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參考自圖書《下沉年代》)
1979年,傑夫·康諾頓第一次見到喬·拜登。
青年拜登
那時,拜登那年三十六歲,是當時政壇中年輕有為、前途無量的參議員。而康諾頓隻有十九歲,是亞拉巴馬大學的一名商科學生。
他就是我的偶像!康諾頓個頭矮小,一頭棕發,聰穎勤奮,性格中略帶有一點自卑感。
康諾頓之所以略微自卑,不僅是因為他個子不高、長相一般,而且跟他的家庭出身有關。
他的家庭勉強算是中産階級。父親曾在美軍服役,但退役後在廠子裡上班,收入一般;母親曾是農民,中過棉花,後來在家當主婦。
康諾頓上大學時就對政治比較感興趣,經常參加各類有關政治和公共事務的集會。
1979年初,康諾頓上大二。那一年,他作為亞拉巴馬州的大學生代表,參加了在費城舉辦的全國學生聯會年會。
年會上,當地那些有名望的議員們紛紛上台發言,來争取年輕人的支持。其中,就有30來歲的喬·拜登。
拜登是第二個上場發言的。他一上台,就表現得輕松自如,通過各種玩笑來引人入勝,非常從容地與大學生們打成了一片。
康諾頓就是通過這場演講,對拜登留下了深刻印象。
康諾頓回到學校之後,組建立了所謂的亞拉巴馬政治聯盟。然後在當年秋天,他邀請了拜
登來做了一場演講。
9月,拜登如約而至。隻見他身穿定制西裝、打着紅色領帶出現在校園裡。盡管拜登的腦袋上頭發日漸稀疏,但他依舊風度翩翩,微笑時露出一口閃閃發亮的白牙。
當天的晚宴上,拜登迷倒了幾乎所有參與晚宴的女學生。
晚宴後,拜登按計劃進行了演講。而康諾頓作為他的臨時助手,坐在拜登的身旁。
演講持續了九十分鐘,拜登全程沒看一眼筆記。
演講結束時,掌聲經久不息。康諾頓站起身來,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謝,卻無意間
引發了全場觀衆跟着起立喝彩。
拜登離開校園回機場時,康諾頓一同随行。在車上,拜登向康諾頓講述了自己悲慘的往事:
1972年12月,拜登全家遭遇一場車禍。他的妻子和小女兒死了,兒子們受了重傷。經過這一巨大挫折,拜登不但沒有被擊倒,反而以更加堅定的熱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并在兒子的病床邊宣誓就職,成為一名參議員。
拜登和家人
就在那一刻,康諾頓迷上了喬·拜登。
那時的拜登,身上有悲劇,有能量,有雄辯口才。拜登會對遇到的每一個人施展魅力,不管他們的身份地位如何,直到建立起某種聯系,才會繼續前行。
這就是一個想當總統的人所需要的特質和動力。
康諾頓目送拜登上飛機的時候,内心暗下決定:他會追随這個人進入白宮。
我成為了他的人!從亞拉巴馬畢業之前,康諾頓又兩次邀請拜登前來進行有償演講,兩人也逐漸建立了不溫不火的友誼。(拜登隻把康諾頓當成自己的一個政治粉絲而已)
大學畢業後,康諾頓拿着拜登本人的推薦信去了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進修MBA。
但康諾頓隻把MBA當做一個保底的謀生手段。他更看中的還是政治,念念不忘的還是拜登。
進修結束之前,他還滿懷熱情地給拜登寫了幾封信,打算直接在拜登那裡求一份工作。然而這些信全部石沉大海。因為,拜登本人幾乎從來不會看老百姓寫給他的信,他的辦公室助理們對這類信也毫無興趣,并直接扔進了廢紙簍。
1983年進修結束,康諾頓搬到紐約,在某公司找了一份财務相關的工作,年薪四萬八千美元,還不錯。
年輕時的拜登
他在紐約工作了一年,期間經常與政府中低級官員打交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年後,他跳槽去了芝加哥的一家投資公司。可惜這個公司因為涉嫌詐騙,很快衰落。但康諾頓仍然從這期間學到了不少東西。
不久,二十七歲的康諾頓因為聰明勤奮,當上了助理副總裁,年薪超過十萬美元。令同齡人羨慕不已。
