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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投資眼光

生活 更新时间:2024-05-12 16:56:00

BSA不僅可以把短期内局部過剩的産能重新轉化為對經濟發展有用的産能,而且可以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為長期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從現有投資體制看,BSA難于吸引微觀自發投資,即企業級由利潤驅動的投資,需要宏觀戰略性投資

文 | 史正富

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民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生産性資産,根據生産性資産所有者的屬性來劃分,包括企業級生産性資産(以下簡稱“企業級資産”)和國家級生産性資産(以下簡稱“國家級資産”)兩類。企業級資産由土地、廠房、設備等不變資本和勞動力等可變資本構成,是企業開展生産經營活動的基礎。國家級資産由企業級資産之外的其他生産性資産構成,其中占據核心地位的是事關國民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資産(以下簡稱BSA)。

戰略投資眼光(瞭望如何投資基礎性戰略性資産)1

6月3日,工人在北京至雄安城際鐵路(河北段)鋪軌施工現場進行

鋪軌作業 邢廣利攝/本刊

什麼是基礎性戰略性資産

基礎性資産是為國民經濟其他部門提供必需産品和服務的部門或行業的生産性資産。如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傳統基礎設施,同時也包括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産品。基礎性資産的構成不是一成不變的,随着科技進步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基礎性資産也在擴容。如支撐互聯網“ ”的5G、提供良好生産生活環境的生态資産、能夠加快産業結構升級步伐的高技能專業勞動者等都屬于新時代的基礎性資産。

戰略性資産是在全球競争格局中對國家産業安全具有重大意義的生産要素和高技術産品,凡是被發達國家列為“禁運”、有可能被“斷供”以及價格可能被少數國家或戰略性聯盟操縱的産品和生産要素,都可以認定為戰略性資産。如石油、外彙、稀缺性大宗商品等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産品。同樣地,受科技進步、地緣政治格局演變及國民經濟發展等因素影響,戰略性資産的構成也在不斷變動。如碳排放權在國際政治格局博弈中具有戰略性意義,5G更是各國占領新科技革命的制高點之一。這些戰後政治格局與科技發展的産物甫一面世就成為了戰略性資産。

BSA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數量與規模取決于對應國家或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經濟發展階段。一般來講,BSA與自然地理環境條件成反比,即自然地理環境條件越差,對BSA的需求越多,其數量與規模也就越大;與經濟發展階段成反比,經濟起飛之初,對BSA的需求數量級較大,其積累速度也更快,規模也更龐大。

在中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及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BSA有着龐大的發展空間。就當前中國而言,BSA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四類:

基礎生産要素,包括與人民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的水資源、城鎮與農業用地、大氣與能源等,以及高素質勞動者、保持基礎前沿科學進步的基礎設施等;

中間高新技術産品産能,包括但不限于:戰略性科技産品和優質消費品;

民生資産,包括公共服務能力、社會保障住房、基本收入保障等;

國家安全資産,包括南海開發、南疆開發、軟實力與話語權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等。

上述BSA隻是根據現實情況做出的大緻推算,雖非精确,卻足以說明BSA涉獵範圍之廣,工程規模之大。實施這些工程的投資規模動辄萬億計,投資周期超長,一旦實施則成果不可估量。

具有特殊屬性

BSA事關國民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具有一些顯著不同于企業級資産的特征。

超大規模。多數BSA是通過對特殊自然地理環境的改造、高精尖技術的投資形成的,其投資規模動辄萬億。以民生資産中的保障住房為例,按照3000元/平方米的建造成本,200億平方米的保障住房的投資規模高達60萬億元。

超長周期。BSA投資規模龐大,建設周期更長,多數資産的形成需要十年以上的建設周期,而其資本收益的回收期更長。如欠發達地區開發,工程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待開發成熟後方才有穩定的投資收益。不僅如此,BSA的經營注定不能按照企業級資産經營定價,這就決定了BSA的投資回報期較企業級資産更長。

高度不确定性。對特殊自然地理環境的改造及高精尖技術攻關等過程充滿了不确定性,來自自然、技術、社會、國家安全等多重維度的不可控因素均有可能成為BSA的負面沖擊,導緻投資失敗。

顯著的正外部性。即項目的實施不僅可以帶來投資标的的直接改善,同時也會顯著改善投資标的的周邊地區、産業以及全社會的福利。如科技基礎設施投資帶來的技術進步往往是普惠性的,所有企業及個人均可受益。

跨期邊際收益為正。BSA資産對應的産品收入彈性大于1,即随着經濟增長及人均收入的增長,社會對這類産品的需求和這類産品的價格會同步或更快增長,這類資産的投資回報率也将相應增長。如技能-專業型勞動者的需求規模及勞動者的收入會随着産業升級的推進而出現質的提升,清潔能源随着人們生态意識的改變而迎來更大的市場需求,中間高新技術産品更是會成為産業轉型成功後的支柱産業。

