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中，相比于姜維、鐘會之死，鄧艾死得更為憋屈。曆史愛好者們經常會認為，這是因為鄧艾滅蜀後的安排不合司馬昭旨意。而鄧艾在死後的艱難平反，也是由于鄧艾之案，乃司馬昭欽定，後世皇帝無意推翻。實際上，相比于上述理由，鄧艾之死及其平反之路的艱難，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青年鄧艾

一、文化差異與二将不和

我們知道，出身寒微的鄧艾早年為宣帝司馬懿所拔擢，因此其與司馬家一直保持相當不錯的關系。比如“期期艾艾”這一典故，主角就是司馬昭與鄧艾。而其内容也不過是二者之間的談笑之語，可見二者關系實際上還是不錯的。但是“期期艾艾”這一典故，也反映了鄧艾對于當時曹魏名士文化的水土不服——在當時，受到歡迎的名士往往談吐不俗，能言善辯，一個著名的士人，絕對不會是内秀之士。而鄧艾出身貧寒，表達上更有口吃的障礙，因此他的交際在當時絕對不會特别的廣泛。《世說新語》記載關于鄧艾的内容，也僅有“期期艾艾”一則。可見鄧艾在當時曹魏之中，所能交往到的名人雅士着實不多。

鐘會

而鐘會則恰恰相反，他少年成名，多受贊譽，甚至參與了當時廣為流傳的“才性四本論”的讨論，是當時名士中的明星。而他的家世也相當不俗，其父鐘繇為曹魏開國元勳之一，其兄鐘毓亦是受人矚目的士人，鐘氏一族在曹魏朝廷中可謂根深蒂固、炫人耳目。兩相比較之下，鄧艾無論家世談吐都遠遠不如。這已經為二人不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魏滅蜀之戰

而鄧艾與鐘會矛盾的具體爆發，則在于其偷襲陰平的舉動超出了鐘會的戰略計劃之外。在此之前，司馬昭為了鞏固自身，号召大規模伐蜀，應者寥寥，鄧艾亦不贊同，唯有鐘會表示全權支持，因而獲得了伐蜀的主導權。但是随着姜維退守劍閣，這個計劃則宣告破産。在這時，鄧艾甘冒奇險，偷襲陰平，直取成都，從而一舉拿下蜀國。這無疑讓氣量狹小且好大喜功的鐘會無法接受。而鄧艾自行處理蜀國君臣，更是讓司馬昭、鐘會難以忍受，于是矛盾就這樣爆發了。鐘會等人以及随鄧艾軍的師纂聯名上書，誣陷鄧艾謀反。一代名将就此宣告死亡——這裡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随軍師纂的證詞，他作為鄧艾的監視人，幾乎可以說對鄧艾的生死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力，他誣陷鄧艾的舉動，也很明顯表現了當時鄧艾在朝中孤立無援的情況。

二、鄧艾平反之路與司馬氏對内政策

鄧艾被誅殺之後，鐘會姜維事發身死。但是司馬昭對這件事情的處理卻使人頗為意外——鄧艾與其子俱被處死，其子後代遭到流放，但是對鐘會隻是處死了養子以及參與謀反的鐘邕子息，鐘氏其他子弟因為鐘繇、鐘毓之功而獲得了赦免。而在後來，段灼為鄧艾平反，但卻沒有收到司馬氏的反響。直到泰初九年，樊建以“若不平反鄧艾，陛下‘問惡必改’的話将會是空言”的理由再次提出平反，晉武帝司馬炎才有了表示。但是在诏書中，仍然認為鄧艾有罪。如果我們認為司馬炎因為司馬昭的原因而不肯對鄧艾松口，就失之以狹了。因為司馬炎在位期間，為“淮南三叛”中的王淩、諸葛誕開脫，甚至容忍諸葛誕的後人僭越之舉以恢複關系。兩相比較之下，鄧艾身後的經曆，實在慘不忍睹。

司馬家三代

鄧艾平反之路的艱難，其實與司馬氏對王朝内部的政策有關。司馬懿、司馬師兩代，雖然多有殺戮，但是其上位過程還是依靠了部分當時世家大族的力量的。懿、師父子通過巧妙的政治手段，使得可能對其有敵意的世家大族之間或是相互鬥争，或是袖手旁觀。而到司馬昭、司馬炎兩代時，則有意拉攏作為曹魏開國元勳的後代以獲得禅代的支持。王淩為東漢司徒王允之子，而諸葛誕所在的家族更是當時的世家大族。此二者都是司馬氏竭力争取的，而鄧艾作為寒士出身，與世家大族的人才之間本就不合，其家族在朝堂之上更是勢單力薄、人微言輕。因此其平反之路才會充滿坎坷，乃至于有晉一朝都沒有承認鄧艾的冤屈。

東晉門閥政治

實際上，鄧艾冤死與平反始末，正是當時門閥之制形成過程中寒士與世家大族沖突的縮影。而司馬氏的處理方式更是體現了兩晉門閥政治形成的原因。鄧艾一家，雖有名将，也不過是當時龐然大物之間博弈的犧牲品罷了。而到後來，門閥政治正式成型之時，又有多少寒門子弟，成了時代海浪中的浪花泡沫呢？

參考書目：仇鹿鳴《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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