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是春秋時期國别史，起自周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76年至晉智伯滅亡，公元前453年，大約500多年的曆史。全書記載了八國諸侯的史實，以卿大夫言論為主，以晉國史實為最多，故有“晉史”之稱。《國語》記載的周魯齊晉鄭楚越等各國的史實，史料詳細生動。

《國語》對春秋時期曆史的記載以晉國史實較詳，比如骊姬之難、公子重耳出奔，晉文公謀取霸業都很具體。齊國一卷記載了管仲相齊、桓公稱霸。《越語》上下兩卷，記述勾踐滅吳過程，可以作為左傳之補充。《周語》上中下三卷，從周穆王起，可以了解西周後期的王室衰微，和平王東遷後的内亂。國語中及記載的遠古傳說也比較多。

《國語》與《左傳》互相映襯，是春秋時期史實的重要參考資料。司馬遷撰《史記》就采納了許多《國語》中記載的史實。《國語》這種以國分類，以語為主，以國為記事單元，重點記載言論對話的特征對後代史書影響很大。陳壽的《三國志》中雖是紀傳體但分國記述，也是受了《國語》的影響，《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大抵如此。

《國語》的作者說法不一，但近代學者大多采納司馬遷和班固的說法，司馬遷曾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史記太史公自序》），在《報任安書中》也有“左丘無目，終不可用，退論書冊，以抒其憤”的話，在《漢書藝文志》班固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後世學者多遵循漢人之說法，概以其距《國語》成書時間為最近之故，認為國語的作者當為左丘明無疑。唐代劉知幾也認為左丘明根據《左傳》以外的材料，另外編撰《國語》以補《左傳》之不足。後世有許多對左丘明作《國語》不太認同的一些說法，認為《國語》是彙編之書，非出于一時一人之手，從《國語》的形式、内容方面能找出明顯的不是一家作者的證明，比如起訖時間、記載方式等各國都自成系統。誠然，《國語》的各部分的起訖時間和記載方式各不相同，多有重複贅述，即使同一篇之中同樣的内容也未必是出于一人之手。

如果按照《國語》和《左傳》同出于左丘明之手，先著《左傳》，剩餘的春秋時期的史料又編撰《國語》，那麼這兩書之間一定會有相輔相承的關系。

《國語》《左傳》，兩者都屬于春秋列國史實，在内容上有許多重複之處，可以互相參照和補充。《國語》中的吳越之争記載詳細，而《左傳》當中關于吳越的記載就稍顯簡略。《國語》和《左傳》截止的時間是一緻的，都是韓趙魏三家滅掉智伯的公元前453年。兩者的成書時間大約都在戰國初年。

從寫作方式上，各有千秋。《左傳》屬于縱向紀事為主，按時間先後順序來闡述曆史發展過程；《國語》側重于橫向展示曆史的橫斷面，側重于記言，以語為主，在記事記言上各有分工。從體例上看《左傳》屬于編年體史書，而國語屬于國别史。據西漢末年劉向的說法，《春秋外傳》分為兩部分，一部分錄為《左傳》，一部分錄為《國語》。

《國語》中，《邵公谏厲王弭謗》、“長勺之戰”，“姜氏與子犯謀醉重耳”（《晉語》）以及《越語》中“越王勾踐滅吳”，都是比較有特色的篇目。

《國語》是以記言為特色的曆史散文，有些篇目語言凝練幽默風趣，深為後世推崇。“心如欲壑，後土難填”。——《國語•晉語》

“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國語•周語》“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國語•周語》。”

《國語》當中存在的最大的需要批駁的問題就是他的天命觀，以及迷信鬼神的唯心主義思想。在唐代的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非國語》兩篇中對此做了駁斥批評，否定了“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的天命論。

《國語》主要的權威版本有三國時代學者韋昭注釋的《國語》，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過以韋昭注為基礎的上海師院古籍組注釋本。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