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繼位诏書?燭光慘淡，淚眼相對養心殿東暖閣中因同治帝之死造成的哀聲和騷動已漸漸平息下來，人們把目光緊張地轉向了西暖閣按照西太後和幾個親貴的意思，一張禦前會議參與者的名單迅速拟定在寒冷的暗夜中，一些尚在睡夢中的親貴和重臣被火速召集到養心殿西暖閣:，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光緒繼位诏書?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光緒繼位诏書

燭光慘淡，淚眼相對。養心殿東暖閣中因同治帝之死造成的哀聲和騷動已漸漸平息下來，人們把目光緊張地轉向了西暖閣。按照西太後和幾個親貴的意思，一張禦前會議參與者的名單迅速拟定。在寒冷的暗夜中，一些尚在睡夢中的親貴和重臣被火速召集到養心殿西暖閣:

“慈安端裕康慶皇太後、慈禧端佑康頤皇太後禦養心殿西暖閣，召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䜣、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祥、貝勒載治、載 瀓、公奕谟、禦前大臣伯彥讷莫祜、奕劻、景壽、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總管内務府大臣英桂、崇綸、魁齡、榮祿、明善、貴寶、文錫、弘德殿行走徐桐翁同龢、王慶棋、南書房行走黃钰、潘祖蔭、孫诒經、徐郙、張家骧入”。

毫無疑問，會議内容将是确定皇帝繼承人選。

10餘年操持王朝大政，總衡内外的風風雨雨，已使西太後這個年近40歲的女人具有了在朝内應付各種變故的能力。丈夫鹹豐帝死後，她不甘權柄落入他人之手，不失時機地抛頭露面，替兒子載淳穩固了皇位。并利用皇太後的地位，奮力排斥一切政敵，使所有的皇親國戚俯首聽命。載淳之死，她當然有喪子的切膚之痛，然而更使她不能忍受的是，苦心經營和操縱的皇位即将因此離她而去。在同治帝病入膏肓、陷于不治的日日夜夜，使她焦慮不安的除了權力的歸屬還能有什麼呢？正如她後來回憶自己經曆時所說：

“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入宮後，宮人以我美，鹹妬我，但皆為我所制。文宗(鹹豐帝)專寵我，迨後皇子生,我之地位更鞏固矣，惟以後又交否運。鹹豐末年，文宗卧病，外兵入城，燒圓明園，我避難熱河。時予年尚輕，文宗病危，皇子又小，東宮之侄，乃一壞人，謀奪大位，勢甚危急。予抱子至文宗床前，問大事如何辦理，文宗不答。予複告以兒子在此，文宗始張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語畢，即賓天矣。予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時雖極悲痛，以為猶有穆宗(同治帝可倚。孰意穆宗十九歲，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變，希望皆絕……”

然而，在同治帝“賓天”的最後一刻，她決心奮力挽回希望。她需要的不是悲痛和眼淚，而是立即鎮定和果斷的動作，她要再一次顯示自己作為皇太後的威嚴和絕對的支配地位，拿出自己的“成算”。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皇帝的死訊之前，她第一步先要解決的是按自己的意願确定“立嗣大計”。

其實，在同治帝彌留的數天之内，盡管無人敢明言繼統問題，但在宗室親貴之中，也并非對“嗣皇帝”人選一事毫無計議。同治帝無子，皇位不能一脈相傳已是最大遺憾，加之清朝皇統一直是父死子繼。按慣例和中國古來的皇位繼承制度，繼承同治皇帝的人選應該從比他低一輩“溥”字輩近支宗室中挑選，算是為同治帝立嗣承桃。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但卻順理成章。可當時“溥”字輩隻有兩人-溥倫和溥侃(時生8個月)，為道光皇帝長子奕緯之孫。可溥倫的父親貝勒載治卻不是奕緯的親生子,而是由旁支過繼來的繼承子，血統疏遠,不能算為近支宗室。因此“溥”字輩能否繼立，似乎很成問題。不過，據李慈銘《越缦堂日記》載，在同治帝死前數日間，确實有這種議論。在這盤算中，似乎又有是否可以從“奕”字輩中選立的說法，當然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為人人知道，西太後的丈夫即為“奕”字輩，如“奕”字輩再有出任君位者，鹹豐、同治父子将位置何處？那麼值得考慮的恐怕還是“載”字輩。當時在近支“載”字輩中已有數人(奕緯過繼之子載治除外)，即恭親王奕䜣之子載澂、載滢(時剛過繼給嘉慶帝之孫公奕谟為嗣)；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時不足4歲)等。其他皆為遠支。然而，那個大權在握的西太後到底會選擇誰呢？

