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安奎

2022年12月31日是周末月末年末，正在想如何與陰霾告别，中午1點16分卻接到了令人心碎的消息——我們敬重的葉上雄先生與世長辭。在過去一年，先生健康狀态下降明顯，但得到消息時還是感到突然：1月前，先生還在電話中關心教育學專業委員會的發展；正在想疫情穩定後盡快看望先生。平時沒有寫過紀念性文字，總感覺文字難以充分表達所思、所感、所想。但，先生的辭世讓人思緒良多，情緒難平，忍不住回想起與先生20年交往的點點滴滴，追憶在先生身上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和文化感召。

初識先生

2002年5月，是我碩士生畢業的時刻。當年，我是四川師範大學比較教育學專業首屆畢業生，畢業論文答辯細節已經模糊，但印象特别清晰的是，學校為我們組織了不亞于博士論文答辯的規格，答辯委員會成員包括先生、查有梁、顧美玲、劉世民等老師，先生任主席。此前，我知道查老師是全國知名且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不熟悉先生，但看到先生任主席，大家都表現出敬重時，我立刻感受到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2個碩士生的論文答辯持續了整整半天。先生對答辯高度重視，極為認真，事先仔細閱讀了文本并做了詳盡批注；答辯中對論文的問題針對性、謀篇布局、概念界定、邏輯推演和數據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性意見。于我而言，這次答辯既是難得的受教育過程，也使我有幸與先生相識，向先生拜學請業。

答辯結束後，我到了畢業求職的關鍵期。當時，有3個選擇：或留四川師範大學，或到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或到四川教育學院。前面兩個單位需要等待，當想到可以與先生成為同事時，我感到特别激動，沒有任何猶豫，毅然選擇了四川教育學院。在過去20年裡，先生成了對我影響最大的人生導師、學術導師，在求學和工作的重要時刻，先生都為我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前進動力。先生垂範曆曆在目，先生教誨猶萦在心。

為人與為學

先生為人光明磊落。先生出生于成都、成長于成都、大學就讀于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為什麼有20年民族地區的工作經曆？1958年大學畢業之際，正處于反右擴大化開始，先生所在班上劃分了3個右派學生指标，先生是團支部書記，覺得有個同學被劃為右派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就仗義執言，堅決反對，結果自己被認定為“右傾溫情主義”，被“動員”到涼山州支教。從昭覺涼山民族師範學校到涼山專科學校，再到雷波中學，從22歲到42歲。在此期間，先生遭遇了一系列難以預料的困境。但是，不管身處什麼樣的環境，包括在接受批判的時候，先生不苟且于個人私利，實事求是，堅持真理。

先生躬耕教學實踐，潛心治學。先生本科畢業後，沒有接受過研究生教育，也沒有進修訪學的機會，20年工作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中專學校和中學，其中不少時間還在接受批判，回成都後主要任職于專科學校和成人本科學校。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先生卻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上世紀80年代中期，西南師範大學、深圳大學和雲南師範大學三所高校都希望先生能夠加盟。先生認為，教育學院以教學為主，并不是說不要科研，教學與研究相互依托，要提高教學水平，就要在學術研究上回應教育的發展變革，不斷思考新的問題。

八十年代以來，先生立足于教育改革和學科發展前沿，在《教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科版）》等雜志發表90多篇論文，得到學界的積極評價。在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傾注了大量精力進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豐富的教育經驗和深刻的教育思想，但當時隻有《陶行知全集》，陶行知教育思想都是分散在他的每一次講演、文章、甚至他作的詩歌、歌曲，由于後世缺乏系統梳理，尚不成體系，亟待研究。先生為此傾費心血，對陶行知先生的思想進行梳理與研究，所成《生活教育十講》，為後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先生主張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的結合，認為編訂教材是融合教學與研究的關鍵，既要在學理上充分研究，又要直接适應教學實踐。從教材綱要審定到具體内容及字句表達，先生事無巨細、全心全意。畢生所成《中學教育學》《教育學專題》《教育學（教育幹部學習用書）》等教材19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其中，《中學教育學》發行80多萬冊，研究成果獲全國首屆優秀教育科研成果獎、四川省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不管環境如何變化，先生從未放棄學術研究的執着，基于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投入到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中。

授業與傳道

先生認為，隻有對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理解透徹，才能從整體上思考，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透過紛繁的教育現象，把握教育的方向。先生在教學中花大量時間讓學生掌握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先生堅持理論聯系實際，以現實的教育問題去闡述教育的基本理論，以教育的基本理論去解釋現實的教育改革。先生注重啟發式教學，盡量與學生交流互動。讨論問題時，先請大家說一說；比較重大的問題，先出題目，請學生讨論。在讨論前，要求每個人準備發言提綱，先生在前一天晚上把提綱收起來認真批閱，這個工作量非常大，先生從來一絲不苟。先生對教育的熱愛，對學生的關懷，對教學的嚴謹深深地影響着我，我在先生身上強烈感受到師者的博愛與嚴謹。

