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陽貨》中記孔子論到人們生活與後天習慣的關系時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興起于岐山的周族，到了周文王（姬昌）的時候，力量強大，被纣王封為西伯。據記載姬昌娶有莘氏之女太姒為妻，生了十個兒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铎、霍叔武、成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太姒仁而明道，對十個兒子加強教誨，未見邪辟之事。文王對他們也不斷教育，嚴格要求。不幸大兒子伯邑考被殷纣王殺死，二兒子姬發繼承他的遺志，在姜尚、周公等人的幫助下，戰勝纣王滅商。但周朝建國後，他們卻走上不同的路。
三子兒周公旦謹遵父母教誨，兢兢業業努力工作。武王死後，他忠心耿耿地輔佐侄兒姬誦（成王）。先是“攝政”，侄兒長大後歸政。他四弟管叔自小好吃懶做，熱衷于争權奪利。周朝建國之初，為了控制殷民，把纣王的兒子武庚封到東方。為防止他們謀反，又把管叔、蔡叔、霍叔三人封到他們附近，稱作“三監”。實際上讓他三人控制住武庚，穩定東方。周朝初建，周公攝政時，武庚等人挑撥離間，造謠說周公要奪取王位，希望管叔等人一起造反。還說事成後，擁立他當周王。這樣一來，激發了管叔的野心，他便和蔡叔、霍叔一起支持武庚，在東方謀了反。周王派周公兩次東征，才把他們徹底戰敗。野心勃勃，不走正道的管叔，依法被處死。
周公旦與管叔鮮兄弟倆，生下來性情一樣，早年受教育的條件一樣。但自己的努力不同。有的學好，有的學壞。尤其有的受壞人挑唆，變得更壞，他們兄弟倆所走不同的路，多麼典型，正是“性相近，習相遠”啊！
孟子主張人性善，是為了發揮人的善性。荀子主張人性惡，是為了克服人的惡性。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的更對。人生下來性相近，無所謂善惡，隻是後天影響，才出現善、惡的現象。後天的影響就是“習”。這包括社會環境、家庭教育、各種有意培養和無意熏陶。更包括自己的努力，即學善還是學惡。各種條件構成了一個“習”，由于“習”不同，便“失之毫厘，差之千裡”。完全相近的兩個孩子，日後走向兩個極端。因此儒家強調人的修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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