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戀花 · 衰柳

【清】王夫之

為問西風因底怨？百轉千回，苦要情絲斷。葉葉飄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遠。

陣陣寒鴉飛影亂。總趁斜陽，誰肯還留戀？夢裡鵝黃拖錦線，春光難借寒蟬喚。

不知不覺，一刻千金的春光已過了将近一月。“日夜分，草木動，柳三眠而盤地，花五出以照人。”如果有人問我，誰是春天最美麗的花朵？我會答是桃花，“多謝東風，生就玲珑，放出桃花滿鏡紅”。如果有人問我，誰是春天最美麗的植物？我會答是柳樹，“銅駝陌上新正後，第一風流除是柳”。這是衆望所歸的答案嗎？我不知道。但我确實知道，那一抹俯首欲語的柳色，從三千年前的《詩經》一直綠到了而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然而不同季節、不同時代的人，見到的卻是不一樣的柳，引動的是不一樣的思緻。愛煞一阕《浣溪沙》，為北宋的晏幾道所作：

二月和風到碧城，萬條千縷綠相迎，舞煙眠雨過清明。

妝鏡巧眉偷葉樣，歌樓妍曲借枝名，晚秋霜霰莫無情。

——晏幾道《浣溪沙·二月和風到碧城》

河清海晏時，烏衣宰相家。繡口成章，彩筆生花。女兒的鏡匣中有她，歌闆的曲名中有她。清新如她，秀美似她。且讓二月的春風滋養她一世的芳華吧，莫教凜凜的秋霜打在她的身上。

願望永遠極盡其美，事實卻往往南轅北轍。東海揚塵、時遷歲異，在明末清初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筆下，同題吟柳，卻作變徵之聲：

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凄涼，剩粉餘紅。金溝禦水日西東，昨歲陳宮，今歲隋宮。

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長條短葉翠濛濛，才過西風，又過東風。

——夏完淳《一剪梅·詠柳》

王夫之的《蝶戀花·衰柳》，作于夏完淳之後。夏完淳之時，柳樹之旁尚有“剩粉餘紅”，給他一股揭竿報國、起死回生的勇力。而時至王夫之，那真是除了獨守孤貞外一無所有了。誰為表予心，還看蕭蕭柳。

“為問西風因底怨？百轉千回，苦要情絲斷。”強橫的西風，你對那一樹翠柳有着怎樣的刻骨怨恨，百般摧殘，千般蹂躏，定要将一縷縷飽含情意的柔絲從樹上生生折斷？此處的“怨西風”既是在感歎天道不公，同時又隐喻清朝統治者對明朝遺民志士的無情迫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既是春秋之争，亦是人世之争。清初的民族矛盾極其尖銳，征服與抵抗是一部齊頭并進、不共戴天的血淚史。僅在順治二年（1645），同時又是弘光元年（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就發生過慘絕人寰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而這兩大慘案皆發生在所謂“民風柔弱”的江南，發人深省。

“揚州十日”為清軍占領揚州城後所為。因揚州軍民在南明督師史可法的帶領下奮戰不屈，清軍大挫銳氣，豫親王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之内殺人八十萬，史稱“揚州十日”。難民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中曾有過不亞于驚悚片的真實刻畫：“數十人如驅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撻，或即殺之；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

而“嘉定三屠”則因嘉定百姓反抗“剃發令”而起。清軍分别在順治二年（1645）的七月四日、七月二十六日及八月二十六日三屠嘉定城，“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藉”（朱子素《嘉定屠城記略》）。“葉葉飄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遠。”柳樹上的一枝一葉雖苦自掙紮，終因勢單力薄，不敵西風之威，被吹得七零八落各奔東西。他們想要找回曲曲堤岸，那既是綠柳生長之處，也是他們栖息的家園。可堤岸已遠如天涯，遙不可及了。這裡的柳樹代表的是故國，而柳葉則代表着萬萬千千不忘故國的遺民。亡國破家的苦難盡在“飄零”一詞中體現出來，“早似天涯遠”則有一種隔世相看、無語淚流的辛酸。

也不全然如此。柳樹上不僅有葉，還有烏鴉。“陣陣寒鴉飛影亂。總趁斜陽，誰肯還留戀？”比起情深不渝的樹葉，烏鴉可謂知時識務。當日垂柳蔭濃，烏鴉曾深受庇護，今對槁木枯樹，則毫無留意了。趁着斜陽的微光，它們亂紛紛地拍打着翅膀飛離了柳樹，去尋找更為舒适宜居的枝頭。

葉散鴉飛，柳樹越發孑影可憐。“夢裡鵝黃拖錦線，春光難借寒蟬喚。”隻有沉浸在溫馨的夢想裡，她又煥發了青春與活力。“鵝黃拖錦線”，那該是怎樣絢麗的顔色，怎樣袅娜的姿态？一個此情綿綿的“拖”字，真恨不得能将夢境無限延長。可是春光終究漸行漸遠了，寒蟬的鳴叫将衰柳從夢中驚醒。這低弱的蟬聲哪能喚回比天涯還遠的春光呢？詞至此處如冰弦凝結，無窮傷逝盡在其中。

此詞最明顯的一個特點便在于比興手法的運用。“葉葉”與“寒鴉”，“西風”與“春光”對比鮮明，蘊意深刻。葉是戀舊的明朝臣民，鴉是投清的叛臣。一個“飄零”一個“亂”，兩種心态參差互見。“西風”為洶洶而來的清政權，“春光”為猝然而去的故國。一個“百轉千回”，一個“難借寒蟬”，兩種力量強弱可知。

“春光難借寒蟬喚。”在明末繼起的南明三帝中，福王朱由崧于順治三年（1646）在蕪湖被俘，次年被殺于北京，弘光政權滅亡；唐王朱聿鍵于順治三年（1646）被俘後絕食于福州，隆武政權告終；桂王朱由榔于順治十八年（1661）被害于昆明，永曆政權完結。

“故國江山徒夢寐，中華人物又銷沉。”明知無望，船山卻仍訴說不倦：“石爛海還枯，孤心一點忠。”（《菩薩蠻·述懷》）“獨抱冰魂，海枯石爛，千年不壞。”（《水龍吟·蓮子》）愛國愛到這個份上，那份赤誠與熱烈、專執與堅守，正如陳子龍在《唐多令》一詞中所抒寫的一樣：“回首西陵松柏路，腸斷也，結同心。”在任何時代讀來都會令人唏噓感慨、動魄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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