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華社

首發：1月5日《新華每日電訊》成風化人

記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元旭、白佳麗、張建新

“你見過現在還穿明朝服飾的‘屯堡人’嗎？”

“你知道漢族人成年後，年齡越大耳朵和臉越長嗎？”

“你聽說過西南邊陲生活着一個隻有600多人的‘莽人’族群嗎？”

“你知道曆史名著裡‘身長八尺’‘垂手過膝’‘面如重棗’的真假嗎？”

……

這些“生僻”問題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教授40年跋山涉水的鄉野調查中。

學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斷出是什麼民族。”

“公安局都打電話來，希望他協助辨認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哪裡！”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還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跑到喜馬拉雅山深處，做夏爾巴人調查。”

“就為了順利采集數據，酒量不大的他，在少數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為教授的他，因為在城市擺攤測量，幾次被當作‘江湖騙子’帶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這個，很難發表影響因子高的論文，同行紛紛離開，但他卻坐得住冷闆凳，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曾經隻有8000元研究經費，他一分掰成兩半花，硬是撐了好幾年，跑遍了内蒙古各盟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摳”——

“為了省錢，他住過5元一晚的小旅館，還搭過馬車、拖拉機。”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個背包早已破舊不堪，就是不舍得換。”

他就是鄭連斌，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我國頂尖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專家。

有人這樣評價他的工作——“從來沒有中國人的體質數據能夠被這樣全面地記錄下來。在鄭連斌和他團隊的堅守下，中國最大的民族體質人類學數據庫得以建成，一幅詳盡的‘民族體質地圖’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

他這樣說他堅守的意義——“很多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對自己民族的體質研究。我們堅持研究，就是為了給中國工業、教育、衛生等行業提供數據基礎，使生産設計、标準制定等更加科學。比如，摸清體質數據‘家底’後，才能知道該生産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兇手。”

2018年，鄭連斌（左）教授在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縣進行水族體質測量。 受訪者提供

跋涉30餘萬公裡，走過22個省份，“鄉野學者”一步步揭開民族“密碼”

為了這部中華民族的“體質地圖”，他從最北端到最南端，從最東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過30餘萬公裡、走遍22個省份，用大半生記錄下中國39個民族的6萬份、400多萬個身體體質數據，并将這一串串神奇的數字排列組合，“翻譯”出中華民族基因與生活寫下的“密碼”。

如今，72歲的他，腳步仍在繼續……

在不久前舉行的2020年上海人類學學會學術年會上，鄭連斌榮獲2020年“人類學終身成就獎”。

殊榮被擺在工作室的一角。絕大多數時間，這裡卻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高原，在西南邊陲，在蒼茫草原，在荒涼戈壁……

年少的學生每次在校園中，偶遇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教授時，總希望聽他講講那些奇妙的故事。

鄭連斌從事的是中華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從1981年寫作本科畢業論文算起，已有近40年之久。從内蒙古師範大學到天津師範大學，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類體質學都研究啥？是跟體檢一樣嗎？”

總會遇到這樣的疑問，鄭連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釋：“簡單說，就是要用國際學術界統一承認的馬丁尺、彎角規、直角規等工具，對人體80多項詳細指标進行觀察、測量、統計，比如上紅唇高、環手指長、鼻翼寬度、月經初潮年齡、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裡面的學問可大着呢！跟着鄭教授，奇怪的知識總在增加。”學生們說。

“未識别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長征”中的“高光”。

中國人身份證上的民族，是否隻有56種答案？鄭連斌說，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約有64萬中國人的身份證上，未明确标注民族。他們往往住在偏遠地區，幾乎與世隔絕，像西南邊境地區的‘莽人’，僅有600餘人，過去他們居住的4個村子中，有3個連路都不通。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他們應該留下自己的體質‘腳印’。”他解釋說。

對于這些“未識别民族”的研究，鄭連斌費盡心力。

藏在喜馬拉雅山脈深處的夏爾巴人，就是其中之一。

“2006年，我們第一次入藏，就想測量夏爾巴人的體質數據，但去往他們聚居區的路并未修好，調研隻得作罷。”鄭連斌說，固守着獨具特色民族文化的夏爾巴人，因給攀登珠峰的登山隊當向導、做背夫，而聞名于世。如今，中國西藏境内的夏爾巴人約4600人。

