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不乏當時的社會名流，各領域的精英，罵起魯迅來自然不會像潑婦罵街般讓人屢犯尴尬症，當然也是有着很深的“套路”。

成仿吾

成仿吾是革命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有着“紅色教育家”的稱呼，也是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家、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家。

1924年魯迅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呐喊》出版，成仿吾對此很不看好，在《創造季刊》2卷2期上登載的《〈呐喊〉的評論》中寫道：

“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記》很平凡；《阿Q正傳》的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孔乙己》，《藥》，《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筆；《頭發的故事》亦是随筆體；惟《風波》與《故鄉》實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聯想到達夫的《銀灰色的死》，可惜表現實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貓》與《社戲》都是作者幼時的回憶，饒有詩趣，隻是《鴨的喜劇》實不能說是小說，倒是一篇優美的随筆。《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極可注意的一篇作品。”

更為深入的，他還寫道：“作者是萬人崇仰的，他對于一般青年的影響是很大的，像這樣魚目混珠，我是對于他特别不滿意的。”

在1928年《創造月刊》上撰寫的《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文章中，成仿吾還稱魯迅是中國版的堂吉可德，并說：“我們中國的堂．吉可德，不僅害了神經錯亂與誇大妄想諸症，而且同時還在‘醉眼陶然’；不僅見了風車要疑為神鬼，而且同時自己跌坐在虛構的神殿之上，在裝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

張春橋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政壇上的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張春橋，想必大家不會陌生的，就在魯迅逝世的那年1936年，與魯迅有了交集。

張春橋早年曾加入過革命文藝組織“左聯”，當時蕭軍出版了一本新小說《八月的鄉村》，作序的就是魯迅。

1936年，張春橋化名為狄克，在《大晚報·星期文壇》發表了《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一文，對《八月的鄉村》以及魯迅作的序給予了自以為是的評論，他認為蕭軍寫的書不夠真實，脫離了群衆，而魯迅這麼看重蕭軍，相當于“把一個良好的作者送進墳墓裡去”。

郭沫若

郭沫若身上懸挂的頭銜有很多，現代文學家、曆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他還是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中華全國文學藝術會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文聯主席，随便拿出一個來就很能唬住人。

1928年，《文化批判》雜志，掀起了針對魯迅的論戰，而郭沫若恰在此時加入戰圈，他以杜荃為化名，寫了一篇名門為《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短文，文中郭沫若提到魯迅，聲稱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因為“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并以此推理出魯迅就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還“是一位不得意的 F ascist（法蘭斯蒂）”

1931年，在《創造十年》上，郭沫若又發文《發端》，稱魯迅是一個霸占文壇的“總司令”。

徐志摩

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詩人，著名詩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正是出自于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橋》。

徐志摩起初與魯迅還好，還向友人大力推薦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可是後來兩人漸行漸遠，以至不相往來。徐志摩曾經在自己主持的《晨報副刊》上發表的《關于下面一束通訊告讀者們》文中提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隻《呐喊》集裡三兩篇小說，以及《熱風》集裡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

梁實秋

梁實秋在現代是被貼上了諸多标簽的，度娘一下，可以跳出這些字眼：“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内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

梁實秋先前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盧梭論女子教育》的文章，魯迅對其中觀點深為不滿，便寫下了《盧梭與胃口》、《文學和出汗》、《拟豫言》三篇雜文予以抨擊。梁實秋當然不滿意了，在《新月》第二卷第八期寫下了《“不滿于現狀”，便怎樣呢？》一文，文中提道：“有一種人，隻是一味的‘不滿于現狀’，今天說這裡有毛病，明天說那裡有毛病，于是也有無窮無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這一服藥太冷，那一服藥太熱，這一服藥太猛，那一服藥太慢。把所有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餘地，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所作的樣子。”

施蟄存

博學多才，在多所知名大學任教的施蟄存是中國現代小說的奠基人之一，他與魯迅的恩怨起源于《大晚報》曾經搞過的一個活動：邀請名家向青年人推薦書藉，施蟄存正在其中。

對于這個書單，魯迅并不看好，在《申報.自由談》撰寫了一篇名為《感舊》的文章，極盡嘲諷之能事。施蟄存不甘示弱，便在《申報.自由談》上寫下《〈莊子〉與〈文選〉》一篇，文中提到：“像魯迅先生那樣的新文學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純粹的白蘭地嗎？我就不能相信。沒有經過古文學的修養，魯迅先生的新文章決不會寫到現在那樣好。所以，我敢說：在魯迅先生那樣的瓶子裡，也免不了有許多五加皮或紹興老酒的成分。”

