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數已達2億人。2021年，網約車完成訂單量83.2億單，5.4億人次點外賣。此外，網絡表演(直播)行業的注冊賬号數以億計，各類内容平台上還活躍着難以計數的網絡寫手和自由撰稿人……

靈活就業已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一種重要的就業形态，從業者的權益應該得到法律保護。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完善靈活就業社會保障政策，開展新就業形态職業傷害保障試點”。

與此同時，新就業形态也存在着勞動關系認定困難、從業者權益保障困難等問題。今年兩會上，多位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從各個角度建言獻策。他們在其建議和提案中指出，應針對新業态勞動者的工作特點，盡快完善相關立法，保障其基本勞動權利。

全國人大代表柴閃閃：

打造更公平的勞動環境，給每一位有夢想的人提供保障與尊嚴

全國人大代表柴閃閃是一名上海的郵件接發員，這幾年，柴閃閃始終為更加規範的用工制度鼓與呼，希望城市打造更公平的勞動環境，提供更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給每一位有夢想的人提供保障與尊嚴。

柴閃閃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外包公司會通過異地繳納社保來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或通過低價“折現”的方式引導從業者放棄社保。事實上，不少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靈活就業人員對社保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認為到手的錢多一點就行”。

“在同一個地方做了2年，我好像還是一個臨時工。”在調研時，柴閃閃聽一名快遞小哥說，他所屬的勞務派遣公司未在上海給他繳納社保，導緻他無法辦理暫住證，隻能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學。

普通的勞務派遣人員也很難享受到工作地的保障性住房、就醫、教育等福利，更不用說那些“沒有勞動合同、沒有社會保險，沒有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

“隻有問題真的出現時，他們才發現維權有多難。”柴閃閃發現，在這個領域，“一包了之”“層層分包”或者“層層轉包”的現象并不鮮見，這不僅導緻一些靈活就業者的收入被層層“扒皮”，當他們遇到問題時，也“不知道該找誰負責”。

柴閃閃更關注另一個問題——靈活就業者的前路在何方。

進城，選擇一個平台或者一家外包公司，成為一名快遞員、外賣員、網約車司機……是當下不少農村青年的職業選擇，對于處于就業迷茫期的他們來說，這些靈活用工的行業門檻不高，收入尚可，進出自由。

柴閃閃看到，在這個群體中，不少人都長期處于超負荷勞動狀态，常常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節假日還要加班，卻拿不到加班補償。對此，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呼籲，應對外賣送餐員的勞動強度進行核定。參照一些重體力勞動者擁有的經濟補貼和調休假期，外賣送餐員也“應該有這個行業的一般标準”。

更重要的是，一些企業沒有針對他們制訂培養計劃，他們疲于奔命，也沒有時間進行自我提升。

“他們被層層外包以後，沒有任何一家單位或者責任主體會培養他們。”柴閃閃表示，特别是一些20多歲的年輕人，會錯過學習的黃金時期。

今年全國兩會，柴閃閃提出對靈活用工模式進一步規範和完善、提升從業者就業質量的建議，辦法就包括健全勞務外包法規、暢通維權渠道、強化監管責任等。全國人大代表 柴閃閃表示，最大的期待就是這些進城的務工者通過自己的勞動，都能夠得到自己相匹配的報酬，以及他們應有的社會保障，更好地讓他們融入這個城市，讓他們的就業平台更加寬廣，讓他們追求自己夢想的通道更加暢通。

全國政協委員皮劍龍：

需要從法律上确認他們的身份

一直關注這個群體的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看到，近兩年，靈活就業者的權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關于靈活用工還有一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就是這些新業态勞動者的身份沒有得到确認”。

在皮劍龍調研的樣本中，僅43%的從業者與平台或第三方勞務派遣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29%的從業者簽訂了勞務協議，21%的從業者沒有簽訂任何形式的合同或協議。

