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遇雨進廟?張耒和他的詠襄詩作者：窦永革 信息來源：襄城在線 ，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秀才遇雨進廟?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秀才遇雨進廟

張耒和他的詠襄詩

作者：窦永革 信息來源：襄城在線

張耒（1054——1114），字文潛，号柯山，人稱宛丘先生、張右史。因其儀觀甚偉，魁梧逾常，所以人複稱其“肥仙”。他是“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之一，是四人中辭世最晚而受唐音影響最深的文學家。

張耒原籍亳州谯縣（今安徽亳州），後遷居楚州（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祖父任職于福建。父親中進士後，遊宦四方，官至三司檢法官，因親老，乞請離京做吳江知縣。外祖父李宗易先以著作佐郎為谯縣知縣，曆官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光化軍事，仕至太常少卿，以詩文名世，長于寫詩，深受當時的大詩人晏殊的賞識。正是在這樣的家庭裡，張耒從小就受着正統的封建詩禮的熏陶，加之受業于“山陽學官”，少年時即表現出對文辭的靈感，“十有三歲而好為文”，十七歲作《函關賦》，傳誦人口。此後，他遊學于陳州，得到了當時在陳為學宮的蘇轍的厚愛。熙甯四年（1071），蘇轼出任杭州通判前，來陳州與其弟話别，張耒得以谒見蘇轼，頗受青睐，自此便成為蘇氏兄弟的門下客，并在蘇轼引薦下，應舉姑蘇。熙甯六年（1073），即張耒二十歲時，由神宗親策為進士，王安石負責提舉，授臨淮（今安徽泗縣）主簿，開始步入仕途。熙甯八年，蘇轼在密州修“超然台”，張耒應約寫了《超然台賦》。蘇轼稱他“超逸絕塵”，有秀傑之氣，“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歎之聲”，這是他們詩文交往的開始。與此前後，張耒與秦觀、晁補之也有詩文唱和，結為知交。

熙甯六年（1073）至元豐八年（1085），張耒先後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縣尉、縣丞一類的地方官，并因秩滿改官不斷，往來京洛間，為政特别辛勞。張耒為官清廉，本想憑着微薄的俸祿養其親小，淡泊平生，然而厄運頻頻而至，他的父母、前妻相繼去世，家境每況愈下，經濟拮據，生活困窘。元豐八年，神宗崩，年幼的哲宗登位，支持舊黨的高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反變法派司馬光，蘇轼、蘇轍相繼奉調晉京。元祐元年（1086），大臣範純仁薦舉張耒參加太學學士院考試。這次被薦參加考試的還有黃庭堅、晁補之等人，由翰林學士蘇轼命題，考試結果三人同被拔擢。張耒被任為秘書省正字，其後曆任著作佐郎、秘書丞、史館檢讨，直到起居舍人。元祐二年（1087）春，蘇轼主持禮部貢舉，張耒被聘為讀卷官，入試院檢點審閱舉子試卷。元祐三年（1088），秦觀被召到京師，任太學博士、校正秘書，亦入蘇轼門下。在暇日與張耒或舉酒歡宴，或同遊京都名勝，詩文酬唱，作畫題跋，互相砥砺，共受蘇轼薰沐。這是他們難以忘懷的歡樂年代，也是北宋文壇上的盛事。他們“一文一詩出，人争傳誦之，紙價為貴”。館閣八年，張耒有緣披覽國家藏書，過着“圖書堆枕旁，編簡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學術也日有進益。

