一種觀點認為，天命是人們臆想出來的，現實中并不存在。

其實，孔子這裡講的天命，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且還是不可缺少的精神信仰。

從客觀上看，一個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裡，有什麼樣的父母、兄弟、姐妹，這都不是個人能決定的，可以看作為“先天之命”。

再延展一步：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這些同樣是先于我們而存在，并且不以人的主觀意志轉移，這些都是“天命”。

重要的是“天命”的另一層主觀涵義，包括：人的道德責任、社會責任，做人原則、人生目标等等。

也就是說，我認識到自己是一個人，而不是動物。我來到世界上，不光是為了吃喝拉撒睡，我還有社會使命、道德使命，我還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為之奮鬥的目标。

這才是“天命”的高級含義。

以孔子一生經曆來看。

孔子在魯國做官時，正好是５１歲，在他“知天命”後。

從51歲到56歲，孔子從一個縣長一直幹到國務院副總理。他做官不是為了得到權力與富貴，而是知道自己的天命所在。即：傳承和弘揚禮樂精神，在世間推行其“大道”。

56歲，魯國國君魯定公不想繼續用孔子了，他隻好出遊列國，希望能在其它諸侯國推行其為政之道。

可見，孔子“知天命”後，自信極真極堅，相比于“不惑”更進一步，更高一境。

再到下面一句“六十而耳順”。

什麼叫“耳順”？聽起來也比較費解。

北大李零教授的看法可謂獨樹一幟，他認為：

第一，人的耳朵比眼睛受時空限制小，因此耳朵比眼睛更重要。聖人都是絕頂聰明、天生聰明，因為他們善于傾聽民間疾苦，善于接受賢達勸谏。

第二，孔子６０歲前後正在周遊列國，一路颠簸，很不順心。但他非常虛心，什麼挖苦話都聽得進去。

就連鄭人說他“累累若喪家之狗”，他也點頭稱是。這種把毀譽置之度外，愛怎麼着怎麼着，大概就是“耳順”吧。

這個說法并不錯。很多人也持相同的意見。

但我覺得，另一個看法更妙，更合乎實際。

台灣傅佩榮教授主張，把“六十而耳順”的耳字去掉：“六十而順”。

這個“耳”字，很可能是當時刻書的工匠誤刻上去的。

理由也很充分，《論語》中的耳字總共出現四次，有兩次是語氣助詞，當耳朵來講的隻有一次。

這一次出現在《論語》的《泰伯》篇，原文是“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意思是演奏一首樂曲時，耳朵裡充滿了動聽的聲音。

如果六十而耳順是指耳朵的話，則找不到相關說明，孔子之後的許多先秦著作，比如《孟子》《荀子》《中庸》《大學》，沒有一個地方提到耳順，很是值得懷疑。

但是，如果說“六十而順”，上下文就很好理解了，因為“五十而知天命”。知道天命後應該做什麼呢？自然要尊重天命、順從天命了。

就是因為要“順從于天命”，孔子才不畏艱難困苦，流浪列國13年。

下面是最後一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也是孔子在去世前對自己做的最後評價了。

孔子活了７３歲，按照春秋時代的标準，已經算是高壽。人之将死，萬事看開，物我兩忘，沒有什麼舍不得、放不下，這叫“從心所欲”。

一個明白人生意義的人，隻有活到盡頭，才能活明白；但很多人，到死都不明白。

很多人對“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解釋是：自己一切的言行都能恰到好處，不越出規矩。

依我理解，何必這樣刻闆？

還是看看孔子的經曆。他少年好學，志在天下。但命途多舛。從“志于學”到“而立”到“不惑”，主要是學習；從“知天命”到“順天命”，主要是求官。

但結果孤獨而凄涼。孔子68歲回到魯國，妻子已經去世；６９歲時，兒子死了；７１歲，最器重的弟子顔回病逝；７２歲，最喜愛的弟子子路死于亂軍。

在經受系列打擊後的他，已是垂暮之年，卻說他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就是對自己内心的解放，這就是自己為自己立法，真正行走于自由王國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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