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宏 鄭岩
主題:複活曆史——考古的浪漫與溫度
時間:2022年3月10日晚7點
地點:“閱讀現場”抖音直播
嘉賓:許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鄭岩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主辦:抖音×中信出版集團
儀器、設備、手段,背後是理念的變化
主持人:很多網友很感興趣,考古人在考古的時候會用什麼樣的工具?比如說那個小鏟子,在考古人手裡面它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許宏:考古人就是解讀無字地書。為了解讀無字地書,我們探索出了一整套絕活,從方法到具體技術到工具的運用,怎麼合适怎麼用。有一些根本不是考古人自己發明創造的,而是借用的。
考古工作是從粗到細的,我們考古隊分成三種人,最基層是我們發掘的時候請來的民工,就是農村的大爺大媽,他們最常用的是鐵鍁,做的是最基本的清理出土的活兒,屬于體力勞動者。一旦進入了文化層,或者發現了遺迹現象,從那時候開始就得精耕細作了。在這種情況下刮鍁就開始派上了用場,就比你剛才說的小鏟子還要大一點。
一開始我們用一種工兵鍁,感覺不好用,後來我手下的高級技師發明了一種工具——很遺憾,這玩意沒法有專利權,因為它太容易做了——說起來簡單,他用買來的菜刀,菜刀的刀刃都是上好的鋼,把刀把去掉,在它的中間部位安上跟菜刀垂直的一個鐵棍,一把上好的、非常順手的刮鍁就做出來了。以前帶學生實習,有學生問遺迹現象或文化層分不清楚怎麼辦?老師就一個字——“刮”,三個字——“繼續刮”。
直到比較清楚了才開始用那個小手鏟,平頭的、尖頭的,一點一點盡可能小心地清理。但是如果遇到漆器,還有像二裡頭出的綠松石龍形器之類的器物,那個時候手鏟也顯得太粗笨了,就開始用非常精細的工具剔剝,比如餐刀,甚至用筷子削尖了進行一點一點剔清。如果還得更細,就用牙簽來剔非常精微的地方,跟繡花一樣的。考古就是這麼做下來的,所以有人說考古就是磨洋工哈。
鄭岩:這個跟要提取什麼信息有關系。現在要提取的這些信息和我們讀書那時候要求也不一樣。過去灰坑裡、墓葬裡的填土是扔掉的,現在要取樣。
許宏:這我就有發言權了。是這樣的,我經常願意說一句話叫——“科技使考古插上翅膀”。我作為年輕教師帶實習的時候,正好是剛從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領隊培訓班結業回來。之前就像鄭岩老師說的,發掘時老師或領隊交代說“除了土什麼都要”,包括石頭都得要,你得讓老師、領隊看看是不是制作石器的石片、石核。但是土不要,土全扔了,因為沒有用。當時的國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就這麼規定。
但是20多年以前我的同事趙志軍老師從美國博士畢業回來,帶回來了浮選儀這樣的設備。一旦有了浮選這個理念和方法,就用水來沖洗土樣,裡面的糧食顆粒和狗尾巴草啥的,就都發現了。植物考古學家,他們自稱為“植物人”,在實驗室裡邊用顯微鏡來觀察我們提供的這些碳化樣本。我們這才知道二裡頭時期人們的生活中已經五谷齊備,小米、黃米、稻子、小麥、大豆全有了,在這之前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也是一種信息提取。
你剛才問怎麼鏟,現在講得已經更高大上了,這東西跟手鏟一樣。儀器、設備、手段,背後是理念的變化。
鄭岩:觀念的改變,格局的改變。
許宏:最大限度地攫取曆史信息。
博物館的藏品要分級,但考古學是“衆生平等”
鄭岩:考古學最早集中于藝術品的發現,就是要找寶貝。到謝裡曼發掘特洛伊的時候,已經擴大到其他人工制品。現在不光是人工制品,還要研究環境。因為今天我們環境出了問題,我們想知道環境如何變化成今天這個樣子,3000年前、5000年前的環境是什麼樣子。問題的發展,帶動了方法的發展。
許宏:我記得在西方考古學中,發掘龐貝古城時已經注重所謂的Context(背景關系)了。除了清理壁畫、器具等好東西之外,開始注意它是在哪兒出的,這個房子、池子是什麼功能、什麼性質的,它們分别都是哪一期的。這種關注就是科學化的過程。
主持人:研究得細緻了。是不是高科技帶來的變化非常明顯?