宋哲宗親政後，新黨得勢，竭力報複元祐舊臣，随着蘇轼等人的被貶，蘇門弟子也受到株連。紹聖元年（1094），張耒在以直龍圖閣知潤州（今江蘇鎮江）任上，徙宣州（今安徽宣城）。紹聖四年（1097）貶黃州（今湖北黃岡）酒稅監督，再貶複州（今湖北天門）監竟陵郡酒稅。元符二年（1099）起為黃州通判。宋徽宗即位，四十七歲的張耒一度内召為太常少卿，後又被啟用為兖州、颍州（今安徽阜陽）知州，但為時都很短促。當時蘇轼自海南遷内地，張耒賦詩相慶。不久，噩耗傳來，蘇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張耒在颍州舉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師。未想竟觸怒了上方，于崇甯元年（1102）被貶為房山（今湖北房縣）别駕，安置于黃州，這是他在短短六七年内第三次被貶到那裡。他在黃州先後共住了七八年，作為逐臣，他不得住官舍和佛寺，隻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在柯山腳下，張耒與蘇轼弟子潘大臨結為緊鄰，兩人彼此安慰，相濡以沫，共守大節。正是此地的哀和樂使他難以忘懷，故自号為“柯山”。

崇甯四年（1105），秦觀的兒子自藤州（今廣西藤縣）奉父柩歸葬揚州，路過黃州時，張耒臨江祭奠痛哭失聲。淚水未幹，黃庭堅又相繼去世。崇甯五年，宋徽宗诏除一切黨禁，張耒才得任便居住。這年冬天，他自黃州經颍州，回到故鄉淮安，大約住了一年多時間。大觀年間，移居陳州，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由于晚年長期賦閑，他衣食不繼，過着貧病交加的生活。盡管政治環境惡劣，生活困窮，但詩人并沒有向腐朽的蔡京集團屈服，以聞道蘇轼自負，終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擊也不後悔，且引為人生最大的志趣。詩人就這樣堅持着，繼蘇轍和晁補之謝世之後，也在寂寞和痛苦中死去。據乾隆《山陽縣志》載，葬于故土淮安“治北七裡”。

張耒在蘇轼、蘇轍、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等相繼辭世後，仍作為文壇中流砥柱，傳道授業，光大文風。《宋史·文藝傳》稱其：“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南宋高宗即位後，下诏追贈蘇轼為資政殿學士，贈張耒集英殿修撰，诰詞說：“四人以文采風流為一時冠，學者欣慕之及繼述之。”既概述了張耒等人的影響，又肯定了其文學成就，終于使張耒等巨名昭彰，流芳千秋。

張耒平生仕途坎坷，屢遭不幸，可他從未忘懷操寫詩文。其著作被後人多次雕版印行，名為《柯山集》《張右史文集》《宛丘集》等，今人李逸安、孫通海、傅信三人編輯的《張耒集》，收詩約二千三百首，散文、史論、議論近三百篇。其詩早年體制豐腴，音節浏亮，晚歲落其華，趨務平易，酷肖白樂天（居易）、張文昌（籍），一時獨步吟壇；其文則雄深雅健，纖秾瑰麗，無所不有，蔚然成家。

由于他早年生活窮困，颠沛流離，後又屢遭貶谪，長期任地方卑官，對社會現實體察甚深，因而對勞苦百姓的關心也頗切。也正是因為其憫農意識，才使他在政治觀點上追随蘇轼，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在實踐中則主張富國強民，改革弊政，以減輕人民負擔，這與司馬光等人純粹的因循守舊乃是有着本質區别的。與此同時，面對遼、夏對北宋的侵淩，他也積極主張開邊禦敵，建立奇功，具有濃郁的愛國主義精神。

張耒是北宋中晚期重要的文學家，其論文學創作淵源于三蘇，提倡文理并重，明确申說學文在于明理。在文章風格上，他反對奇簡，提倡平易；反對曲晦，提倡詞達；反對雕琢文辭，力主順應天理之自然，直抒胸臆。張耒的詩文正是其創作理論的具體體現，長短利弊皆本于此，文風近似蘇轍。他擅長辭賦，在立意遣辭上都有超過唐人辭賦之處。議論文立意警辟，文筆高奇。張耒的詩歌創作成就卓著，《宋史》本傳說他至晚年，詩風益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籍。詩歌取材廣泛，在很多詩篇中反映了當時下層百姓的生活。張耒詩以平易流麗明快見長，很少使用硬語僻典。他作詩喜歡學習唐人，在集中有很多模仿杜甫、李白、韋應物的篇章，開北宋詩人學習唐調風氣之先。他注重煉句，佳句可謂俯拾皆是。但是張耒的詩過分強調“滿心而發，肆意而成”，因此部分作品顯得粗率質直。張耒詞作不多，詞風柔情深婉，與秦觀詞相近。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冬，張耒赴汝州任。崇甯元年，在汝州任。《張耒集》卷三一有《崇甯壬午臨汝四月始聞莺二首》。壬午，即崇甯元年。五月，元祐黨人再次遭難。六月，張耒落直龍圖閣銜。七月，因去年祭祀蘇轼事被劾，責授房山别駕，黃州安置。崇甯二年，張耒谪居黃州，于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之夜想起了去年此時夜遊襄城古寺的情景，寫下了《壬午正月望夜赴臨汝宿襄城古驿》一詩。詩中寫道：