然而,他内心裡并不開心,他對商業投資似乎沒有熱烈的興趣。内心裡真正渴望的,仍然是從政。
而在1986年底,已經在政壇上混得風生水起的拜登,正打算競選總統。
康諾頓認為機會來了,于是找了一個商業夥伴充當牽線人,跟拜登的競選團隊取得了聯系。
很快,康諾頓收到了回複:拜登的競選團隊願意接納他成為一份子。
我為他付出一切,他卻懶得搭理我!1987年,康諾頓本來很有機會混入華爾街中高層商業圈子,但他卻偏偏放棄了美好的商業前程,轉而在拜登的總統競選團隊中擔任一個初級職位,年薪兩萬四千美元。(是他剛開始工作時薪水的一半)
康諾頓覺得無所謂,因為他認為自己正在“為真正的人生理想而拼搏”。
随後,競選團隊交給他的任務是在佐治亞州“籌集競選資金”。
康諾頓第一次幹這種工作,但幹得還不錯。他順利地找到了二十個人,并說服他們給拜登掏錢。這讓康諾頓越發覺得自己很适合幹這個活。
競選團隊也因此讓他繼續從事籌款。可惜的是,康諾頓沒有進入拜登團隊的核心圈子,而是被“打發”到各個城鎮繼續尋找資金。
康諾頓被分配到特德·考夫曼手下工作。考夫曼是拜登的幕僚長,也是心腹之一。
考夫曼和康諾頓相處得不錯,兩人同樣精力充沛,同樣熱心政治,也同樣熱衷于籌款工作。康諾頓在考夫曼手下熱情地工作,像一個十足的“老黃牛”。
而此期間,拜登也成了總統提名戰中強有力的競争者。
80年代參與總統競選的拜登
康諾頓為了自己的偶像能夠問鼎白宮,整日過着程序員一樣“007”的工作節奏。他每天精疲力竭,休息隻有4、5個小時。但隻要想到能夠跟随拜登入主白宮,他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有一天,拜登終于來到考夫曼團隊的辦公室,慰問自己的“狗仔們”。他發表了一通中規中矩的激勵講話,然後就離開了。
康諾頓全程都在認真地聽拜登發言,但他覺得拜登似乎根本沒有把他認出來。
拜登準備離開時,康諾頓本想追上去,告訴他:“我曾三次邀請您來到亞拉巴馬大學。上一次,我承諾我會助您當上總統。現在,我來了。”
然而,拜登急匆匆地走了,康諾頓隻好轉身回到了辦公桌前。
後來,功夫不負有心人。康諾頓的辛勤付出終于使他在競選團隊中步步攀升。
他開始成為拜登衆多随行的助理之一,與拜登一同旅行,每當飛機延誤,或是拜登抵達後的講話太長或太短時,康諾頓就會替他擋住捐款人的不滿。
然而,盡管康諾頓經常跟拜登工作在一起,但他和拜登卻幾乎從未交談。
有一天,在去往休斯敦一場籌款活動的航班上,康諾頓被安排向拜登簡單介紹活動内容。
他拿着活動手冊,穿過飛機過道,來到拜登和他妻子吉爾所在的頭等艙。準備跟拜登好好地進行一番深入的工作交流。
可是,拜登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隻是交代他“把活動手冊給我就行了。”
康諾頓明白,拜登的潛台詞是“這裡沒你啥事,我忙着呢,你該幹啥幹啥去吧。”
那一刻,康諾頓仿佛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戀的純情小姑娘”,而那個曾經對他甜言蜜語的“白馬王子”,如今幾乎都已經把他給忘記了。
在康諾頓的眼中,拜登似乎成為了一個“渣男”。
多年以後,康諾頓才搞清楚:
對于拜登來說,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或者長期為他工作的心腹人員,那麼他也會對你表現出強烈的親近感。然而,如果你隻是為他鞍前馬後忙上幾年,他會無視你、恐吓你,有時會羞辱你,對你的進步毫無興趣,也永遠不會記得你的名字。而且,當你的工作讓他不滿意的時候,他會毫不客氣地對你使用 “C開頭”的侮辱性語言。
他失敗了,我也迷茫了!康諾頓所做的是艱難且必不可少的籌款工作,同時也得不到回報。
可他的主子拜登,卻覺得籌款是一個“讓人心煩意亂的頭疼工作”。