入職四川教育學院後，先生的引導讓我邁步踏上教育學術研究的道路。先生教導：學術研究需要堅定的立場，明确的觀點，不要跟風，不怕别人“貼标簽”，要在嚴格的邏輯推論中表達學術觀點。2000年以後，伴随新課程改革的推進，學界出現了種種似是而非、貌似“革命”的理論主張，先生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批判性反思，例如，完成論文《教師主導能“ 消解 ”嗎 —— 關于教師的角色地位、作用及師生關系的讨論 》（載《教育理論與實踐》2005年第6期）。先生認為，年輕人要增強學術自信，先生引導我關注石中英的《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與中國教育學研究》（載《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指導我完成《我國教育學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與石中英先生反本質主義教育學主張商榷》（《徐州師範大學學報》發表，人大複印資料《教育學》全文轉載）。先生引導我思考教育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啟發我完成《略論高等教育中的問題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先生在教育學術中的價值理性和堅定主張對于我的影響是醍醐灌頂、受用終生的。

先生始終關心年輕人的成長，總是鼓勵年輕教師永不停止進取的步伐。先生之所以對石中英的學術論文保持關注，一個直接原因是，黃濟先生曾經推薦石中英專門拜訪先生請教陶行知教育思想。

我剛剛參加工作時，先生不斷提醒：既要腳踏實地，也要登高望遠，熱心推薦我拜訪華東師範大學的瞿葆奎先生。在與年輕人的學術交往中，先生總是站在時代需要的高度，基于嚴密的學術推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整體分析和重點把握相結合，不斷提醒我要：立意高遠、思維嚴謹、論證有力、表達精準。先生與人的合作研究屬于真正意義上學術合作，沒有一絲一毫對他人科研成果的“侵占”。實事求是地說，論文《我國教育學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與石中英先生反本質主義教育學主張商榷》《略論高等教育中的問題研究》是先生指導我研究的成果，但是，先生因為沒有直接參與寫作，就堅決反對署名，第二作者也不行。

立行與立德

先生于1986年調入四川教育學院，1989年開始擔任教育系主任。此前，學校隻有專科教育，在先生的傾力組織下，學院籌劃建設本科，制定本科教學課程方案和教學大綱，開啟了教育學本科教學的曆史。後來，2012年四川教育學院轉型成都師範學院，現已完成小學教育、心理學專業認證，回望曆史，先生實有奠基之功。八九十年代是全國教師隊伍快速轉型提升時期，四川教育學院的主要工作是師訓、幹訓。1990年，國家教委正式部署開展全國百萬中小學校長的崗位培訓。在先生的推動下，四川教育學院在全國率先開始崗位培訓班，受到教育部表彰，向全國各省市推廣。

先生在學會建設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心血，受聘為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學分會學術顧問，任四川省教育學會教育學專業委員會第三屆副理事長、第四屆理事長（1988年到2020年），系統思考了專業委員會的性質、特征、任務作用，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道路，将會風凝練為 “方向正确、求真務實、平等互敬、活潑有序、激勵創新”。

先生不是共産黨員，卻比多數共産黨員更自覺地學習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始終将個人奮鬥融入到黨和國家教育事業的改革與發展中，通過加入民主黨派和政協作為資政建言、社會服務的重要支點。先生任中國民主促進會四川省委第三屆副主委，民進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四川省政協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委員，第七屆、第八屆常委，四川省政協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在政協的十五年裡，先生在專門的大會發言11次，小會發言無數，為解決當時中小學教師工資拖欠等基礎教育改革問題，建言獻策，積極奔走。先生在回憶中提及：“在政協很充實，心情比較舒暢”。

我認識先生的時候，他已經66歲，沒有任何科研考核或晉升的壓力，也沒有合同意義上的科研任務。但是，先生從未停止對于教育學術的堅持。學術研究成了先生生命的組成部分，學術研究成了先生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支撐。在過去一年，先生得知自己的病情後，與我談得最多的還是學術研究，每次交流都圍繞教育研究：最後一次面談，先生仍然在讨論教育學術中的未盡事宜；最後一次電話，先生仍然在關心學校教育學學科發展；最後一次微信群留言，先生仍然在關心和指導教育學專業委員會建設。

先生長期在教育戰線工作，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為黨的教育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先生一生對黨和人民忠心耿耿，胸懷坦蕩，光明磊落，任勞任怨、樂于奉獻。不管身處什麼環境，先生對于黨和國家教育事業的思考從未停止。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感謝李繼、顔雪藝、肖蓓為本文寫作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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