帝位繼統之争是最大的權力之争。在中國曆代王朝中，都曾上演無數次的骨肉相殘，流血火并的悲劇和社會動亂。就清朝而言乾隆帝繼位前的每一次繼立都伴随着一場争鬥。尤其是康熙末年，諸皇子争立，各樹黨羽。雍正帝取得皇位後，一面對諸兄弟黨羽大開殺戒；一面總結教訓。遂立下一項制度：皇位繼承人由在位皇帝于諸子中選任，密書其名，藏于盒中，置放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皇帝死後，由諸臣取下，按所書之名擁立新君。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四帝均由此法繼立，故無争奪之事。現因同治帝無子，其身後所留下的帝位隻是個未知數，争奪的危險難保必無。

各懷心腹事的親貴權臣迅速集于養心殿，并各将疑惑的目光投向西暖閣--這裡将決定那個至高無上的權力的歸屬。

有資料說:

“同治帝剛剛死去，兩官皇太後即命内務府大臣榮祿傳旨,叫近支王公、禦前、軍機、内務府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等人入見。當時首先碰到奕䜣，傳旨後，奕訴說：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試問他為什麼要回避呢？現在我回想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同治帝病重，由師傅李鴻藻代為批答章奏，君臣每日必見。有一天，同治帝當面交出朱谕一道，大概說時事艱難，賴國有長君,可傳位于朕叔恭親王，并命到了時候再宣布。西太後派去伺候(也可以說是偵探--原注)皇帝的心腹内監，竊聽此語，立刻奔告太後;遂将李鴻藻叫進宮内，問出朱谕，截留撕毀，事雖不成，奕䜣或已聞知；一說是同治帝并無皇子，在近支内或溥字輩。或仍在載字輩内找一人繼任。則奕䜣的子孫可能性也很大，所以他要回避”。

從當時形勢判斷，奕䜣父子确是帝位的有力競争者。這不僅因為奕訴父子與皇統血緣最近，且父子兩代于所在輩份中均為長者。所謂“國賴長君古有明訓”；更因為恭親王曆練政務，一直為皇室宗族中最有權勢的人物，且有一大批擁護者。他本人似乎對此也心知肚明。然而這段資料卻很難令人相信。以同治10餘年的政争觀察，恭親王之權力數次遭到西太後和同治帝的摧抑,甚至在同治帝親政和重病的情況下，尚“語簡而厲”地警告他“當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習(指谏阻修圓明園一事)”。怎麼有可能在病重之時又讓李鴻藻寫類于傳位遺诏性質的诏書，傳位給恭親王奕䜣呢？且就在他斥責恭親王這一天，明明還說“拟求太後代閱奏報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餘即照常好生辦事”。自是日起李鴻藻“代為批答章奏”之權已由西太後取代，再無“草诏”之機會；同治帝還望自己病好理政，怎會想到身後之事？另外，據《翁文恭公日記》載，同治帝死時，恭親王就在現場，他一直就在養心殿，何談“回避”？更不要說，以他對西太後的了解，也根本不會擺出一副皇位非己莫屬的姿态。

另一種說法是:

“帝自十月不豫，尋漸瘳。一夕宿慧妃宮，翌晨疾大漸。诏軍機大臣李鴻藻入見，口授遺诏，令鴻藻書之。謂國賴長君，當令貝勒載澍入承大統，凡千餘言。鴻藻奉诏，馳赴儲秀宮中，請急對，出袖中诏以進。西太後大怒，碎其诏，叱鴻藻出宮”。

按“清同治帝脈案”記載，當同治帝病危，不僅不能召幸後妃已很少能與諸臣對話，更何況“千餘言”。且此處又說同治帝對載澍心有所屬，不僅其說不一，即就載澍之身份而言亦決無可能，故可知，這種同治帝立有遺诏被毀的說法純屬子虛烏有。

遍查清代官書，對于這次“西暖閣會議”情形不甚了了。親與其事的翁同龢在其日記中記載道:

“戌正，太後召諸臣入，谕雲此後垂簾如何？樞臣中有言宗社為重，請擇聖而立，然後懇請垂簾”。

即當同治帝辭世兩個小時的晚八時整，會議剛開始，西太後并未提立嗣之事，而是先問以後怎麼垂簾聽政，這是一個大出群臣意料的示意，但立即有人提出先解決立嗣問題。據《清鑒輯覽》載，當時内務府大臣文錫提出:“請擇溥字輩之賢者而立”。又據《清朝野史大觀》言:

