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姓不婚”是我國古代社會的一條婚姻禁忌。它規定，凡同姓者不問遠近親疏，有無血緣關系，一律不得互相婚配。

這一禁律創自周代，《魏書·高祖紀》記載：“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絕同姓之娶。”自周以降，曆代相承，不僅為禮教所倡導，而且從唐朝開始還被規定進了法律條文。唐代法律規定，同姓相婚的處徒刑二年（《唐律·戶婚》），宋代法律規定與唐相同。（請關注微信“鄒氏文化”微信公衆号)

元代規定：“同姓不得為婚，截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為始，以前者準已婚為定，以後者依法斷罪，聽離之（《元典章》）。”《明律例》與《清律例》也均規定同姓為婚的各杖60并勒令離婚。

那麼，周代為何要禁止同姓結婚，其原因何在呢？考察諸家所言，有多種說法。

這一觀點認為禁止同姓為婚是在于避免親近繁殖帶來的不利因素。周人已十分清楚同姓相婚會造成後代的畸型和不育，不利人口蕃衍和繼嗣，所以便作了同姓不婚的規定。

《左傳·僖公二十年》記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又《左傳·昭公元年》載：“僑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蔔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國語·晉語》也說：“同姓不婚，惡不殖也。”

這一觀點認為，禁止同姓為婚是出于宗法原則考慮，其目的在于維護以男權為中心的宗族利益。

在周代盛行自上而下、完整有序的宗法制度，當時社會的基本組織是宗族，同一祖先的後輩們根據與其祖先血緣關系的親疏，形成嚴格的尊卑貴賤的等級，并由此享有相應的社會政治地位。因此，由血緣關系而産生的尊卑等級成為整個社會統治秩序的基礎。

為了維護這種秩序，周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表現在婚姻制度上，即作出了同姓不婚的規定，以避免同姓結婚給這種等級秩序帶來的混亂。

因為同姓為婚，自然不能親兄弟姐妹結婚，而隻能是嫡、長、親者與庶、幼、疏者之間通婚，但是，通過這一方式結成婚姻之後，“夫與婦齊”，就可能把同姓内部原來的嫡庶、長幼、親疏、尊卑秩序打亂。

相反，實行異姓通婚，則可以把兩姓間的嫡庶、長幼、親疏相對應，而又不損及本姓内的嫡庶、長幼、親疏秩序。并且異姓通婚結成兩姓間的姻緣關系後，兩姓間還可以借此友好相處，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所以《禮記·郊特牲》說：“夫婚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附遠“即指異姓間的依托”，厚别“即指同姓内的區别”。

這一觀點實際上是由宗法制度的原則衍釋并附之以倫常觀念而産生的。它認為同姓不婚的目的在于定名分、别男女、防淫佚。《禮記·大傳》認為同姓不婚是最根本的禮法，它可以起到維系人倫的作用。

《白虎通·姓名》說：“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别婚姻也。故禮别異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

又《白虎通·嫁娶》：“不娶同姓者何，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通典》在談同姓不婚的原因時也持此議，認為同姓相娶是禽獸行，故當絕。

這一觀點從“異類相生”的迷信觀點出發，認為“娶妻避其同姓，畏災亂也”。

《國語·晉語》雲：異姓通婚，可以使“男女相及，以生民也”，而同姓相婚，則會“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

這一觀點認為，周王朝同姓不婚之制主要是為了加強對異姓部族的統治而制定的。他們認為，周人原來隻是一個小國，代商而有天下後，苦于兵力單薄，不足以鎮壓東方各族人民，于是一方面大封同姓，以作為周王室的“藩屏”。

另一方面，對異姓之邦則聯以婚姻，以此來維系與異姓之間的政治、軍事聯盟，加強對異姓的統治。

《禮記集說》：“夏商以前，容取同姓，周公佐武王得天下，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子孫，列土封之，以為公侯，而使姬姓子孫與之婚姻，欲先代聖王子孫共飨天下之祿也，乃立不取同姓之禮焉。”

今人鄧偉志在《中國家庭的演變》一書中也講到，周人規定同姓不婚，“在統治者那裡，還有擴大異姓聯姻的用意。天子與諸侯，諸侯與大夫，以及士大夫之間盤根錯節、密如蛛網的聯姻關系，構成了天子的家天下”。即通過聯姻達到了統治全國的政治目的。

以上幾種說法，除了迷信原因說荒誕不經外，其他幾說都有一定道理。但周人在規定同姓不婚之制時究竟出于哪一種考慮呢？形成同姓不婚制度的是一種原因還是有多種原因呢？因沒有确切的史料，很難作出肯定的回答。（請關注微信“鄒氏文化”微信公衆号)

因此，這一創自周代，并為曆代遵守的婚姻禁例，其産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隻能說仍是一個沒有定論的曆史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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