許宏:我覺得科技是第二步,它隻是手段。因為本來科技手段可能都已經有了,但是你為什麼不用它?你不用它是因為你的問題沒有提出來,你要關心這個問題了,你才能想辦法去研究這個問題。因為除了寶物之外,要搞清楚龐貝古城那些人當時是怎麼生活的,不光是富人,還有窮人。一般的日用陶器他們怎麼使用?誰跟誰的關系如何?開始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整個理念思維複雜化,逼着你在方法、技術甚至設備的層面都得跟上。
鄭岩:即便是人造物,和以前的概念也不一樣。博物館的藏品要分級,我覺得這跟考古學的理念不完全一樣,考古學是“衆生平等”,一件破碎的陶器也很重要,一塊動物的骨骼也很重要。
許宏:我作為考古隊長,絕對不能說出土的什麼東西重要,什麼東西不重要,沒有不重要的。
主持人:剛剛老師說到出土的文物上面還沾着土,我們在博物館裡看到的都是溜光水滑的、幹幹淨淨的文物。很好奇在博物館裡面看到的這些國寶,在策展、選品的時候是怎麼分重要性的?在您二位看來,它們是怎樣排序的?
鄭岩:博物館的曆史就很複雜了。我們從歐洲說起,近代博物館的起源與16世紀初馬丁·路德宗教改革有關。改革帶來一個極端的傾向,是對天主教教堂的沖擊。在那些新教徒看來,教堂裡的聖物、聖像都不能引導人進入天國,于是就出現了非常激進的聖像破壞運動。那些被打碎的聖像、聖物,它的宗教價值被否定了,就開始有人收藏它們,并從審美的角度去欣賞和研究。這些收藏後來發展出藝術史的研究,也變成公共教育的一種手段,博物館就出現了。
在中國也有這樣一個過程。成為收藏品的文物和藝術品,被賦予一些新的價值,比如文人從中體會到的“古意”,一種審美化的曆史感。但這些藏品是偶然獲得的,不系統的,它和原來曆史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壞和遺忘了。
我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在博物館裡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杯子裡盛着茶。但是,考古學研究那個杯子時,要想到茶。唐人的瓷器為什麼南青北白?這既與技術有關,也和當時茶湯的顔色有關。我們現在如果把茶倒掉,那件瓷器的美感也不完整了。今天的藝術史也是這樣想問題的。
許宏:你剛才說過器物都洗得溜光水滑了,我們現在剛出土的器物,如果是非常重要的,絕對不允許馬上就洗。因為現在很有可能從一個陶器的内壁裡邊提取到酒或者鹽的成分。你如果全洗完了,這個信息就沒有了。
主持人:其實剛出土的時候還是要做一番研究的。那我們在博物館裡看到的文物介紹,我覺得按照鄭老師剛才說的,也不完全是它的自我介紹了。
鄭岩:博物館是一種叙事,就像我們寫的一本書一樣。它是對曆史的理解和表達,而不是曆史本身。
考古研究中不能沒有想象
主持人:不知道兩位老師有沒有看過,最近網上很流行的三星堆雪糕,還有三星堆的球鞋鑰匙扣。兩位老師是怎麼看待現在有的文物成了網紅?尤其像三星堆已經變成IP化了這種網紅。
許宏:我覺得這些文創跟文物本體是沒有關系的,它隻不過是借用了文物的一些特征、元素向外推廣。我覺得這挺好的,這沒有什麼。沒有破壞遺址,沒有破壞文物本體就行。你看連我們的博物館标簽,甚至我們編的考古報告都是一種闡釋,而根本不是定論。在這種情況下,小朋友們做這些文創産品,我覺得是好事。
鄭岩:我也覺得好玩。我覺得它反映了公衆對這個東西的興趣,也可以看作古代文物激發出今人的想象力。三星堆雪糕我沒有吃過,我吃過雲岡雪糕。我去年去雲岡,同行的朋友請客,每人一個雲岡雪糕。還特意多買了一個,送給了雲岡研究院的杭侃院長,也是我和許老師的老朋友。杭侃居然沒吃過。
許宏:像鄭岩老師說的,這涉及到想象,我覺得這很重要。你看連我這個嚴謹到偏于保守的考古學家,都在談考古研究中不能不說想象,更不用說這個。比如說三星堆的大銅人,他究竟抱着什麼東西?有多種答案,是象牙還是玉琮,或者别的什麼?這些沒有标準答案。在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我堅決不同意“我是正确的,你是錯誤的;我是科學的,你是非科學的”這樣的認知。大家都在闡釋,甚至都在想象。