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2016年，他與研究團隊終于有機會再次入藏，在完成門巴族、珞巴族的體質測量後，于盛夏時節到達雪山深處。

體質測量是為了科學研究，并非政府行為，走南闖北這些年，鄭連斌總結出了一套經驗。為了“打通”關系，他們往往提前購買毛巾、洗衣粉之類的小禮品作為“見面禮”。這一次，他們給夏爾巴人準備了洗衣皂。

夏爾巴人的村寨在山上，團隊成員之一、天津師範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包金萍回憶說：“我們天蒙蒙亮就出發，可街上找不到吃早飯的地方，隻好餓着肚子，帶着測量工具和禮品登山。山路簡直是垂直而上，攀登相對海拔400米的1900多級台階，就用去了一兩個小時。我們個個汗流浃背，氣喘籲籲，但是鄭教授卻跑在了我們11個人的最前面，第一個爬上了山頂。”那天，68歲的鄭教授站在台階上不斷地給團隊鼓勁，包金萍記憶猶新。

村寨難尋，但登頂那一刻，團隊看到了身着鮮豔民族服裝，圍過來的夏爾巴人。“仿佛在過節，我們被他們的憨厚純樸感動。類似這樣的瞬間，是我堅守這份事業的原因。”鄭連斌說。

那一次，98例夏爾巴人男性、84例夏爾巴人女性的體質數據，被一筆一畫記在了表格上。也是那一次，中國夏爾巴人的身體數據有了第一份記載。

跋山涉水，有時腳步還能“穿越”曆史。

在一次貴州大山深處的測量中，他們遇到了漢族的一個分支——屯堡人。

“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裝寬袍六百年。綁腿繡鞋皆大腳，石屋傩戲古風延。”鄭連斌這樣描述他乍見屯堡人時的一幕。

“我們在貴州安順找到了屯堡人，傳說他們是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所派大軍的後人。因軍隊駐紮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以稱為‘屯堡人’。他們來自江南，在貴州山川阻隔下，曆經600年滄桑，但建築、服飾、娛樂方式都依然沿襲着明代的習俗，簡直是古代中國漢族留下來的‘活化石’。”鄭連斌講起曆史，眉眼裡生着光。

同為漢族，但民系、分支衆多。“中國漢族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個族群最高，哪個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輕人已經邁入高身材行列？”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沒有人能回答。

2009年，鄭連斌帶領着團隊，啟動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漢族體質調查。

為了盡量保證數據的“典型”性，他們避開了北上廣這樣人口流動大的城市，走過20個省份，曆時4年，測量了4.3萬多名“典型”的漢族人，并獲得了中國曆史上第一份較為完整的漢族人體數據庫。

這場大規模的測量，也換回了不少“有趣”的結論。

——研究分類的11個漢族方言族群中，華北、江淮、東北方言族群身材最高，贛語族群身材最矮。

——相對來說，北方漢族人鼻根較高、面部扁平、顴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寬、面部立體、嘴大。

——漢族人成年後，随着年齡增長，身高越來越矮，耳朵和臉也越來越長，眼睛在變小，顴骨變凸，眼睛顔色變淺，皮膚顔色變深。

……

“通過調查獲取可觀的數據，團隊完成了規模浩大的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不僅破譯了漢族人體質‘密碼’，還為生物學、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數據支持。”鄭連斌說。

2010年，鄭連斌教授在海南進行漢族體質測量。

走訪39個民族，采集400多萬數據，“擺攤教授”一次次被城管“帶走”

宇克莉是鄭連斌多年的“戰友”，作為天津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她這些年随着鄭連斌走南闖北，飽嘗奔波之苦。

可她印象最深的，卻是跟着鄭老，刷新了“一名教授被城管‘帶走’”的次數。

“最初做漢族體質測量的時候，我們沒有經驗，常常選個城市的廣場、路邊，拉個紅色條幅，寫着‘人體測量、免費測量’，就擺開架勢工作。有好幾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懷疑我們是賣假藥的，就把我們‘帶走’了。”宇克莉笑着做無奈狀。