所以,拜登不僅從來不去摻和籌款的事,而且還對那些為他拼死籌款的中下層員工,沒有太多的好感和印象。
康諾頓逐漸覺得自己像一個被“皇帝”嫌棄的“黃臉婆宮女”。但他也知道,拜登是一個目光和理想都高高在上的“上層政治家”,他更關注宏觀現實的政治事務,對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感興趣。
康諾頓感到疲倦、失望,甚至有一點憤怒。
1987年9月,康諾頓從透支生命的競選工作中抽身離開了一陣,給自己放了幾天假,來平複“矛盾而失落”的心情。
而這期間,他得知一則重磅新消息:拜登在一次辯論中抄襲了前英國政客的演講内容。
于是,拜登的對手們、熱衷于爆料的媒體記者們紛紛出手,把這件事打造成了一則“醜聞”。
緊接着,以往關于拜登的各種失誤、剽竊、不當發言等内容被紛紛扒拉了出來。
盡管拜登費盡心思極力挽回自己的形象,但是,在電視新聞媒體的巨大打擊之下,他最終無力回天。
9月23日,拜登将在宣布退出總統競選。
康諾頓從電視上看到了新聞。然後,他跑到了洗手間,痛苦地哭了起來。
康諾頓并不是僅僅是為拜登感到惋惜。此時,對他來說,曾經的一切努力看起來仿佛都是那麼可笑。
康諾頓失去了奮鬥的動力。短短兩周裡,他的英雄被揭發為僞君子,從總統候選人變成了“國民笑話”。
後來,直接上司考夫曼要求他在威爾明頓多留幾個月來協助結束競選活動,他答應了。
随後,康諾頓面對的是排山倒海一樣的“追款電話”。那些曾經的競選資助人紛紛要求把自己投資的錢要回來。
我對他念念不忘,他卻對我視而不見!1987年末,“講義氣”的考夫曼給心灰意冷的康諾頓謀了一個新職務——在司法委員幹助理的活。
康諾頓認真思考了自己的未來,他覺得自己已經錯過了華爾街的機會。而他現在在外人眼裡也已經是拜登團隊的人了。因此,康諾頓答應了考夫曼。
于是,康諾頓進入了國會山的辦公室。
美國國會山
之後,康諾頓繼續為拜登而工作,隻不過,工作更多地涉及到商業和經濟法律方面。
康諾頓的新住處是在國會山第六大道的一個地下室公寓裡,他再次過上了兩點一線的生活,其中更多的時間是花費在國會山的辦公室,除了偶爾去酒吧喝個小酒,鮮有其他休閑娛樂。3年期間,康諾頓再次恢複工作幹勁,在他所從事的商業經濟法領域為拜登鞍前馬後地奮鬥,隻不過,這時的拜登,已經從總統候選人身份,轉變為著名的參議員。
康諾頓在打擊經濟犯罪方面給拜登提供了不小的幫助,讓拜登重新收獲了良好的正面形象。
經過不懈努力,康諾頓最終獲得了拜登辦公室外的一張辦公桌。成為更加接近老闆的親密助理。
然而,康諾頓卻從不敢要求去見他的老闆。他知道自己在拜登心目中的真實分量,所以不打算自找沒趣。
而且,他也從這三年的工作中,逐漸找準了自己的未來。
到了1991年,康諾頓思慮再三,決定去拿一個法律學位,以便日後在政界獲得更好的發展。
他靠自己在華爾街時的積蓄讀了三年斯坦福。1994年畢業後,他開始為華盛頓特區法院首席大法官阿伯納·米克瓦做書記員。
國會大廈内部
米克瓦當時聲望頗高,很多人認為他會被任命為克林頓總統的法律顧問。所以康諾頓覺得,自己如果能得到米克瓦的賞識,那麼将來就能跟他一起實現“入主白宮”的夢想。
不過,想要得到米瓦克的賞識,靠康諾頓自吹自擂是沒有用的。如果此時拜登能夠站出來為康諾頓美言幾句,米瓦克一定會重視。
于是,康諾頓給以前的老上司考夫曼打了個電話,讓後者給拜登傳遞一下這個意思。
康諾頓以為,他辛辛苦苦為了拜登鞍前馬後好幾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實際上确實有功勞),他的這個請求從各方面來說都不過分。
不就是說句話的事嗎,拜登應該會看在自己努力為他工作的份上,在米瓦克那裡替自己沒說好話的。
然而,事與願違。
幾天後,考夫曼給康諾頓回了電話:“拜登不想打電話給米克瓦。因為他不喜歡米瓦克。”
康諾頓愣了一陣,終于沒能忍住,在電話裡徹底爆發:“誰關心他喜不喜歡米克瓦!這是我的事!”