鄭岩:我聯想到很多年以前我的朋友盛昊策劃的一個展覽,他當時在波士頓美術館亞洲部工作。1912年,吳昌碩為他們題寫了一塊匾,用的是《莊子》中“與古為徒”四個字。盛昊邀請了10位中國藝術家,讓他們每個人在他們館的亞洲藏品中挑選一件文物,然後再創作一件新的作品,作品不是複制文物,而是跟那件文物産生一種對話的關系。藝術家的作品完全是獨立的,但與曆史形成了一種關聯,或者是形式上的聯系,或者是問題的聯系,非常有趣,可以帶給我們很多思考。
許宏:這不就是古人跟今人對話的感覺嘛。
鄭岩:盛昊請的都是有名氣的藝術家。而像這種文創産品可以更具有公共性,可以傳達每個人對文物的理解。
主持人:真的現在年輕人特别喜歡,而且還有把三星堆的文物做成盲盒,還有隐藏款。
鄭岩:當然有些不是完全成功的。他們給我看過一個雪糕,是照着四川漢墓出的擊鼓說唱俑做的。
許宏:那非常著名。
鄭岩:陶俑擡起一隻腳,好像在說:來,你嘗嘗。也許小朋友喜歡這種新的幽默,我有點跟不上。
《盜墓筆記》《鬼吹燈》是文學,跟考古無關
主持人:現在其實也還有特别多,像曆史的紀錄片、考古的紀錄片、節目,特别想請兩位老師給大家推薦一下,你們覺得比較值得大家看的,紀錄片、影視作品、節目都可以。
許宏:專業人士反而是不大看那些。那些片子的受衆并不是我們這些人。
主持人:真的嗎?兩位老師都不看考古節目的嗎?
許宏:估計一會兒會有小朋友問《盜墓筆記》和《鬼吹燈》與考古的關系,但本人絕對沒看過,根本不知道為何物。
鄭岩:我看過幾頁《盜墓筆記》,是我女兒給我推薦的。我覺得這些著作從根本上來講的确也反映了曆史、文物的魅力,但跟考古學不是一回事,這是文學。電影也是這樣,是另一種學問。電影當然也可以拍得非常嚴謹,就像《泰坦尼克号》那樣做很多的考據,但我覺得那些考據是一種噱頭,那不是電影語言所必需的。有些導演可能知道某件道具是不準确的,但是那樣做好看。他的目的不一樣,我覺得不能拿學術去嚴格要求他。當然,如果完全背離了曆史真實,這種作品的魅力也會大打折扣。如何把握分寸,這是導演的事情,我們隻能從我們的角度提些建議。紀錄片的要求可能比較高,不能有硬傷,因為紀錄片的性質決定了它必須傳達給觀衆準确的東西。
許宏:你剛才說的紀錄片,這些作品也有一個不斷進步、不斷深化的過程。比如很多人,尤其是像我們稍微上了點年紀的人,都是從看央視的《探索與發現》開始對考古産生興趣的。但現在我們來評價就覺得太淺了。真正的好東西是,除了剛才鄭岩老師說的史實上沒有硬傷之外,我覺得應該貫穿濃重的曆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思想。所以比如說BBC、NHK拍的一些非常好的紀錄片,那個厚重感就是一種追問,一直帶着問題意識,而不是說為了滿足大家好奇心,到最後是吊你胃口,甚至感覺非常驚悚。拍得非常美,還能讓你回味,我覺得這種是最好的。當然現在國内也有在拍這樣的片子,開始拍考古人,還有人想拍考古隊長,比如說像《發掘記》這樣的,今後這種更紀實的片子拍好了是很有意思的。
鄭岩:這跟公衆整個水準的提高有關系。我去博物館做公益講座很慎重,要做很好的準備。因為你并不知道聽衆是誰,你覺得他不懂,他可能是一位對古代藝術和考古感興趣的物理學家。他對問題思考之精深、邏輯之嚴密,比我們還要好,我們不能隻是深入淺出地給他說點什麼就完了。今天的公衆對專業人士提出的要求是相當高的,真正做好的普及非常難。
許宏:我這些年作為公衆考古的踐行者,做講座、上課什麼,我很有同感。非常欣喜地看到我們的全民文化素養在提高,真的是高手在民間。公衆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問題的深度在不斷增強。正因為這樣,我一直在寫的面向公衆的小書,就堅持沒有必要媚俗,因為讀者一直在進步,你沒有必要降維,因為你的讀者不是滿足好看就行。他們一在思考,這就有一定的門檻了。這樣的書、這樣的紀錄片一旦多了,全民整體的文化素養就逐漸提升了。
隻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