城管的誤會，很快便能解開；老百姓的不解，卻需要團隊費番功夫。

“在村裡給少數民族同胞進行測量時，有時得跟着向導一家家敲門，一遍遍解釋。有些地方的人們，排着長隊來接受測量，我們從早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罷，但還是會有人測量完之後抽掉表格轉身就走，就因為‘怕洩露個人隐私’。”宇克莉說，每每這種時候，鄭老總是第一個上前解釋，然而總有怎麼解釋也不行的情況。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認為團隊的測量點位影響了自己的生意，一腳踹飛了桌子。

“所以我總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鄭連斌說，譬如如何與當地政府溝通、挑選什麼樣的聯絡人、住宿的地址選在什麼位置、怎樣安排路線和時間……這都是自己多年組織測量工作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

宇克莉至今能回憶起2015年，在泸沽湖畔為摩梭人做體質測量時的情景，“當地是熱門旅遊地，摩梭人都忙着掙錢，根本沒空搭理我們。”一籌莫展之時，鄭老反而樂呵呵地帶着大家開始“觀光”，等到夜幕降臨，摩梭人開起了篝火晚會，他趕緊帶着大家和他們“賣力”地唱歌、跳舞。第二天，被“拉近了關系”的摩梭人終于三三兩兩來到測量點，測量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遠途中潛藏的兇險卻難以預料。

有一年，鄭連斌團隊前往西藏墨脫尋訪“未識别民族”珞巴人。路上遇到了塌方，但村裡卻來信說，等待測量的村民已經到位。等修好路再走，什麼時候才能到村裡？鄭連斌果斷決定棄車，翻越巨石，走路進村。

這是一條在半山腰生生鑿出來的路。一側是幾十米的懸崖和湍急的雅魯藏布江，另一側是石頭搖搖欲墜的山壁。“幾個女同學吓哭了，我在前邊探路，宇克莉負責斷後，保護着學生翻過塌方路段。背着測量儀器，徒步近兩個小時後，我們趕到了目的地，來不及休息，立即開始工作。”鄭連斌說得輕描淡寫。

另一次，鄭連斌和團隊在沒有手機信号的村子裡，整整失聯了三天，家人幾乎打遍了所有能打的電話，找遍了所有可能聯系到的人，卻一無所獲。

還有一次，在四川平武為“白馬人”做體質測量時，遇到了罕見的暴雪，大家隻帶了春秋穿的衣服，鄭連斌被凍得身體完全沒有了感覺。

……

這樣的經曆，對常年跋涉在路上的鄭連斌和研究團隊來說，就是家常便飯。

所以，加入他的團隊，首要要求是特别能吃苦。他有句口頭禅：“這些都是小事。”

學院教師張興華說：“加入時有心理準備，知道會很苦，但沒想到這麼苦。而且鄭教授對每一次測量是否準确，每一個數據是否精确，都有嚴格的要求。”

鄭連斌不僅“拼”，還“摳得出名”。

“雖然已是承擔國家級項目的教授，但他總是盡量找價格便宜的旅店，吃飯能吃飽就行；很多年我們都是坐火車、搭順風車去做調查，有時還坐拖拉機、馬車。”說起鄭連斌有多“摳門”，團隊成員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筆科研經費是8000元，用這筆錢，我花了三年時間，跑遍了内蒙古110多萬平方公裡區域内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成了國内首次全面的蒙古族體質人類學研究。現在經費雖然寬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錢都應該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鄭連斌說。

出差摳，對自己更摳。

鄭連斌身上背着的單肩包内側，皮子已經完全斑駁脫落，這個包跟了他十多年。身上的衣服，也反反複複隻有那麼幾套，連團隊成員都忍不住提醒他，鄭老買幾件新衣服吧！

“研究之外的很多東西，我都沒有放在心上。”他說。

宇克莉說，對鄭老來說，命一樣重要的東西，隻有那些填滿數據的表格。為此，她講了一個故事。

2009年之前，團隊出差隻能坐火車，去趟雲南，單程就要三天時間。“去程的時候，空白的測量表格學生背着。但隻要到了測量點，表格上填上了數據，就得歸鄭老保管。一路上他都自己背着，連坐火車，他都要把一捆一捆的表格壓在枕頭下，睡覺就這麼枕着，多高都枕着。”

聽到這話，鄭連斌臉上全是不好意思的笑。“這些數據實在來之不易，我粗略地算過，一張填寫着數據的表格成本是25元，這都是國家的錢。還不包括我們千辛萬苦地聯系溝通、路途往返。”