考夫曼耐心地開導康諾頓,但康諾頓已經氣到絕望了。他現在才弄清楚:
在拜登眼裡,他康諾頓就相當于一個活該幹苦力的“奴隸”。而一個奴隸,為主子工作是理所應當的、天經地義的,但主子沒有義務去回報奴隸的付出。
現實就是這麼明了且殘酷。
康諾頓後來從未原諒拜登。
但讓康諾頓感到欣慰的是,米克瓦最終還是帶着康諾頓進了白宮。這是因為康諾頓一直以來工作踏實出色,獲得了米瓦克的賞識,成為了得力的副手。
米克瓦指派康諾頓為法律顧問特别助理,年薪三萬兩千美元。
并不誘人的年薪背後,是一扇通往高層政治圈的通道。
康諾頓在1994年10月1日第一次踏入白宮西翼,在二樓的法律顧問的辦公室裡被安頓下來。
白宮西翼
康諾頓終于攀上高峰,卻無聊得要命,因為米克瓦從來沒有清晰定義過他的職位。
他和米克瓦辦公室裡的高級别會議僅有一牆之隔,但在華盛頓,這堵牆決定了一切。
那陣子,克林頓醜聞纏身,白宮内兩黨鬥争激烈,總統跟幕僚們每天都是打雞血的忙碌狀态。
可是,康諾頓接到的卻都是“零活”,每天隻用花一兩個小時就能完成。他十分擔心自己會被認為是個可有可無的人,以至于最終被打發走。
與為喬·拜登工作相比,這是一種不同的羞辱。
然後,失望的康諾頓打電話給老友兼老上司考夫曼,說他正考慮離開白宮。
考夫曼勸他要耐心。
後來有一天,康諾頓與米克瓦因為公事的需要,去跟拜登見了一次面。
拜登見到康諾頓,立刻表現出一副老友相見的親切表情,說話又親密,又好聽。
完事之後,米克瓦輕聲問康諾頓:“今天之前,喬知道你在我這兒嗎?”
“噢,是的,他知道。”
“我一直以為他會給我打電話。”
康諾頓隻是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說。因為他知道,“拜登不喜歡你”這句話是不能告訴米瓦克的。
這句話可能會斷送康諾頓的政治生涯。
漸漸地,康諾頓在白宮法律顧問的幕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幫米克瓦寫講話稿。越來越獲得了米瓦克的信任。他開始理解權力在白宮如何運作,也知道該與哪些人保持什麼樣的關系。
1995年,康諾頓迎來了他在白宮任職以來的最高光時刻。
那一年,圍繞共和黨起草的《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政壇高層展開了激烈鬥争。
康諾頓看到了從中博得名利的機會。他借助跟米瓦克一起參加會議的契機,主動向克林頓提出意見建議,引起了克林頓的關注。
克林頓總統
最終,在關于《改革法案》的鬥争中,克林頓聽取了康諾頓的建議,決心反對它。
那一陣,康諾頓與克林頓一同度過了很多個焦慮的不眠之夜。有時,康諾頓甚至被克林頓當成了知心戰友。這讓康諾頓一輩子都感激不已。
可惜,總統在這場鬥争中敗下陣來。他否決了法案,但國會推翻了他的否決。
年底,米克瓦辭職,康諾頓也離開了白宮。
放下了他,才發現他也就那樣。在政界度過近十年後,三十六歲的他開起來仍然一文不名。
不久之後,康諾頓在科文頓與柏靈律師事務所擔任初級律師職位。那是華盛頓的頂尖律師事務所。如果能當上事務所的合夥人,他将成為百萬富翁。
但康諾頓痛恨這個工作。他已經品嘗過頂層政治生活的百般美味了。現在回過頭去啃那些商業銅臭味的快餐,他内心裡接受不了。
幸運的是,這種落差偏大的生活很快就結束了。
米克瓦的繼任者傑克·奎恩需要一個能寫稿子的助手。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一名幕僚推薦了康諾頓。
康諾頓立即抓住了這次機會,點燈熬夜完成了一份很不錯的稿子。奎恩很滿意。
1996年底,奎恩離開白宮,在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重啟他的說客生涯。這家事務所位
于華盛頓,與民主黨有着珍貴的紐帶。
奎恩找到了康諾頓,讓他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
