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3年後,2020年1月3日,《美麗人生》以4K高清修複的面貌與中國觀衆重逢。在戛納電影節首映時,本片曾讓全體觀衆含淚起立鼓掌長達12分鐘之久。時至今日,在國内的豆瓣網上,本片仍以9.5分高居排行榜第五。
《美麗人生》在豆瓣上評分頗高
但将我們吸引進影院的,并不是本片響亮的名頭和傳奇的過往。一部作品是偉大還是平庸,就要看它能否讓我們常看常新,回味無窮。《美麗人生》,無疑屬于前者。
當年,本片為何讓我們感動落淚?一是圭多對妻子真摯的愛情,對兒子偉大的父愛。二是圭多在最殘酷的環境下,也不忘用遊戲的名義,保衛兒子純真的心靈。這種用微笑對抗苦難的精神,更讓影片的結局變得催人淚下。
《美麗人生》4K版海報
這麼多年來,上述要素幾乎成為《美麗人生》的代名詞。但是,一部偉大的文藝作品,不可能和一篇教科書上的課文一樣,擁有所謂标準答案。進入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後,除了眼淚,我們還能從《美麗人生》裡,得到些什麼?
納粹和法西斯的罪惡,似乎已經離我們遠去。看上去,我們至少應該慶幸,熱愛生命的圭多如果生活在今天,就不會遭遇那些磨難。如此一來,我們倒可以把《美麗人生》看作“憶苦思甜”,感恩當下擁有的一切。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在影院裡重溫本片,比起主線劇情,反倒更關心起影片的細節。在圭多“搶婚”朵拉的那個晚宴上,朵拉的朋友在一旁議論一道數學題:跛子、瘋子、癫痫等患者每天耗費政府數馬克,如果把這些人都消滅掉,能幫國家省下多少錢?
《美麗人生》劇照
一位女士驚叫道:怎麼會有這樣的數學題,實在太荒唐!當我們和朵拉一樣,誤以為她是對題幹中的荒謬内容表示不滿時,她話鋒一轉:7歲的同學怎麼可能解得出這樣的題目,他還需要學會很多相關的知識……
朵拉臉上驚訝的表情,證明了她和未婚夫以及這些同事并不是一路人。但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這道數學題,才是《美麗人生》的當代意義所在。
今天,我們有理由把納粹和法西斯稱之為“野蠻”和非人性的,就像圭多舅舅所說的那樣。但我們也無法否認,法西斯的社會運行制度又是“高效”的。因為,他們對“技術理性”的信奉,已經到了幾近瘋狂的地步。若不是如此,他們又怎麼會對弱勢群體被消滅感到無動于衷呢?
這麼做,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讓社會這個整體變得更強大,為此,部分人的“犧牲”就成了必然。跛子、瘸子是如此,猶太青年圭多,也是如此。
《美麗人生》劇照,主人公圭多以玩遊戲為借口,讓其子在集中營裡的日子保有童真
理解了這樣的邏輯,也就理解了本片另一個十分重要的配角——德國醫生。在圭多擔任服務生時,他對猜謎的熱情讓觀衆不禁會心一笑。而正是這份情誼,也會讓觀衆對他多了一份期待,期待他會在圭多的危難時刻,伸出援手。
可是最終,他沒有。醫生對圭多說,“我有話要對你說,很重要。”可對醫生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那個未解開的謎題。而當圭多說起妻子也被關在這裡的時候,醫生也隻是“啊”了一下,想到的,仍然是他的那個謎題。
圭多的臉色一點點陰沉下來,我們也明白過來,最後的希望,也消逝了。但今天,我才明白過來,這個情節,不隻是為了表現戲劇沖突。
《美麗人生》劇照
德國醫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們習慣于用道德評價一個人物,但在《美麗人生》裡,他隻是一個符号,一種象征。為了猜謎,德國醫生廢寝忘食,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關心。這不正是以完成任務為最高目标的“技術理性”的最鮮明特征嗎?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二戰後,很多“艾希曼”們,并不認為,自己該為納粹的罪惡負責。在他們看來,自己不過是忠實地“完成任務”。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今天真的已經消失了嗎?
不如這樣提問:那種“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進步主義哲學,在今天還有沒有市場呢?那些“狼性文化”、“被同齡人抛棄”的焦慮販賣,和“技術理性”是不是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
很顯然,德國醫生不會覺得自己不幫助圭多的做法有什麼問題。因為,在他看來,自己是忠于職守的。這不正是理性發展到極緻後的表現?每一個個體都成了一個更大的整體中的“螺絲釘”。個人的喜怒哀樂,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讓整體更完美。
《美麗人生》劇照
回過頭來看圭多,恐怕時至今日,我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這個無時無刻不自high的猶太青年。追求妻子時,他總是顯得滑稽、搞笑。無論是冒充督學闖進學校,還是把車開到支離破碎,在這個極度崇尚“技術理性”的社會裡,圭多的格格不入是顯而易見的。
本片名為《美麗人生》,那麼,美麗的人生到底該是什麼樣呢?看過本片的觀衆,一定會在感情上傾向于支持熱愛生活、熱愛他人的圭多。但是,即使是生活在今天,這樣一個“異類”,真能戰勝“技術理性”嗎?
《美麗人生》劇照
在本片的開頭,圭多和好友的車因為刹車失靈沖下山,車窗被植物擋住。圭多站起來揮手示意人群讓開,誰能想到,他的手勢卻被誤解為納粹禮。圭多冒充督學的時候,也跳上桌子,圍繞着“優越種族論”胡說八道。
這些,都是本片對隻追求效率、進步而不知人性的“技術理性”的嘲弄。《美麗人生》用喜劇的形式表現了一出悲劇,也是對“技術理性”的一種反抗。圭多失敗了,但他又沒有失敗。不僅是因為他保護了兒子,更是因為他在強大的外力面前從未屈服。
可是,我們能夠比圭多做得更好嗎?對機器的迷戀,對技術理性的笃信,會不會使我們成為又一個癡迷于解題而不關心他人的德國醫生呢?
但願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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