主持人: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特别喜歡考古,有去從事考古的,還有剛剛鄭老師說的考古愛好者。也想請兩位老師給從事考古的年輕人,或者是我們直播間喜歡考古的朋友們一點小建議,也可以談一談二位老師對于我們中國考古百年的一些期待。
許宏:這幾年特别願意說兩句話:一個是,“隻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以前像本人這樣科班出身,本科、碩士、博士都學考古的人特别自負,但現在特别自慚形穢,因為隻懂考古已經搞不好考古了。像我就曾開玩笑道:“你既懂音樂又懂考古,那你就是音樂考古學家;你既懂農業又懂考古,你就是農業考古學家。”年輕人無論想學考古的,還是正在學的,都要打牢基礎,幾乎所有學問都對建構我們這一本源性的學科産生作用。
第二句我特别願意說的是:“隻懂中國已經看不清中國了,必須有全球文明史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年輕人更有眼界層次的優勢和外語的優勢,希望盡可能地兼收并蓄,把先進的理念方法中國化、本土化,一起建構我們面向未來的中國考古學科。
鄭岩:至于說對未來中國考古學的期待,我隻能從自己的角度談一下。在上一個百年,考古學對于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的文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下一個百年,随着中國人物質上的富足,也需要更多的精神消費。在這樣一個可能的背景下,我希望中國考古學能夠更為開放,更為多元化。不隻是承擔民族、國家的大道義,也要能夠呼應一個普通人個體的精神需求。換句話說,考古學家對社會責任要有更為多元的理解。
我當時寫這本小書的時候,想表達的就是一種個人的視角。我想和那些文物慢慢地說話,也聽它們向我傾訴。它們既是國家寶藏,也是我的朋友。這就要求考古學要能容納不同的思維方式,在解釋方法上更為多樣化。還有一點,我對于當下的學術制度有所不滿,我希望将來的考古學家,還是要坐“冷闆凳”,要安下心來,不能急功近利。最近幾年,幾乎每個人都是火燒火燎的,學者不該是這個樣子。
許宏:本來是國泰民安的時代,但我們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鄭岩:公衆關注考古學,有很多熱點,這是好事。但是作為從業者來說,還必須頭腦冷靜。
許宏:所以大家讀我們的書就能看出來,看考古人在怎麼思考這樣的問題,就是打通古今。
主持人:網友想請許宏老師詳細分享一下在二裡頭的經驗,比如說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細節。
許宏:以前有朋友問我說:“許老師,畢生最令你難忘的考古發現是什麼?是不是那條綠松石龍?”他已經先給你一個答案了,因為那是“超級國寶”啊。我說不是,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發現它頂多是我們工作做得細。我自诩為中國考古學界著名的做“不動産”的專家,最在意的是中國最早的宮城——最早的“紫禁城”是自己“想”出來并确認的,是我在《最早的中國》那本書裡有一節的題目就叫“‘想’出來的宮城”,就是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在已有的學術積累的情況下來分析蛛絲馬迹,最後,機遇屬于有準備的人。
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感興趣的話,我們那些書大家都可以讀。20年考古隊長的生涯,這樣的發現還是很多的。二裡頭是一塊我建功立業的福地,一個學者能夠在此施展他的抱負,最後能為喚回我們共同的文化記憶做出一點微小的貢獻,足矣。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