因此,三十七歲時,康諾頓加入了阿諾德與波特律師事務所,開展新的事業——作為一名政治說客。
說客是美國商界與政界的紐帶,那年月,将近一半的國會議員在離職以後都會去擔任說客,借助自己在政商兩界的人脈,促成法案、規定和重要事項的達成,并從中謀取豐厚的“傭金”或“提成”。
美國的政治說客
康諾頓是幸運的,他協助奎恩在最好的時機,進入了最有前途的行業,并混得風生水起,名利雙收。(他在奎恩合夥開設的遊說公司裡擔任了副董事,成為核心股東之一,年收入超過50萬美金)
康諾頓喜歡這份新的工作,也着實給他帶來了許多成就感,他與公司高層的合作也一直非常愉快。
他們名義上為“草根群體”争取發聲的機會,實際上通過此種名義“收買民意”和讨好财閥。因此,因此既收獲了名望,又賺到了金錢。
康諾頓賺了錢,買了豪宅和遊艇,存款每時每刻都在往上漲,自我滿足感持續提升。
人生幸事,不過如此。
然而,康諾頓沒有趁機找一個美嬌妻,或者謀劃一場政治聯姻。
如果他結了婚,他的遊說生意可能會指數級增長。權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領域之間交換,一個負責賺錢,一個負責爬上政府梯級,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報。
在美國上層的官場上,枕邊風可能價值千金。
康諾頓把精力都用在了跟政客财閥們打交道上面。但是,他并不是喜歡熱鬧,熱衷社交的人。
他當然會準時參加各類社交活動,但他不流連其中,隻是迅速地跟需要認識的人打招呼,簡潔而務實地交換各自所需的信息情報,然後建立關系。
僅此而已,但簡單有效。
2001年,拜登當上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諾頓和公司的合夥人為拜登組織了一次籌款活動,資助拜登競選下一任參議員。
康諾頓他們為拜登組織了籌款活動,争取到了不少競選資金,但拜登卻從來沒有當面感謝過康諾頓。
隻是在兩周後,拜登給他寄了張便條,上面說:“傑夫,你一直在我身邊。我希望你知道,我也一直在你身邊。”
對此,康諾頓沒有感激,也沒有責備。反正都是生意。
那幾年,拜登仍然渴望有一天能當上總統(2008年跟奧巴馬競争,但輸了)。但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沒人覺得他還能當上總統。
不過,拜登當時是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這是個有權有勢的職位。
而在大家的眼中,康諾頓仍然算是拜登的人。盡管康諾頓心裡門清:他跟拜登誰也沒把誰真正放在心裡。
2007年的下半年,拜登已經在籌劃參加第二年的總統競選了。而那時,已經成為千萬富翁的康諾頓,為了公司利益,也再次加入了拜登的競選團隊。
康諾頓發現,雖然過了近二十年,但拜登好像“沒有長進”。
他曾見到拜登對團隊裡的一個年輕助理爆粗口大罵。原因是這位助理希望拜登給那些競選資助人親自打電話籌款。
拜登依然厭惡籌款工作,他覺得隻要自己的演講铿锵有力,隻要自己保持優越的個人魅力,就能收買選民。
可是,大家都清楚:隻要沒有錢,你說的再好聽、長得再英俊,也甭想當上美國總統。
實際上,同為民主黨的拜登和奧巴馬,都積極争取成為2008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但拜登在奧巴馬面前輸得一塌糊塗(根本原因當然不是什麼“膚色正确”)。
在2007年的競選活動中,康諾頓開始偶爾與拜登會面。
有一次,在籌款活動之前,他們難得地單獨相處了一會。
康諾頓露出平日的微笑,禮貌性地向拜登打了招呼,并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告訴拜登一會兒将要面對哪些團體。
拜登突然盯着康諾頓,目光中帶着疑惑,仿佛在問:“你說話不像以前那麼親切(崇拜我)了?我們不是朋友嗎?”