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經過前期巨大規模的投資,BSA對應項目會積累龐大的固定資本,形成其所在行業的沉沒成本,天然地阻擋了新的競争者進入。同時,在後期開發及運營中,項目增加生産能力或服務能力的邊際成本會顯著下降,預期的規模收益會顯著遞增,即出現規模報酬遞增現象。如欠發達地區開發,随着航道、港口、機場、道路等交通設施及網絡設施投入使用,後期開發項目可分享基礎設施,單個項目的投資成本将顯著下降。

項目運營相對簡單。因自然壟斷及巨額沉澱成本消除了潛在競争對手進入的可能,BSA對應的項目運營方僅需提供标準化的産品和服務即可,降低了因激烈的市場競争而不斷創新的需求,項目本身對管理及創新的要求相對較低。因此,項目運營方無需設計複雜的管理架構或保有昂貴的研發團隊,扁平化的運營即可滿足要求,大大降低了不必要的支出,無形中提高了企業在長期運營中盈利的可能。

戰略投資眼光(瞭望如何投資基礎性戰略性資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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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持續發展提供廣闊發展空間

對中國來說,BSA不僅可以把短期内局部過剩的産能重新轉化為對經濟發展有用的産能,而且可以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為長期經濟發展注入活力。

一方面,BSA可化解短期内的過剩産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出現局部性生産過剩是一種常見的經濟現象。聽之任之則局部性生産過剩的積累最終将演變為普遍的生産性過剩,并最終導緻經濟危機。反之,通過去産能的方式雖然可以消除局部性生産過剩,但這也意味着放棄了把局部性過剩産能轉化為新一輪增長動能的可能。如何在化解局部性生産過剩的兩難境地中取舍是一個世界性難題,而BSA可有效解決這一難題。

短期内,BSA的天量投資可以創造新的需求。按照BSA的基本特征,任何一個項目都将在未來幾十年撬動萬億級乃至十萬億級的投資,如果數十個BSA項目同時推進則可撬動數百萬億級的投資。BSA項目早期投資規模巨大,幾個項目的同時推進就可在短期内創造萬億級的投資需求,顯著增加對煤炭、電力、鋼鐵、水泥、化工以及建工等基礎産能的需求,而這些部門正是容易出現局部性生産過剩的産業。由此,BSA可以将局部性生産過剩轉化為拉動國民經濟新一輪增長的有用産能。

另一方面,BSA有利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

長期看,BSA項目的投産運營将形成新的供給能力,實現供給側的結構性改善。技能-專業型勞動者隊伍、先進的科學技術等基礎生産要素的積累體現了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社會主義本質,為國民經濟的升級換代提供了戰略性保障。戰略性科技産品及優質消費品等中間高新技術産品産能的形成更是為産業結構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公共服務能力、社會保障住房及基本收入保障等民生資産的投資則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不僅如此,民生資産的形成還将釋放數十萬億乃至百萬億級的消費能力,促進總需求規模的再次改善。欠發達地區開發、“一帶一路”建設所需的基礎設施、國防能力建設等國家安全資産的形成,可為我國長遠發展創造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以及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水資源、農田、大氣及能源等基礎資産的形成将顯著改善我國的生态人居環境。

可見,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BSA都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價值作用覆蓋了經濟、政治、社會、生态等方方面面。

更需要宏觀戰略性投資

從現有投資體制看,BSA難于吸引微觀自發投資,即企業級由利潤驅動的投資。

如前所述,BSA具有超大規模、超長周期、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受益難以排他等特征。特别是作為基礎性資産主體的生态、資源類項目,往往需要千億、萬億級規模的投資,回收期10年以上,建設過程受到國家乃至國際間政治與政策不确定的挑戰,還很難完全做到誰投資、誰受益……顯然,對于這樣的投資,企業往往既無投資意願,也沒有足夠的投資能力。因此,BSA更需要宏觀戰略性投資。

宏觀戰略性投資是針對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的底盤意義上的對基礎性生産要素和戰略性新興産業能力的投資。根據BSA的基本特征,宏觀戰略性投資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的市場融資方式,而需要另辟蹊徑,其核心是打造宏觀戰略性投資體系:

由國家長期發展戰略與中期規劃研究來選擇投資領域和“超級工程”;

分設若幹專業性子基金,合理分工與競合相統一;

在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點領域和重大平台内,實行基于規則的全産業鍊投資,避免宏觀投資微觀化;

打造使命型、專業化基金運作團隊;

實行國家榮譽和長期經濟利益并重的複合型長期激勵機制,防止滑向私募行業的短期化、單一化貨币刺激。

宏觀戰略性投資會衍生出新的投資體制安排,充分發掘BSA的增長潛質。在傳統市場化投資體制下,基礎性戰略性資産因其獨特的投資收益屬性而鮮有人問津,導緻國民經濟發展後期投資乏力。如發達國家投資率普遍較低,一些基礎設施老化嚴重卻缺乏推動基礎設施更新的制度安排。宏觀戰略性投資啟動後,一批“超級工程”的實施必将帶來市場化投資成本的降低,帶動市場化投資規模的擴張。市場化投資的擴張反過來可以為宏觀戰略性投資的進一步擴張提供機遇,充分發揮BSA規模報酬遞增的特征,為宏觀戰略性投資帶來更大規模的資金回流。□

(作者為複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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