為了解釋一張表格的重要性，鄭連斌輕輕拉開了工作室中的抽屜，滿滿當當都是分門别類的紙質表，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幾張。“每張表，都記錄着80多項詳細指标，一個個指标觀察、測量、填寫下來，至少需要12分鐘。”

說罷，他又迅速地将表格收進了抽屜。這些表格，他視若珍寶。

2月11日，在鄭連斌教授的工作室，抽屜裡滿滿當當都是測量表格。

堅守40年，72歲再出發，“古稀專家”還在一筆筆繪制“體質地圖”

不知是否因為走過了數倍于常人的路，早在五六年前，鄭連斌就患上了腿疾，右腿不能伸直，總是隐痛不已。

“以前調研我總是走在第一個，可是現在走不動了。”

我國“未識别民族”主要隐沒在西南邊陲的群山峻嶺中。團隊成員都勸他，已經退休這麼多年了，該享享清福了，不要再親赴采樣地了。

但他卻沒有停下，繼續“沖”在鄉野調查的一線。“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們打好基礎，未來随着科技和研究方法的進步，這些數據會發揮更大的價值。”他說。

近40年裡，由鄭連斌、宇克莉等人組成的體質人類學科研團隊，已經在國内率先完成了漢族、蒙古族等39個民族的體質研究。另外，鄭連斌教授帶領的科研隊伍還對僜人、夏爾巴人、革家人等“未識别民族”，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目前累計完成了14個，他計劃在未來幾年内，将研究範圍覆蓋到我國境内全部“未識别民族”。

“過去隻有文學記載，‘身長八尺’‘垂手過膝’‘面如重棗’，這都是虛的！具體是多高啊？手有多長啊？沒有具體的數據，曆史上的人長什麼樣咱們全憑想象。可從現在起再過幾百年，那個時候的人想知道現在的中國人是什麼樣，能查閱我們留下的資料。”鄭連斌說。

科研的路并非坦途。20世紀90年代後，傳統的體質人類學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轉向了容易發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類學，但鄭連斌卻始終未動搖。

“我那個時候沒有錢，就拉着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搞，甚至去敲素不相識前輩的家門請教。後來，我們的研究得到了肯定，也堅持了下來。”

為什麼不轉行？他的回答是“國家需要”。

“很多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對自己民族的體質研究，而我國的研究那個時候才剛剛起步。我們要奮力追趕，因為民族體質特征數據對于國家社會發展太重要了。”鄭連斌說。

摸清中國人體質的“家底”，鄭連斌一直在堅守。目前，我國三支重要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團隊，有兩支由他創建。

堅持也換來了收獲。這些年，鄭連斌和他的團隊已經發表了300多篇論文。宇克莉、張興華在鄭連斌幾十年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研究，連續申請了《中國南亞語系十個民族的體成分研究》等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内蒙古師範大學團隊在2020年也拿到了《西部民族走廊的16個族群體成分研究》國家自然基金項目。

由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學者期刊論文排行榜(2006-2018年)的社會學學科排名中，鄭連斌的論文影響力位列第一。

“這是真正的科學家精神，幾十年堅守，摒棄浮躁短識功利，獲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就，填補了國家的空白。”許多業内著名專家學者感慨。

張興華說：“因為先生的工作，很多民族有了第一份完整的人體數據。他領先其他人類學工作者記錄的第一份完整的、詳細的當代中國人體質數據，将成為千百年後寶貴的曆史文獻。”

鄭連斌的書桌上，有一篇他自己寫的《體質人類學科研工作雜憶》。在這篇千餘字的七言組詩的最後，他寫道：

“天南地北灑汗水，五湖四海結情緣。愁累苦煩次第過，更兼幾度遭危險。不願人世平如水，喜将今生付流年。”

常常會有人問鄭連斌：“研究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如今，他用白了的發，彎了的腰，慢了的腳步，以及40年的歲月回答——這是一部中華民族體質的“地圖”。

他說：“中華民族還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屬于我們自己的身體數據。我既然從事了這項研究，就有責任來完成這個任務，雖然工程浩大，但我還是想堅持下去。”

所以，他不願停止。

接受記者采訪兩天後，已經72歲的鄭連斌再次出發，在北部灣的海天蒼茫間，探訪廣西的“海洋民族”京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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