康諾頓沒有回答拜登。他覺得,這個曾經的偶像,如今跟那些華盛頓的雲雲政客們一樣,沒啥大不了的。
2008年元旦過後,拜登就認慫了。民主黨内沒有多少人支持他,大家都在為奧巴馬投票。
拜登宣布退出總統候選人的競争。康諾頓得知這一消息後,感到一陣解脫。
然而,不久之後。康諾頓的又為自己的投資理财事項犯愁了。
去年,手頭充裕的康諾頓把自己的錢砸在了房産上面,買了不少房産股票,還在哥斯達黎加買了一大塊地皮和房子。
雖然康諾頓也意識到當時的房産市場有些過火。但他和其他人一樣,還是被貪婪迷住了雙眼。
9月,雷曼兄弟破産,華爾街一片凄慘的哀嚎。很快,康諾頓的股票投資組合和他在哥斯達黎加的房産就損失了近一半的價值。
不過,他依然是個有錢人。
11月4日,拜登當選為美國副總統。年底,康諾頓重返政府。
離開他,我第一次為理想而奮鬥
康諾頓之所以選擇回到白宮,很大程度上是好友兼前上司考夫曼提供給他的一份誘人的職位。
考夫曼擔任拜登副總統的聯合主席,他希望康諾頓來做自己的幕僚長。
康諾頓再三思慮,覺得自己已經沒必要為吃穿住用而發愁了(他不缺錢),他希望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再次為自己的從政夢想“搏一把”。
然後,康諾頓告訴傑克·奎恩,他要離開公司了,後者沒有阻攔。
于是,年屆五十的康諾頓接受了工資的大幅削減,回到了參議院。
康諾頓跟随考夫曼再次來到白宮上班。
他們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化解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上面。核心任務是跟越來越貪婪的華爾街資本家們作對,防止他們把金融危機的影響力擴大。
康諾頓看到(其實他以前也知道),金融危機讓數百萬平民陷入破産的境地,美國引以為傲的中産階級元氣大傷。
但是,華爾街的資本大鳄們卻從危機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他們不會顧及普通人的死活,他們會繼續賺錢。
康諾頓在考夫曼的支持下,确實抓住了幾個關鍵性的金融詐騙案,打算以此為突破點,加強對華爾街的監管。
然而,他們的工作始終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國會、法院、白宮….這些部門和團體總是以各種理由來推脫自己的責任。
于是,在2009年和2010年的每一個早晨,康諾頓都是帶着一肚子火氣去上班的。
他在心中不停地咒罵華爾街的銀行家、律師、會計師,也咒罵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儲備機構管理局(OTS)、貨币監理署(OCC)。
他為美國的中産階級而悲哀。因為那些年,“得益于”金融危機,這些中産階級辛辛苦苦奮鬥一生所獲得的養老金,都已經不知去向了。
但2009年過去,2010年到來,什麼都沒發生。
3月,考夫曼決定在參議院的議事廳做一次演講,康諾頓協助他完成了講稿。他們希望引起辯論,得到社會的關注。
演講的核心主旨是抑制華爾街和銀行的貪婪無度。
然而,考夫曼發表演講的當天,康諾頓看到的是空蕩蕩的議事廳。
台下空無一人,議長在主席的座位上看報紙、扣手機。講台後面甚至會有下一個演講者時不時地上來研究自己的演說内容。
攝像機也是事先設置好的,沒有人操作。
至于轉播出去會不會有人看,鬼才知道。
考夫曼幾乎是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廳裡大聲疾呼“要加強金融監管”。
後來,有部分報紙雜志開始引用考夫曼的演講内容,他的演講被關注的程度也越來越高。《時代》雜志還為考夫曼做了專訪。
但這沒有用。白宮和國會的大多數人仍然站在考夫曼的對立面,甚至奧巴馬總統也是。