陳西滢

女師大風潮發生時，知名散文家、《現代評論》的“閑話”專欄作家陳西滢，是明确站在打壓學生的校方一邊的，因而也就遭到了魯迅的無情抨擊。

1926年陳西滢在《晨報副刊》上登載名為《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的文章，文中說，魯迅就是“一位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更為嚴重地，他還明确指出魯迅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一部分。”明顯就是說魯迅抄襲了。

高長虹

作家高長虹是魯迅倡導組織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員，也是魯迅編撰《莽原》月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高長虹與魯迅的接觸時間較多，對魯迅也是比較了解，然而随着兩人交往過密，高長虹對魯迅的評價卻是高開低走，1926年《狂飙》第5期《走到出版界》文中，他直言不諱地說：“我與魯迅，會面不隻百次，然他所給我的印象……實為一真正的藝術家的面目。過次以往，則遞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卻奮勇的戰士的面目，再遞降而為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幾不知其它。”

馮乃超

革命活動家馮乃超在1928年《文化批判》創刊号上以一篇名為《藝術與社會生活》的文章，對一向隻會炮轟别人的魯迅進行了輪番炮轟。

馮乃超認為，“世人稱許他（魯迅）的好處，隻是圓熟的手法一點，然而，他不常追懷過去的昔日，追悼沒落的封建情緒，結局他反映的隻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的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

同樣是創刊号上，《人道主義者怎樣的防衛自己？》一文中，馮乃超又說，“事實上，他是‘恭維’及‘害怕’的強迫症病人。不然，他不會切齒的罵人‘害怕’，罵人‘恭維’的哦。”

葉靈鳳

曾主編過《洪水》半月刊的葉靈鳳，是創造社後期的重要成員，他在1928年《戈壁》2期《魯迅先生》一文中，稱魯迅為“陰陽臉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戰迹，躲在酒缸的後面，揮着他‘藝術的武器’，在抵禦着紛然而來的外侮。”

林語堂

林語堂早年留學海外，回國後又在多所知名大學任教，他的文學水平很高，曾經兩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他還是魯迅私交極好的朋友。兩人後來鬧翻了，魯迅在文中提起時，還将林語堂與前清遺老，僞滿總理放在一起，充滿了不屑與冷漠。

林語堂也不是吃素的，1935年《論語》57期上他撰寫的文章《做人與做文》中，就寫道：“你罵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鏡子，做個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潔自守，興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罵完了，隻剩你一個人，那豈不是很悲觀的現象。我問魯迅：‘你打算怎麼辦呢，現在？’‘裝死’便是他的回答。”

蘇雪林

蘇雪林早年在法國留學，回國後先後在多所大學任教，出版了多部學術專著，後來又跑到了台灣去任教。

蘇雪林與魯迅的接觸不多，兩人大概也就見過兩次面，然而蘇雪林罵魯迅罵得很兇，而且還是在魯迅死後才開罵的，“反魯”成了她後半生的事業，她也因此被稱為“罵魯第一人”。

《關于當前文化動态的讨論》一文中，蘇雪林稱，“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着。但他的黨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誇張成為空前絕後的聖人，好象孔子、釋迦、基督都比他不上。”

《與蔡孓民先生論魯迅書》一文中，她又說：“魯迅思想，虛無悲觀，且鄙觀中國民族，以為根本不可救藥……魯迅之左傾，非真有愛于共産主義也，非确信赤化政策之足為中國民族出路也，為利焉而，為名焉而。”

更為“誅心”的，她竟然在這篇文章中說：“李大钊革命上絞台，陳獨秀革命革進牢獄，而魯迅革命革入内山書店，此乃魯迅獨自發明之革命方式也。”

也許是應驗了那句話：“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罵人的，免不了也是要被人罵的，人在江湖飄，哪有不挨刀的？

魯迅長期與人論戰，咬定青山不放松，不鬥出個結果，絕不罷休，自然也是很容易成為“衆矢之地”。文人相輕，向來都是中國文壇的不光榮傳統，文筆罵戰從來不可避免，處在輿論旋渦中心的魯迅，也是逃不過衆人的輪番轟炸的。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約撰稿人：菊花茶

菊花茶，本名鄭良，網名菊花茶163，天涯新浪論壇知名曆史作家，資深三國控。曾發表過《華山論劍》、《曆史原來是這樣的》、《三國往事越千年之建安十三年》、《快意恩仇的人生》、《禍起蕭牆》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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