時“獨文祥微言曰：分當為皇上立太子，溥字輩，近支已有數人，請擇其賢者立之”。

羅惇曧《德宗承統私記》:

“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言溥倫疏屬不可。後(西太後)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孝欽(西太後)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倘為穆宗立後,則己為太皇太後，雖尊而疏，故欲以内親立德宗(光緒帝載湉)也。諸王皆愕，不知所對”。

盡管諸王大臣各有想法，恐怕都不曾想到既然立“載”字輩,為何不立年長一點兒的載澂(時年17歲)。西太後的解釋是:

“文宗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指與東太後--引者注)同一心，汝等敬聽。則即宣曰某(宣布立載湉--引者注)”。

事情很清楚，對此安排西太後早已成竹在胸。無論會議如何争論，最終結果必須如此，不容置辯。道理是如此簡單，即使“溥”字輩人選不是血統疏遠，一旦選立，就必是為載淳立嗣。這樣,同治帝皇後阿魯特氏就成為皇太後，而西太後隻能為太皇太後,從而實行“垂簾聽政”的将不再是西太後而是阿魯特氏了。而立“載”字輩年長者的載澂，則又勢将很快歸政，不僅仍不能使西太後久持權柄，且會使奕䜣因其子為帝而大權在握。兩個熟知當時情形的英國人這樣評論道:

“帝崩，遂倡議立道光長子之長孫溥倫嗣位，此說甚為有力。蓋立溥倫，則可為同治帝之嗣立也。惟有一事，頗有妨礙者,則以溥倫之父，乃由别支承繼者也。當時王公立溥倫者，力言其合于繼序之正，然慈禧已決定攬權之計，雖違犯衆意，破壞家法而不顧。……故慈禧決定立醇王之子，以承大統也。醇王之子，年既幼稚，則己可以重執大權，且其母為己之妹，則他日帝雖年長，亦可使之恭順以從己之意也。……恭王之子(指載澂--引者)，年已十七，如立之,則不久即須親政,而不便于己也。慈禧知立恭王之子，必須遵循祖宗家法,不能久不歸政，若違之，必緻群情不服。而平日與己為敵者，尤可借以傾害也。因此，決定不立恭王之子”。

諸王群臣對于這樣一個毫無思想準備的決定，面面相觑，瞠目結舌。突然，人群一陣騷動，跪在地上的醇親王奕譞，聽到皇帝的人選竟然意外地落到兒子載湉的頭上，大吃一驚。立時爬伏于地上連連碰頭，繼而失聲痛哭，以至昏迷倒地。因醇王失态，衆人手忙亂上前摻扶,結果竟“掖之不能起”。

這個年僅35歲、權傾朝野的“七王爺”，此刻的心情沒有人能準确的理解，但肯定是語言難以形容的。古往今來，皇位意味着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是尊榮富貴的極點。它決定一切人的生殺予奪、升降榮辱，可以為所欲為；同時也是所有野心家、陰謀家注視和争奪的焦點。也許是因為“喜從天降”，使他過于激動，自己的兒子場刻間就已成為萬乘之尊的大清朝皇帝。眼前的一切似乎就是一場夢幻，但卻是事實，他怎能不被這無比的幸運而激動得暈眩呢？也許是奕譞已深悟到這一決定将是“禍從中來”，他深愛的兒子将從此離開父母，像同治帝一樣身不由己地被西太後作為操縱權柄的工具而玩弄于掌上。另外，自己既為皇父，從此卻需與兒子執君臣之禮，言行舉動不僅将為萬衆矚目、衆矢之的，也将被西太後密切注視。自己将何以自處？或許是二者兼而有之。無論如何，他仿佛在風平浪靜的湖中，突然遇到一個湍急的漩渦，一時手足無措。

既然“諸王不敢抗後旨”，加上醇親王昏厥所引起的混亂。當太監将醇親王扶掖上轎，返回醇親王府後，西暖閣會議就算結束。接着便是魚貫而出的王公親貴和元老大臣按西太後的指揮，一面準備大行皇帝的“遺诏”和新皇帝即位诏書；一面準備儀仗前往親王府迎接新皇帝載湉入宮即位。

節選自：《光緒傳》，孫孝恩 丁琪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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