白宮沒有關注加強金融監管的事情,而是關注伊拉克、經濟複蘇、中産階級問題。
其實都是轉移主要矛盾的一貫做法。
康諾頓越發感覺自己所謂的“從政夢想”進入了死胡同,當前的政治與他理想中的那種政治背道而馳。
康諾頓想為國家和人民(美國的中産階級)做點什麼,順便讓自己青史留名。但結果顯而易見:華盛頓已經被金錢的力量俘獲。他也被俘獲了。
金錢把一切崇高的理想和原則都腐化了。
2010年5月6日,是康諾頓在政府的第二次生命開始終結的那一天。
下午的早些時候,股市在八分鐘内突然暴跌七百點,然後逆轉翻盤。
片刻之間,近一萬億美元灰飛煙滅。又有無數股民和公司淪為炮灰。
考夫曼的演講中,早就提到過會有這麼一天。
于是,有一部分議員和官員開始站在考夫曼這邊,開始支持對金融業嚴加監管。
一時間,“良知”和“理智”似乎回歸了。可惜這隻是短暫的表象。
很快,上千名說客聚集國會山,遊說白宮官員和議員們,不要對銀行施加太嚴苛的監管。
除了磨嘴皮子之外,這些說客當然也在暗地裡給那些遊說目标們提供大把大把的鈔票。
兩個月後。7月21日,奧巴馬總統簽署《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
名義上是“改革”、是“保護消費者”,實際上,是對金融業和銀行業的再次妥協。
考夫曼一度認為這個法案太弱,不想支持它,但最終,他還是跟随他的政黨投了贊成票。
康諾頓累了,他肯定可以回到奎恩的遊說公司,但他不想變成自己可能讨厭的樣子。
相反,與考夫曼共度的歲月雖然艱難且充滿挫折,但卻讓他感到驕傲。
康諾頓快五十一歲,已經厭倦做其他人的二号人物。
他說:“拜登當副總統時,我厭倦了當一個騙子。我不在乎這意味着多少錢,不在乎有多少人想給我買杯酒喝,我偏偏不想這麼做。這就像是照鏡子一樣。”
他想得越多,就越明白: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離開華盛頓。
11月1日早上,康諾頓坐火車去了紐約。參加了一個主題是“金融危機和金融犯罪”的研讨會。與會的都是華爾街高管、監管人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律師。
會上,他沒有“按台詞發言”,而是揭露了華爾街與白宮的醜陋内幕。
他講得盡量禮貌,但卻道出了可憎的現實和可怕的内幕。
與會的人其實都明白。
研讨會結束後,康諾頓走出門,他知道:自己剛剛在美國金融的核心地帶自爆了。他将再也無法成為這個圈子的一員。
康諾頓的參議院工作于11月15日結束。他飛往哥斯達黎加,去自己的地産那裡,并立即來了一場八個小時的徒步鍛煉。
回到酒店房間,他打開淋浴,沒有脫衣服就走了進去。他站在水流下,讓它浸潤身體,直到他覺得自己幹淨了。
你近距離長期接觸他們之後,才知道這些人的虛僞遠遠蓋過了善良康諾頓最後去了美國南部的薩凡納,買了一棟19世紀的三層房子。
他與鄰居們相處融洽,每月在一起聚一次餐。
康諾頓每周在當地法律服務辦公室提供一次志願服務。
他收養了一隻疾病纏身的流浪犬,給它治病。它後來成了康諾頓身旁的穩定伴侶。
薩凡納
康諾頓不在關注華爾街的金融新聞,也對白宮的政治新聞不感興趣。
除了他以前在華盛頓最親密的朋友偶爾來探望他之外,他幾乎從其他人眼裡失蹤了。
他享受遠離塵世的生活,享受年輕時積累的财富,不必理會美國正步入長期衰退的事實。
時不時會有人向他發來試探:白宮有一個空缺,或是一份不錯的非營利工作。
每一次他都拒絕了。
在康諾頓的眼裡,華爾街、白宮,都跟當年那個拜登一樣:你遠離他們的時候,他們看起來是一群充滿英雄魅力的偶像;你近距離長期接觸他們之後,才知道這些人的虛僞遠遠蓋過了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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