江城收燈寒寂曆，裡巷閉門不複出。

蓬茅數屋逐臣廬，門前樵牛卧斜日。

老人擁褐爐前睡，眼冷不眠思往事。

去年襄城古驿亭，野縣風埃尋古寺。

周楚川原氣象存，岘山紫邏秀連雲。

地留寶鼎周京貴，山拱泥金神嶽尊。

齊安江上漁樵市，誰料今年身到此。

大江繞郭風濤翻，城中岡壟無平地。

青紅剪彩挂影燈，漁夫樵婦來相仍。

短箫急鼓集兒女，叢祠夜半鸬鹚驚。

浮生夢境何足計，呼童且閉柴門睡。

百年江上誰得知，竿木随身聊一戲。

這首詩見于《張耒集》卷一六。原題為：“壬午正月望夜赴臨汝，宿襄城古驿，縣有古寺，家人輩夜往焚香。襄城，古邑也，可以眺二室，地爽垲，退之所謂‘颍水嵩山豁眼明’者。癸未元夕，谪居齊安，攜家遊定惠妙圓，承天下大雲東禅蓋出雨夜，有感示秬稭。”“望夜”，指農曆十五日之夜。“爽垲”意為高爽幹燥。“退之”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字。韓愈寫有《過襄城》一詩，詩中有“郾城辭罷過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詩句。“癸未”即崇甯二年，“元夕”指的是元宵節，其時間為農曆正月十五日。“齊安”，古黃州之别稱。“定惠妙圓”即定慧院，在今湖北黃崗縣東南，蘇轼之前被貶黃州時作有《遊定惠院記》一文。“秬稭”指張耒的兩個兒子。據陸遊《老學庵筆記》雲：“文潛三子秬、稭、和，皆中進士第。秬、稭在陳死于兵。和為陝西教官，歸葬二兄複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後，可哀也。”

這首詩的前三句寫自己被貶黃州，杜門幽居，寂寞度日，不禁想起了去年夜宿襄城的情景。“江城”，臨江之城，這裡指黃州。四至六句寫自己及家人在襄城夜遊古寺，描繪了襄城的萬千氣象及獨特的地理、人文優勢，表現了對襄城的喜愛之情。“周楚”，指襄城。襄城古時屬楚國，楚靈王在此築新城，因周襄王避難曾居此地，故名襄城。“岘山”位于現汝州市，遠望山相連、峰相疊，“岘山疊翠”為古代汝州八景之一。七至九句寫世事難料，不想一年後自己又遭貶谪來到黃州，與漁夫、樵婦們一同觀燈，同度元宵節。最後三句是總結性的詩句，寫自己和兒女們同遊定慧院，發出了人生如夢、不得不閉門躲禍的感慨。同時詩人認為人生就像江上漂浮的竿木一樣，前面的路又有誰知道呢？隻不過是一場戲而已。

紹聖後，張耒畏禍及身的心态逐步顯現，這從其所作于此期的詩歌中随處可見。這次谪居黃州寫下的這首詩，充分表現了詩人憂慮、落寞和無奈的複雜心情，這也正是他憂畏心态的體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詩人對襄城縣自然和人文景觀的描繪，以及他表現出來的對襄城的厚愛，都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對于我們襄城人而言，這又何嘗不是一種美好的記憶呢？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