皮劍龍指出，當前，平台企業以及各類采用靈活用工的“巨頭”具有一定壟斷性。靈活就業人員面臨着“三難”，即很難與平台企業或者外包公司進行平等協商，很難與它們平等對抗，很難去争取合法權利。一些平台企業為了規避法律責任、降低成本，往往不與從業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或以勞務合同、承攬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

這種方式讓這些勞動者常常處于缺失社保的境地。

保障靈活就業人員的權益，首先要能依法認定他們的身份。皮劍龍建議，盡快修改我國勞動法，補齊勞動立法短闆，對“新業态勞動者權益保障”進行專章規定，将新業态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作為特定職業類型，納入勞動法的保護範圍。

他還表示，勞動法要賦予新業态勞動者在平等就業、最低工資、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基本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基本勞動權利。

全國人大代表李豐：

應擴大商業保險的覆蓋面

全國人大代表李豐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行業監管部門及勞動監察部門要把維護責任區内勞動者權益作為重要考核指标之一，特别是要加強社保屬地化繳納的落實,引導發包單位自覺維護外包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經營外包業務類的公司,提高其行業市場準入的資質審查要求,要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出發點。

對于依靠腦力勞動和特殊技能獲得較高收入、更願意以自由職業身份存在的人群和行業，可以參照民事合作關系予以認定；而對于主要依靠體力勞動獲取報酬、職業風險較高、平等協商能力較弱的，政府應加強正面引導，杜絕企業借民事合作之名，行規避勞動關系法律适用之實。

換言之，規範靈活用工模式，關鍵是完善權益保障機制。事實上，一些地方已開始探索，在靈活用工集中的行業引入工會制度，保障勞動者權益。比如，上海正在探索，開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兩次覆蓋”，針對快遞物流員、網約送餐員、家政服務員、酒店服務員等六大新型就業群體，以推行聯合工會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廣大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

特别是，應擴大商業保險的覆蓋面。對于容易發生安全事故、帶來社會負面因素的行業，如外賣送餐、快遞物流、酒店、民宿等行業，可以由企業出面與保險公司協商，為靈活用工人員統一購買人身意外險、第三者責任險，以較低的保費，實現較好的勞動保障。

全國人大代表楊松：

制定客觀公正、統一适用于所有勞動者的多元化勞動關系認定标準

“勞動就業形式日益多元化，但相應的政策法規并沒有及時叠代更新，出現了勞動合同、社會保險等法律政策供給明顯不足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遼甯大學副校長楊松認為，當前亟需從國家立法層面加強勞動法律制度的頂層設計，以平衡實現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促進企業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的目标。

楊松代表指出，盡管勞動合同法中對“勞務派遣”與“非全日制”兩種非标準勞動關系進行了規制，但限制條件很多。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季節性臨時用工、退休返聘、兼職等用工形式，均未納入勞動合同法調整範圍之内。同時，包括外賣騎手在内的靈活就業人員，有相當比例出現（企業職工社保或城鄉居民社保）不保、漏保、斷保現象。

楊松代表建議，制定客觀公正、統一适用于所有勞動者的多元化勞動關系認定标準，考慮将季節性用工、兼職、實習等非标準勞動關系，在勞動法或者勞動基準法框架下分别作出有針對性的規定。

“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無論參照城鎮職工的企業職工社保，還是城鄉居民社保，都可以通過修法強制繳費參加，但是需要政府承擔起制度設計和督促繳費的更多責任。”楊松表示。

她進一步提出，當前人社部已在推進職業傷害保障制度試點，浙江、廣東等省也在探索推進單獨購買工傷保險制度，這都是适應勞動關系多元化趨勢，将工傷保險獨立、将勞動關系與社會保險解除綁定的政策實踐：“建議延續這一政策思路，為靈活就業人員量身打造一套企業負擔公平合理、從業人員可以靈活自由選擇待遇保障層次的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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